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中韩合拍片：在多元合作中共同拓展
近年来，各类合拍片在华语电影的创作生产中数量日益增多，已成为电影市场上的主流形态。其中中韩合拍片[120]异军突起，不仅影片数量逐步增多，而且题材、类型、样式和风格也日益多样化；有的影片还产生了较大影响，既有较高的票房收入，也获得了各方面的良好评价。因此，中韩合拍片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重要创作生产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中韩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跨越式的发展紧密相关的。2013年6月27日至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了中国；2014年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访问了韩国；随着两国元首的互访，两国正式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协议。其中于2014年7月3日正式签订的《中韩电影合拍协议》规定：从即日起中韩合作拍摄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将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进口片条件的限制等。显然，这一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中韩合拍片的快速发展，不仅会促使更多影片问世，而且也会促进两国电影产业的持续拓展，使中韩两国在电影领域里的合作更加广泛而多元。
由于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这一电影市场还在不断扩容；同时，韩国则拥有亚洲水准最高的电影制作技术，两国的电影艺术也各有特点和长处，所以中韩合作拍摄影片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当下，中韩合拍片的创作生产应该在总结此前合作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多元合作与优势互补，更好地达到提高质量、共同拓展之目的。
（一）
应该看到，中韩合拍片的起始与发展，是与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进行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分不开的。自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便日益频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秉天时、得地利、应人和，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照顾对方舒适度，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121]2013年，两国成立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人文领域的官方交流与合作机制。2014年7月初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期间，两国又同意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由此使中韩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具体到电影文化领域，也非常有力地促进了中韩合拍片创作生产的持续发展。
由于电影是文化的载体，所以从文化构成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中韩合作拍摄影片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因为中韩两国是近邻，又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不但“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都较为熟悉，而且电影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也有较大的相似性，这样就为两国合作拍摄影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由于近年来以韩国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韩国通俗文化在中国颇具影响，所以中韩合拍片借此进一步扩大影响，不断拓展电影市场也是切实可行的。
