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纯真的年代》：一代知青命运的生动写照

——兼论知青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若干问题与策略

近年来，虽然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数量不断增长，但其中能真实、深刻地反映历史与现实，在艺术上有一定的创新与突破，并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教益的优秀作品并不多；不少剧作在题材、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往往大同小异，同质化创作现象十分严重；另有些剧作则过分注重娱乐性而忽视了对作品内涵的开掘，导致其内容单薄、思想苍白，成为“文化快餐”式作品，也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在数量众多的电视剧中也出现了一些在艺术上有一定特点且质量较好的成功之作，电视连续剧《纯真的年代》就是其中之一。

创作拍摄于2008年的电视连续剧《纯真的年代》，被冷藏了5年之后终于在2013年播映了，可以说实属不易。这部反思“文革”年代并赞颂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创作拍摄的作品，但由于部分剧情涉及一些较敏感的问题，以至于在拍成之后拖延了5年才播映，而且播映时还被删减了5集。尽管该剧正式播映时并没有受到评论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但其创作的意义和剧作的价值却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一）

众所周知，由于电视连续剧（特别是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艺术容量大，所以它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概括与反映就可以是多侧面的、全方位的；它能够把时代的变革与历史的发展过程浓缩在剧情的演绎和人物命运的描绘之中，从而赋予剧作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主旨，让观众随着故事情节的叙述而不断领悟融汇其中的主题内涵，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启迪和教益。《纯真的年代》在这方面提供了较成功的创作经验，这也是该剧一个较显著的特点。

该剧的剧情发展从1976年到2006年，时间跨度长达30年；它着重通过对厉家驹、段玲、区静、冼广伟、冼广雄、赵冀红、赖焕明等一批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命运起伏与情感纠葛的生动描写，概括反映了30年来时代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现实生活中一些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均有机融合在剧情里，其中包括了诸如“天安门广场事件”、“知青插队”、“逃港”、“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下海创业”、“全民经商”、“金融危机”、“食品安全”、“SARS爆发”、“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情节元素，并对此作了较好的艺术概括和一定程度的历史反思；由此既真实地表现了时代潮流裹挟中一代知青的命运波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创痛以及在不断变革发展中的前进步伐。它让那些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观众在重温和回味历史中有了新的感悟与认识，也让那些没有完全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观众在剧情演绎中对30年来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过程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总体上来看，该剧作对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作的艺术概括是较为真实而准确的，其思想主旨也是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逐步展开、不断深化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北京、广州和香港（部分剧情涉及东北和深圳），其中主要情节则是在广州展开的。由于毗邻香港的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发挥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所以以此作为剧情演绎的主要地点和背景，显然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和表达剧作的思想主旨。剧作以北京知青厉家驹的命运波折和人生追求为中心，以他和段玲、区静、冼广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为主线，辅之以其他一些人的命运起伏和感情矛盾，多线条展开了故事情节的叙述，从而使剧作内容较充实，涵盖了较丰富的社会内涵，充分体现了编导对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评价。

