邂逅陈伯琴
（自序）

若干年前的一天夜晚，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日早晨，我在上海城隍庙旧书市场，偶然淘到了一大包旧资料。回家之后赶紧打开翻阅，发现很多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了，有的还有水渍印迹，但总体来看，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辨。

初步研读这些资料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民国时期上海一家著名银行的某个职员遗留下来的个人档案，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有工作笔记，有个人日记，有公私往来信函，甚至还有不少黑白生活照片。他在这家银行的若干个异地分支机构工作过，对当地重要金融事件及风土人情几乎都有所记述……

我当时的第一判断即是：这些资料足够还原出一个民国银行职员的职业生涯，甚至还包括了其丰富的私人生活。

等到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录入这些珍贵的史料时，却突然发现，每页纸，包括所有照片，一下子全都变成了空白！

一惊之下，我突然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境实际折射了我一直以来对金融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

金融史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制度、机构、人物、市场，以及实际运作过程等，都是研究对象。以近代中国金融史而言，近些年来对上述研究对象进行的专门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不过，我一直认为，将金融史研究作若干个领域和部分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所有的金融事件，都发生在某个具体的时空，并且都不是孤立的。就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它有自己的组织架构，有自己的内部制度，有自己的管理层和职员；同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它必须受到政府及其监管机构的监管，并参与市场之中的合作与竞争，还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客户。

近代中国的本土商业银行，如果稍具规模，大多设有异地分支机构，有的重点在省内各地，有的则扩充到了省外，不少口岸城市已经成为银行布点的选择重点。比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等，遍布全国各地的机构众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以“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为例，这家银行1915年之后将总部设在上海，先后在杭州、汉口、郑州、天津、青岛、南京、北平、昆明、哈尔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本土商业银行，自然要研究银行总部，包括其从筹建到撤销的全过程，这是首脑和中枢机关，相当重要。同时，我也认为，要特别重视研究其异地分支机构。这是神经，是触角，是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异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才能全面准确理解总行的战略意图、决策效果、管理水平。而异地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又与当地政治、经济状况乃至风土人情，有着极大关联度。

因此，如果要深入研究浙江兴业银行，那么其设在各地的这些分支机构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在于，现存浙江兴业银行各地分支机构的相关资料，无论是报刊资料还是档案史料，大多由各地分支机构不同从业人员在不同时点分别撰写，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如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其内在逻辑性如何，则是很值得讨论的。

多年以前，我在政府机构工作时，每年都要参与对下级单位的年终考评。由于分支机构众多，分布在好几个省份，必然要组织抽调机关本部若干人组成若干小组，分赴各地实地考评。尽管可能事先设计了统一的考评标准，但实际操作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需要依靠考评者的主观判断；再加上不同考评组对考评标准理解程度不一，考评结果的可比性自然就成了问题。理论上讲，如果用同一个考评组去所有分支机构进行考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在于，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我想，今天我们对当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比较研究，可能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况。

从另一个方面说，金融史也应当是有血有肉的。如果仅有枯燥的制度文本、组织架构变迁，以及若干个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金融史研究的成果也就只能是干巴巴的“骨架子”。而且，金融史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生活史等而独立存在，研究一家银行的总行和若干家异地分支机构的真实状况，目的并非仅仅为研究这家银行，而是以这家银行为样本，呈现出金融史本身的丰富多样性。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既呈现出金融史本身的丰富多彩，又体现出金融史内在的逻辑性呢？

若干年前，我在浙江某地挂职时，分管过外汇管理工作，曾与多家外贸企业打过交道，并实地考察过一家珍珠项链的出口企业。我在该企业生产车间发现，大量的珍珠原料，是从外省产地以称重方式收购而来的，颗粒大小不一，表面坑坑洼洼，堆积在生产车间的一个个竹箩里，极不起眼。然而，经过挑选、打磨等多道工序，最后串线，就形成了一串串极为精美的珍珠项链，让人赞叹不已，此时的市场价格就很难说了。事实上，一颗颗的散珠，如果不用一根线串联起来，真正的价值是难以体现的。这根线本身可能很普通，但对项链的最终成形，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其又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我想，在金融史的研究过程中，是不是也能找到这样一条能够串联起各种“散珠”的线索呢？