由于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电影管理、电影审查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中韩合拍片首先是从创作者、制片人和投资方较易达成共识的历史题材之古装片开始的，并在这一题材领域里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新世纪初，韩国导演金荣俊执导的古装武侠片《飞天舞》（2000）就由中国上海电影集团与韩方进行了合作拍摄，该片由韩国演员金喜善、申贤俊和中国演员王亚楠主演，曾参加过故事片《倩女幽魂》（1986）和《笑傲江湖》系列影片之《东方不败风云再起》（1993）等拍摄的中国香港马玉成武术队的原班人马也参与了该片的拍摄工作，这是中韩两国建交后第一部由中国内地、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电影工作者联合摄制的故事片。影片《飞天舞》是根据韩国金惠邻的同名畅销漫画改编的一部武侠片，叙述了中国元朝乱世年间，湖北刘家庄高丽族后代刘珍河在不知道自己身世的情况下偶然邂逅了蒙古将军探鲁加的女儿雪莉，两人由互生好感到成为一对恋人，并在此后的岁月里经历了一场缠绵悱恻、坎坷多变而又情仇交织的悲剧恋情故事。由于影片故事情节较曲折感人，人物性格较鲜明，几位主要演员对人物情感的演绎也较准确生动，所以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金喜善、申贤俊等韩国影星也因此被中国观众所熟悉，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
与此同时，中国演员章子怡和于荣光也参加了中韩合拍的古装武侠片《武士》（2001）的拍摄，章子怡在影片里饰演中国公主芙蓉，于荣光则饰演蒙古拉哈木将军，韩国演员朱镇模饰演高丽国的龙虎将军崔祯，安圣基饰演州镇兵系统的长官大政，郑雨盛则饰演获得自由身的奴隶英率，该片由韩国导演金成洙执导。影片主要描写元末明初在中国朝代更替之际，高丽国使团在龙虎将军崔祯和州镇兵系统长官大政的护送下出使明朝，不料却被朱元璋下令羁押后发配大漠。使团一行在沙漠遭遇蒙古骑兵袭击，虽因押送者被杀而获得了自由，但大使和副使均遇难身亡。他们在返回高丽的途中偶遇被蒙古拉哈木将军捉获的明朝公主芙蓉，崔祯决定救出公主以便到南京觐见朝廷，完成使团的任务。于是，围绕着救公主演绎了一场残酷的生死之战，也描写了一段跨国恋情。影片在沙漠中的战斗场面拍摄得真实而颇有气势，对战乱中的人性刻画也有一定的特色。作为一部耗资70亿韩币的古装片，这是当年韩国投资最高的跨国影片，也是韩国电影人首次选用中国演员来饰演影片主角的一部故事片。
可以说，上述两部影片的成功合作不仅为中韩合拍片的创作拍摄开了一个好头，而且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自此以后，中韩电影创作便开始了日益频繁的合作，这种合作最初主要表现在双方根据影片题材内容、类型样式和角色塑造的需要，互相邀请对方的演员、导演等创作人员参与影片的拍摄。因为这样既有益于影片思想内容的表达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益于电影市场的开拓。由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古装大片的创作拍摄较兴盛，而此类影片不仅投资高、场面大，而且也需要选用一些跨国大明星来饰演相关角色，以利于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好地开拓电影市场和回收资金，因此，不少古装大片的制片人和导演往往根据影片角色塑造的需要，邀请了一些韩国明星参与影片的拍摄。这些韩国演员与中国导演、演员精诚合作，较成功地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从而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和艺术魅力。
例如，韩国演员张东健就应邀参演了由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古装魔幻大片《无极》（2005），他在影片中饰演一个名叫昆仑的身份卑微的奴隶。2004年张东健因主演了韩国导演姜帝圭执导的战争片《太极旗飘扬》而获得第二十五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男主角奖，因此在中韩两国影迷中人气很旺，陈凯歌邀请他与张柏芝、谢霆锋来主演投资3000万美元的影片《无极》，除了看重他的演技之外，当然也看重他在电影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张东健在影片里饰演的奴隶昆仑深爱着王妃倾城，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他接近光速的奔跑，打破了加在倾城身上的命运锁链，让她返回人生的起点，获得了重新选择的权利。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张东健不仅非常用功地学习汉语，而且也表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剧组人员的好评。尽管该片问世以后毁誉参半，但张东健饰演的昆仑形象却成为影片的一个亮点。
如果说《无极》（2005）的叙事还较为晦涩，不少观众对影片的主旨和编导的创作意图不太明了的话；那么由中国香港演员成龙、梁家辉，韩国演员金喜善，印度演员玛丽卡和中国内地演员邵兵、于荣光、孙周等联合演绎的故事片《神话》（2005），则叙事内容清楚、人物性格较鲜明，故事情节也颇为感人。这部由中国香港导演唐季礼执导的影片是一部今古交错的神话爱情片，投资1.6亿港币；同时，该片也是成龙第一次主演的古装大片，他一人饰演了两个角色——考古学家杰克（Jack）和秦国大将蒙毅，在今古穿越中较好地表达了人物的复杂情感。影片描写秦国大将军蒙毅受秦始皇之命负责护送朝鲜公主玉漱入秦为妃，不料路上遭到了宰相赵高暗中指使的叛军伏击，蒙毅拼命保护玉漱公主，最后他们随战车一起堕入万丈瀑布。而同一个梦境也缠绕着考古学家杰克多年，梦中那位美丽动人的玉漱公主使他难以忘怀，并令他对秦朝古物着迷，持续进行着考古探寻，最终揭开了一个隐藏千年的秘密。影片的故事较生动，不仅古代的传奇神话颇有吸引力，而且现代生活的描写也很有想象力，古今情节的结合较为融洽，镜头组接也很流畅。韩国演员金喜善饰演的美丽、善良的朝鲜公主，对爱情十分执着忠诚，通过她对蒙毅的深厚感情，生动地诠释了对爱情的坚守之主旨。