作为全剧中心人物的厉家驹，其坎坷多变的人生经历以及与段玲、区静和冼广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既体现了一系列社会历史的重要事件，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1976年，在东北插队的厉家驹因为回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而受到了通缉。他在逃往广州避难时结识了来自广州“吉祥里”里的知青冼广伟、阿静等人，此后便随他们来到号称“天堂围”的知青点插队务农。“天堂围”虽然紧挨着香港，但却贫困落后，生活很艰苦。尽管如此，厉家驹总算找到了一个“避风港”。然而，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国内外形势紧张，当局开始清查靠近边境的知青点，厉家驹的行踪也暴露了。于是，曾经“逃港”不成功的冼广伟便策划了再次渡海“逃港”。厉家驹、赖焕明偷渡成功后被港英当局关入“难民营”，溺水的区静被渔民救起后也送入了“难民营”，冼广伟则因掩护他们偷渡而被边防军抓获后送入采石场劳教。一心想留在香港的赖焕明靠出卖厉家驹的真实身份而获得港英当局批准留港；厉家驹却不愿被港英当局当枪使，他拒绝报纸采访，并提出自愿遣返的要求。区静因母亲在香港，她本可以留在香港发展，但也追随厉家驹返回内地，他们均被送入采石场劳教。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恢复了高考，厉家驹发愤图强、努力拼搏，因考试成绩突出而直接成为社科院的研究生。他毕业后在北京当了公务员，并与原来的女朋友、高干子女段玲结婚生子。后因不满体制内的人浮于事及与段玲性格上的矛盾，便毅然辞职南下深圳经商。在他资金困难时得到了创业成功的冼广伟帮助，遂和冼广伟一起到广州共同经营冼广伟的“伟业公司”。此时，区静也与冼广伟成家生子。段玲因去美国留学与厉家驹离婚，其孩子也由区静照看。但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厉家驹和冼广伟在经营思想、经营方式和股权分配方案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一心想把“伟业公司”办成自己家族公司的冼广伟，利用广州缝纫机厂股权转让事情控告厉家驹“伪造签名”和“非法占有公司财产”而将其送入监狱，两人多年的兄弟情谊也就此结束。出狱后的厉家驹带着儿子艰难谋生，他凭着自己的毅力和才智，从美华为贵公司的普通业务员进而到高科国际集团的项目经理和大中华区总经理，终于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冼广伟则因为其公司生产的“康美口服液”涉嫌造假，加之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最终公司破产倒闭，他也得了精神分裂症，重回“吉祥里”老屋。

然而，剧情随之又发生了新的转折：区静创办的农场和加工厂生产出的“阿静蜂蜜”，虽然走向市场后销路很好，不料很多人吃了以后却有中毒症状，随之产品被查封，她也被告上法庭。区静一方面承担了所有患者的医疗费和赔偿费，另一方面则不断调查产品出事的原因。她怀疑靠近加工厂的合成剂厂的排水有问题，而该厂属于高科国际集团。但厉家驹却认为该厂的排水经过严格检验，符合环保要求。此后，区静又发现了一个伪造“阿静蜂蜜”的制假窝点，在协助公安部门捣毁制假窝点时，冼广伟为掩护区静而受伤去世。但经过检验，伪造的“阿静蜂蜜”中并没有导致肾衰竭的毒素，原因仍未查清。随之而来的“非典”使厉家驹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他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终于查清了原因。原来高科国际集团用金钱收买了化验师，掩盖了合成剂厂的排水问题。就在集团任命厉家驹为执行董事兼亚太地区总裁时，他却毅然辞职，并和区静一起将高科国际集团告上法庭，使其为受害者支付了巨额赔偿金。