有时，我甚至忽发奇想，自己能够成为这条线索该有多好。假如我能“穿越”到民国时代，成为某家商业银行的一个职员，可能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我可能在一家银行的总行任职，也可能在某个异地分支机构工作，如果能将自己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包括感受到的社会变迁，接触到的各色人等，应对处理的各种事件，等等，以我的视角观察并呈现出来，岂不是一部非常生动的另类民国金融史吗？然而，这毕竟只能是我的一种想象而已。

于是，我又想，能否有这样一个机缘，找到民国时期某家银行的一个职员，通过他的视角，帮助实现我的梦想呢？这个问题确实颇具挑战性，但我觉得很值得一试。

二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突破口。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汉语中有一个词“邂逅”，大致是不期而遇的意思。我与陈伯琴的相遇，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有预谋的邂逅。仅从字面理解，或许有点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

其实，我与陈伯琴也曾数次失之交臂。

差不多五六年前，我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整理和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其中第四辑是浙江兴业银行内刊《兴业邮乘》的分类辑录。这一辑篇幅不小，总字数达二百多万字，2017年初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辑收录了陈伯琴撰写的数篇连载性文稿。他的文稿以回忆性文字为主，也有部分业务研究性质的，记述生动，文笔细腻。但因我当时注意力集中于全书的编纂与出版，对陈伯琴并未给予特别关注。这大概算是第一次错过机会。

2017年初，我应邀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银行家大讲堂”作了一次专题讲座，题目为“民国时期的银行育人观及其历史启示”，参加对象包括了上海各家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合规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当时，拙作《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刚刚出版不久，这次讲座即以此为中心展开。在讲座的互动环节，有数位听众提问，对民国时期银行家的管理理念表示了相当兴趣。受此启发，我萌生了编写一套《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的想法。承蒙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厚爱，这套丛书第一辑共三种，赶在2017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与读者见面。我还应邀参加了在该书展上举行的新书发布会。其中的《民国银行家论业务经营》一书，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即是陈伯琴撰写的《青岛支行从筹备到开幕》。收入此书的每篇文稿，都需要为作者撰写“人物小传”，配上照片，还需要撰写一段“编后絮语”。尽管如此，由于当时赶稿很急，要处理的文稿也很多，并未对陈伯琴留下特别印象。这大概就是第二次与陈伯琴错过。

第三次也几乎与陈伯琴错过。2017年的某一个周六，我去上海市档案馆查档，偶然发现了某家银行一个信贷员的外出调查日记，时间跨度差不多有两个月。我粗粗一翻，兴奋异常。于是，花了不少时间复印，并花了更多时间，逐字逐句录入电脑，希望在此基础上找时间撰写一篇专文。当年夏天，我有机会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为期一周左右的脱产业务培训。按照过往习惯，这段时间的夜晚应该是写作效率较高的，我于是准备动手完成这篇稿件。然而，当我细细阅读了这些史料后，却有点失望了。这些日记是这位信贷员（当时称跑街）每天外出工作的过程记录。这当中，涉及的内容看似很广，实际大同小异。比如见了谁（某个公司经理或某个店主），谈了些什么（大多是商量开户或贷款），结果又如何（办成了或没办成）等。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首先是大背景不清楚，为什么需要去找这些客户，而不是别的客户？其次，涉及的几个行业经营情况如何，该行的信贷政策怎样？也不清楚。再次，这个信贷员本身是怎样的出身？其工作流程和规范又如何？也不清楚。如此这般，仅仅凭借这些流水账，我觉得自己很难写出一篇有深度的好文章，因此只能暂时放弃。

尽管如此，我却再次受到了启发：或许在现有史料，尤其在我过往亲自整理过的史料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供进一步挖掘的人物。我希望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人，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人，折射出这个人所在的银行，以及所处的那个时代。