又如，由中国香港导演张之亮执导的古装战争片《墨攻》（2006），也是一部由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的电影机构联合投资过亿元的大片，张之亮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进行策划筹备。因为影片投资大，所以对于如何通过市场收回投资，导演有较大压力。为了很好地拓展亚洲电影市场，张之亮在演员的选择上既考虑到其是否适合角色塑造，又兼顾其是否在电影市场上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为此，他邀请了中国香港演员刘德华、中国台湾演员吴奇隆、中国内地演员范冰冰和王志文，以及韩国演员安圣基等分别饰演主要角色，力图通过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明星之表演，一方面很好地演绎剧情，另一方面也能顺利收回投资。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群雄争霸时期，赵国为吞并燕国，决定先拿下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于是人口只有四千余人的梁城被赵国的十万大军包围。梁王在危难时向以守城著称的墨家祈求支援，但前来应战的只有墨者革离孤身一人。革离率兵出奇制胜，以智慧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在赵王传令撤军时，赵国大将巷淹中却率领两千精兵继续作战。梁王得知城外只剩少数赵军时，自以为能轻易应对，便急忙把革离赶走。巷淹中率赵军很快攻陷了梁城，他虽然没有捉到革离，却相信革离不会离弃梁城，于是便以城民作为人质逼革离现身，两人再次交手。刘德华饰演的革离与安圣基饰演的巷淹中在影片里的表演可谓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影片既有气势磅礴的古战场的战斗场面，也有斗智斗勇的人物刻画；导演注重通过朴素、写实的艺术风格来表现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
再如，由中国香港导演吴宇森监制、中国台湾导演苏照彬编导的《剑雨》（2010）是又一部古装武侠大片，该片汇聚了中国内地演员王学圻、江一燕，出生于马来西亚并曾当选为马来西亚小姐的华人演员杨紫琼，中国台湾演员林熙蕾、徐熙媛、戴立忍，中国香港演员余文乐、鲍起静，以及韩国演员郑雨盛等，可谓明星云集，星光灿烂。影片叙述了一个江湖传奇故事，兼具武侠与爱情元素，有较强的观赏性。其故事围绕着天竺高僧罗摩祖师遗体中隐藏的武功秘笈展开，相传谁只要得到秘笈，便可练就绝世神功而称霸武林。江湖暗杀组织“黑石”内一位名叫“细雨”的高手在一次暗杀忠良得到遗体后，便通过易容成为以卖布为生的民女曾静。退隐江湖的她在媒人撮合下与在城里担任驿站马夫的江阿生结为夫妻，但她发现江阿生也隐瞒着秘密。最后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自己当年刺杀的张人凤，其整容后以驿站马夫的身份谋生，貌似老实木讷，实则心怀复仇大计。江阿生与曾静日久生情，他在爱恨交织中与曾静联手对付“黑石”的众多杀手。影片将江湖奇术融于剑术武功之中，有效地增强了观赏性；同时，摄影、动作等方面都较精致；众演员实力均衡，其表演也各有特色和亮点，特别是杨紫琼饰演的曾静和郑雨盛饰演的江阿生，不论是日常生活戏的表演，还是武打部分的表演，都配合较默契，从而较好地塑造了这两个人物形象，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另外，由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古装武侠大片《七剑》（2005）也是由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电影机构共同投资制作的一部故事片，中国内地演员孙红雷、张静初、陆毅和中国香港演员甄子丹、黎明、杨采妮，以及韩国演员金素妍等分别在影片里饰演了主要角色。该片根据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改编，叙述了一个民间武侠反抗朝廷暴政的故事：满清入关后颁布了“禁武令”，并派明朝降清的武林高手风火连城剿杀各地违令的武林人士，位于西北边陲的武庄便成为重要目标。武庄是反清组织天地会分舵人马所在地，侠医傅青主为解武庄之危而急上天山求助。隐居天山并擅长铸剑的晦明大师答应鼎力相助，并把毕生修炼成的七把宝剑分赠七位弟子，于是便展开了“七剑下天山”的武林传奇。由于影片注重描写乱世中人性的复杂性，故而除了善恶较量和武功展示之外，还有多条爱情线索，其中之一就涉及甄子丹饰演的“七剑”大师兄楚昭南、孙红雷饰演的风火连城和金素妍饰演的风火连城的奴隶绿珠之间的情爱关系。同为高丽人的楚昭南和绿珠一见钟情，但楚昭南在偷袭天门屯时中了风火连城的埋伏，在搏斗中失手将绿珠刺死；绿珠虽然爱着楚昭南，却因受到风火连城的恩宠，所以内心深处对风火连城仍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这条爱情线既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韩国文化元素，也表现了人物情感的复杂纠结，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后，徐克执导的另一部古装大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的视觉特效也邀请了韩国特效团队参与制作，获得了良好效果。