显然，该剧剧情对主要人物命运沉浮的描写，是与社会变革和现实生活中一系列重要事件与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由此既增强了剧作的纪实性和时代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社会和民众的变化过程，也让观众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生况味和历史沧桑。同时，该剧的情节内容和叙事方法也体现了创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正因为“艺术家首先是自己时代的人，是自己时代的悲喜剧的直接观看者和积极参加者”[70]，所以，他才能将时代的悲喜剧艺术化地概括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并由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可以说，《纯真的年代》的创作者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何谓情节？依据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说法，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71]。因此，如何通过故事情节的演绎来准确、生动地表现各类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个性特征，应该是叙事文学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精心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因为如此，对于电视剧的创作而言，故事情节是否精彩引人，人物性格是否鲜明突出，也是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当下，有些电视剧尽管在故事情节设计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力求使之生动有趣，从而能对观众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但是，却没有很好地把故事情节的演绎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有机结合起来，有些故事情节枝蔓和噱头太多，未能很好地为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现人物性格服务，因而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有时就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纯真的年代》作为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在故事情节展开和人物性格描写的关系处理上较为妥帖，较好地做到了情节乃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从而使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均具有较鲜明的个性特征，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在《纯真的年代》中，厉家驹、区静和冼广伟显然是编导重点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主要故事情节均围绕着他们的命运波折、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展开，并较好地采用了艺术对比的方法凸显各自的个性特征。厉家驹是一个有理想、有学识、有抱负的知青；其性格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细腻；他在日常生活中既讲义气，也重感情，性格较稳重而成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不断努力拼搏，在挫折中吸取教训，在社会熔炉里锻炼成长，最终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当事业和正义发生冲突时，他又毅然选择了后者，不惜放弃名誉、地位和金钱而维护正义。在感情和婚姻上，他舍弃了高干子女段玲而钟情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区静，他们在经历了各种风波后终于走在了一起。区静是一个善良、能干而坚强的女性，她因父亲的“特嫌”问题上不了大学，便在哥哥支持下开店当了个体户。她和冼广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却对厉家驹一往情深；在得知厉家驹成家后她才和洗广伟结婚。此后，虽然三人一起经营“伟业公司”，但在一些重要决策上，她总是支持厉家驹，因为她钦佩其学识、眼光和能力。当厉家驹被冼广伟诬陷而坐牢时，她痛恨冼广伟不讲情谊的背叛，遂离家分居，自己开了一家花店，此后又创办了农场和加工厂。当厉家驹事业有成并向她求婚时，冼广伟则因涉嫌造假而导致破产，并受到刺激而成为精神病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区静又回到冼广伟身边精心照料他，不离不弃，直至他遇难去世。冼广伟作为一名在下层社会成长起来的“广州仔”，其最初的性格较单纯而鲁莽，他待人热情，也讲义气，但遇事既容易冲动，也容易轻信别人，同时身上还有一股江湖气。在生活困难和艰苦创业时期，他和厉家驹情同手足、共同奋斗；但当“伟业公司”发展迅速，资产越来越多时，他的私心也越来越重；再加上他学识浅薄，缺少各种现代知识和管理理念，遂与厉家驹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他不顾兄弟情谊，诬告厉家驹并使之入狱，也导致区静离开了他，最终其事业和婚姻都失败了。剧作较细腻地描写了他们的性格发展、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的过程，并通过冼广伟的前后变化，表现了金钱和财富对人性的异化。

与此同时，该剧其他一些人物形象也各具特色，显示出一定的个性特征。例如，同为高干子女、同样生于军人家庭，段玲与赵冀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自以为是、高傲和会交际是她们的共性，但其生活道路及对人生的理想和态度则有所不同。段玲一方面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她可以舍弃丈夫和孩子去美国留学，虽然婚姻不幸，却最终事业有成；但另一方面，她又注重追逐名利地位，为此不惜替高科国际集团收买化验师，为掩盖企业环保问题而造假，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赵冀红在“天堂围”知青点时就当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粉碎“四人帮”后又参军当了护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不幸受伤，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她退役后下海经商，开了一家酒吧谋生。在金钱和利益的引诱腐蚀下，她不择手段牟利，既可以通过香港黑道从事走私买卖，也可以为了移民而同赖焕明假结婚。她看不起一直追求他的冼广雄，也瞧不起区静。在一次走私交易中，忠厚老实的冼广雄为掩护她而遇难，使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善良的区静之所作所为也使她看到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于是，她和区静逐渐成为好朋友，并帮助区静打官司。当两人因感染“SARS”病毒同住一间病房时，赵冀红临终前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番回顾，对以往的过错也作了真诚忏悔，并将其家里放有存折的抽屉钥匙交给区静，嘱托其将100多万元的存款作为“蜂蜜中毒事件”受害者的医疗费和赔偿金，从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至于剧中的赖焕明，则是编导作为反面人物形象来描绘的，尽管对其形象的刻画还较为表面化，但在“天堂围”的一群知青中也凸显了其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点。他为人自私而贪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满足自己私欲可以不择手段，告密、欺骗、敲诈等卑劣手法无所不用，成为一个社会上的无赖。他最后感染了“SARS”病毒，在惊慌恐惧中离世。俗话说“人生如戏”，每个人不仅在生活的大舞台上饰演着自己的角色，而且谢幕和告别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人生角色和不同的告别方式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同的启迪。