三

我于是检索了自己之前整理和编写的史料目录，对这个名叫陈伯琴的作者有了新的认识。从他发表在浙江兴业银行内刊《兴业邮乘》上的数十篇文稿中，已经可以隐约窥见其在郑州、汉口、天津、青岛以及上海等地的工作片段。

那么，能否再进一步挖掘呢？为此，我又数次到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艰难的寻找，并陆续发现了一些相关档案，如陈伯琴的签名样本、行员记录等。这份行员记录很重要，提供了一些关键线索，比如他毕业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于是，我顺藤摸瓜，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找到了陈伯琴的部分学籍档案，并且还有陈伯琴毕业时的一张照片。接着，顺着陈伯琴学籍档案中的入学情况登记，我又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陈氏宗谱。

于是我的信心大增，我预感可能会有突破。此后的进展果然比较顺利，新的史料不断发现，陈伯琴职业生涯中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渐渐明确，陈伯琴的轮廓终于逐渐清晰起来。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在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我还陆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陈伯琴亲笔信函。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些冒险。这些史料写一篇文章可能绰绰有余，但要完成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却还差得很远。如果要记录一个银行职员的一生，最好能掌握其私人生活的相关史料，比如日记、家信等，而这方面则明显空缺。不过，我仍然认为，即便只能基本弄清楚陈伯琴的职业生涯，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问题又出来了，陈伯琴的职业生涯长达数十年，能保证不出现某个时间段的史料空档吗？

最终，我还是下了决心，无论如何得尝试一下。我想，如果能够建构起一个平面坐标，以一个银行职员二十多年成长历程作为横坐标（时间轴），以其在若干个城市分支机构的职务变迁为纵坐标（空间轴），两者在不同时空的交汇，便能形成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这些故事，均为陈伯琴个人所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有血有肉，必然也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性。如此，通过叙述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便可以折射出他所处的那家银行、那个行业乃至那个时代。这或许是一种创新？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类似的作品。我想，就权当是一次探险吧。

存有这一想法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多次往返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处，细心爬梳了浙江兴业银行等相关档案，并专程赴青岛、天津等地，实地踏勘了相关现场，希望能够补充更多的细节。应当说，努力的结果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欣慰；但即便如此，仅凭这些史料，还不足以完整建构起陈伯琴其人的全部人生场景。记载陈伯琴其人在不同阶段工作经历的史料，有的较为详细，有的极为简略，有的则几乎为空白；而关于陈伯琴个人生活的史料，更是相当缺乏。例如，陈伯琴本人的照片，迄今为止我只找到了几张陈伯琴在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习期间的留影。

从史料情况看，距离我最初的想法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也确实数次想放弃这一选题，但内心深处却又始终割舍不下，毕竟这一选题太具诱惑力了。不少朋友，包括不少目前在银行管理层任职的朋友，在得知我的这一想法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不少支持与鼓励。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也不想轻易放弃。我以为，如果我的这一研究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即便是提供一个供作批评的“靶子”，这个选题也是有必要的。另外，我也希望本书出版后，能有陈伯琴后人或其他知情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待本书修订时予以补充完善。

本书主人公陈伯琴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郑州、汉口、天津、青岛等五座城市工作，历任浙江兴业银行堆栈管理员、信贷员、分理处主任、支行行长、总行部门襄理、分行副行长等职位，几乎从事过银行所有业务种类，并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若干政治、金融、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是全国性的，如武汉封锁现金、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抗战全面爆发等；也有区域性的，如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天津金融统制等，都是近代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史事。

陈伯琴所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发表的文章以及散落在各家档案馆中的大量史料，折射出民国时期银行职业经理人成长的一般路径和历程，见证和反映了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百态。透过陈伯琴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非常丰富的细节再现，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真实“触感”。这些是现有制度文本和专题研究所难以呈现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所无法替代的。

在当今民国金融史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少数知名的银行家身上，毕竟他们在民国金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相对而言，这些银行家留下的史料更为系统，而且也容易收集。不过，我也认为，如果不了解大批中下层银行职员真实的生存状况，所谓的银行史乃至金融史的研究必然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民国时期不少知名的银行家，并非天生就是银行家，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经历了与陈伯琴类似的成长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伯琴作为一个研究样本，对于研究银行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价值。无法否认的是，搜寻民国时期银行中下层职员的史料相当困难，这或许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见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四