历史是无情的，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当年的知青有的前进，有的沉沦；有的成为社会栋梁，有的则被社会淘汰。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既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也是每个人的性格和追求所致。《纯真的年代》较生动地塑造了一批各具性格特色的知青人物形象，不仅使剧作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也为知青题材电视剧的人物画廊留下了若干颇具个性的典型形象。

（三）

新时期以来，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颇为兴盛，不仅数量多，而且也先后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好作品，由此形成了电视剧创作一种独特的题材领域和类型样式。2013年播映的知青题材电视连续剧，除了《纯真的年代》之外，尚有全方位表现知青生活的《知青》、表现男知青与农村女性共组家庭后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这些剧作在艺术上也各具特点，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在这种情况下，当下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若要有新的拓展和新的提高，则需要在艺术表现角度、叙事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对此，窃以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当下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原创性，努力凸显创作者的创新意识。与其他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一样，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要防止抄袭、模仿、跟风、翻拍等一些不良创作倾向的蔓延滋长。应该看到，创新是作品的灵魂，只有坚持原创性，才能使剧作具有较强的美学生命力和较高的艺术品位，也才能引起广大观众的观赏兴趣。例如，《纯真的年代》主要的探索与创新之处，就在于该剧作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几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一群知青的命运波折概括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改革发展，展示了历史前进的轨迹，让观众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对社会和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感悟。当然，艺术创新不仅应该表现在剧作的思想内容方面，也应该表现在类型样式、叙事技巧、美学风格等方面，如何使知青题材电视剧的类型风格更加丰富多样，叙事技巧更有新意，也是需要在创作实践中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无疑，原创性首先来源于创作者对剧作所表现的题材内容要有真切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努力表达自己对生活和历史的真知灼见与独特感悟；同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则要大胆探索、精益求精，要注意克服创作中的浮躁心态以及随意性、功利性等不良倾向。只有如此，才能在创作中凸显原创性，赋予作品新意和个性，并使之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

第二，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反思性。大凡表现知青生活、描写知青命运的作品，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其在“文革”动乱年代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波折。因此，创作者既要描写伤痕，也要进一步反思造成各种伤痕的社会历史原因。没有这样的反思，就会使剧作缺少内涵和深度。对于知青在那一年代的生活境遇，创作者应该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进行艺术概括，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表面化的艺术描写，要切实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对于有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在文艺作品中予以艺术表现。例如，《纯真的年代》涉及当年知青“逃港”的问题，创作者对此并没有回避或虚化，而是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中对此作了一定的艺术描写，使之成为剧情发展和人物命运变化的重要一环，从而不仅有效地增强了剧作的历史真实性，而且也增强了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性。

第三，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还要注重避免同质化，加强多元化。应该看到，随着知青题材电视剧的数量不断增多，其创作就需要力求避免同质化倾向，要进一步加强多元化的艺术探索。创作者要努力拓展艺术视野，不断寻找新的题材内容和表现角度。其创作既可以表现当年知青的生活境遇和命运波折，也可以描写当下一些老知青的生活状况与事业发展；既可以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各类知青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境遇和理想追求，也可以通过一个家庭或一个知青的命运变化来折射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其样式既可以是正剧，也可以是悲剧或喜剧。显然，只有在多元化的艺术探索中，才能出现一些独具特点并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也才能不断提高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质量。

总之，2013年播映的《纯真的年代》等电视剧为当下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这是值得珍惜并应该予以推广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随着对知青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理应在现有基础上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理应出现一些史诗性的、高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对此，我们期待着。

（此文原载《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201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