因为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所以无法也不可能进行虚构和演义；也正因为如此，主人公历经五个城市、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如果有一个城市或一个时段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这本书就可能无法最终完成。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次写作确实带有相当的冒险色彩。

这本书在开始写作之前，我仅仅只有一个非常初步的想法，根本无法预料最终有多少字，更谈不到事先的结构设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在做加法，凡是稍微沾上点边的史料，我都先收罗起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利用业余时间逐字逐句输入电脑。慢慢地，故事情节逐渐充实，人物形象逐渐丰满，结构也逐渐清晰。

本书起初书名《五城记：一个银行经理的工作记事（1921—1942）》，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时空概念。书稿送审过程中，我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将书名调整为《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1921—1942）》，并对已经成文的全书初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改，目的是希望以陈伯琴个人生活轨迹为线索，进一步聚焦于波诡云谲的民国金融史。我不想把本书写成年谱式的资料书，也不想写成纯学术性的研究报告，我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可读性较强并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微观民国金融史，我甚至把自己寻找史料包括踏访现场的部分过程和感受也写进了书里。需要指出的是，突出可读性，并非就忽略了严肃的史学专业要求。本书的所有史实，均有相关史料支撑，并且均标有史料具体出处。

这里想说一下我对史料解读的认识。怎样把握对原始史料的解读程度，恐怕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以为，近现代史的史料书写，与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与方式，其实相差并不太大，因此，完全应该相信读者的阅读能力；过多的诠释，其实未必能全面和准确反映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反而可能误导读者。我在编著《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时，即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与其抽象概括分析某个银行家的管理思想，倒不如向读者提供这位银行家的代表性文稿，让文稿本身说话。编者所做的，只是为读者阅读提供一些辅助而已。这次写作，我依然坚持了这一想法。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中的某些内容与银行工作并无直接关联，譬如当年天津、青岛等城市的风土人情就占了相当篇幅。如此安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内容完全是陈伯琴当时观察与思考的客观记录。为什么要选择记录这些内容，而不是其他内容，实际已经反映了陈伯琴彼时真实的立场和观点。更何况，对当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了解和关注，本身就是一个优秀银行经理职业素养的题中之义，不可或缺。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中的某些章节与全书其他部分的叙述风格差异较大，尤其是口语化色彩较浓。这其实也是我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保留陈伯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引用的档案史料，绝大部分为首次正式披露。对于浙江兴业银行业务活动中的一些重要史料，如制度、规定、报告、函件、表格等，我尽可能保留了其原始面貌，原文照录；如果不是篇幅的关系，我甚至还想保留更多。我想，无论对于专业史学研究者或银行实务工作者而言，这些史料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希望看到的是，展开这本书，一页一页往下翻，仿佛看到了陈伯琴，就像一个民国金融史的导游，牵领着读者，一路走，一路介绍；而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已。

五

那么，我对陈伯琴的这一研究，以及这些年来从事的民国金融史研究，对现实生活究竟又有何意义呢？

确实经常有朋友问我，在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究竟有哪些具体措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呢？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研究民国金融史，包括我研究陈伯琴，重点并非仅仅只是研究当年银行经营管理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具体举措。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或许更应当是当年采取这些具体举措的出发点和思路。

与民国时期的银行业相比，当代银行的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与当年相比，不少经营管理的举措在技术层面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银行作为经营货币并且与风险打交道的特殊企业，其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银行经营管理的一些基本规律，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同样也是无可置疑的。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管控，对于银行员工的职业操守，对于银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都仍然是当代银行业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

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与陈伯琴邂逅的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当代银行从业者与一位民国时期银行前辈的对话与交流。

我希望，本书能够为史学研究者，包括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等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样本。

我也希望，本书能够为银行从业者提供一个有启发的参照。

我更希望，本书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最后，我想套用一下民国时期银行同人之间常用的称谓，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伯琴兄！

刘　平

2019年7月于上海陆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