除了上述古装大片外，现代战争片也是两国电影工作者注重合作拍摄的一种影片类型。其中既有中国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集结号》（2007），也有韩国导演姜帝圭编导的影片《登陆之日》（2011）；双方既有特效技术上的合作，也有演员表演方面的合作。
可以说，中韩两国电影在技术方面的深层次合作是从中国导演冯小刚执导的《集结号》（2007）开始的。该片作为一部战争片，因前半部分有激烈的战斗场面之展示，故而需要通过高质量的电影特技来营造逼真可信而具有视听震撼力的大场面。由于美国好莱坞的特效团队收费很高，而曾到好莱坞学习过制作技术的韩国特效团队之技术水平并不比好莱坞的特效团队差，但其收费却较低。为了节约拍摄成本，投资制片方和导演遂决定启用韩国特效团队来打造战争场面。韩国特效团队很好地完成了特效制作任务，不仅使影片的战斗场面逼真而震撼，而且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艺术魅力。此后冯小刚执导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2010）的特效，也是请韩国特效团队承担的。还有一些中国故事片在需要电影特技时，也往往聘请韩国的特效团队来参与摄制。因为韩国特效团队不仅收费较低，而且其工作态度也非常敬业，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颇受中国电影摄制组的肯定与欢迎。
至于姜帝圭编导的《登陆之日》（2011），则是由韩国演员张东健、日本演员小田切让和中国演员范冰冰等联合主演的一部战争片。影片着重讲述了在战争背景下张东健饰演的朝鲜青年金俊植和小田切让饰演的日本青年长谷川辰雄之间的复杂纠葛和独特关系：喜欢跑步的金俊植和曾随着父亲移居朝鲜的长谷川辰雄，曾作为马拉松对手在奥运会马拉松选拔赛上有过激烈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两人分别从军，在战争中经历了坎坷遭遇，并逐步成为朋友。范冰冰饰演的中国抗联队员席拉，因战争而家破人亡，她在袭击日本守备队时被俘，被朝鲜籍士兵救出，后在用步枪击落飞机时不幸牺牲。这一人物虽然不是主角，但也增添了影片的中国元素和女性形象，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并引起中国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关注，故而也是一种较好的创作策略。
（二）
中韩合拍片除了在古装片和战争片的创作方面有所建树外，在现实题材领域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爱情片、警匪片等类型电影创作方面。因为这些类型电影既有较好的电影市场，容易受到观众欢迎；又可以回避两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免触及现实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使合作双方因此而难以达成共识。
就爱情片的创作拍摄而言，以跨国恋情和婚姻为题材的影片较多，且产生的影响也较大。爱情和婚姻是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正是通过若干爱情片的创作拍摄，中韩两国一些普通民众因各种原因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关系，及其在恋爱和婚姻中的复杂情感，乃至创作者的爱情观念，都在银幕上得到了较真实、生动的艺术表现。
例如，由中国香港演员张柏芝和韩国演员崔岷植主演的韩国爱情片《白兰》（2001）曾获得好评。这部由韩国导演宋海成执导的影片，叙述了一个漂泊在韩国的中国打工妹白兰与一个无所事事的韩国中年混混李江齐为生活所迫假结婚而最后又产生了真感情的故事。张柏芝饰演的年轻女性白兰因母亲逝世而到韩国仁川投奔姨妈，不料其姨妈已移民加拿大，为此她陷入了困境。当她积蓄用完时，只好与崔岷植饰演的陌生人李江齐假结婚以获取居留权。她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李江齐，身边只有他的一张照片。她打工的大部分收入要留作签证费用，除了生活困窘孤单外，还要忍受周围人的调侃和奚落。而唯一能给她安慰的就是那张“丈夫”的照片，尤其是当她患病后，这张照片便成为她倾诉的对象。李江齐在没有读到白兰的书信之前，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生活中还会有爱情，因为生活窘困和人情冷暖早已让他忘记了爱情。白兰病逝后成了李江齐最重要的回忆，他一面忙着认尸和办理各种手续，一面回忆着白兰书信里的每一句话，爱情在不知不觉中温暖了他的心，让他在感动和悔恨中深感惋惜。影片的构思较新颖，两位演员的表演也真切感人。特别是崔岷植的生活化表演，较深入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又如，擅长拍摄浪漫爱情片的韩国导演许秦豪，曾以《八月照相馆》（1998）、《春逝》（2001）等爱情片享誉影坛，其中后者属于韩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电影机构合作投资拍摄的影片。此后，许秦豪执导的《好雨时节》（2010）也是一部中韩合作拍摄的浪漫爱情片，由中国演员高圆圆和韩国演员郑雨盛主演。影片叙述了一个跨国恋情故事：高圆圆饰演的导游MAY在成都的杜甫草堂巧遇了郑雨盛饰演的韩国游客东河，他俩原是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于是，两人在回叙往事中找寻恋情，并在频繁的接触中深化了感情。该片延续了许秦豪电影画面唯美、色彩柔和、情感细腻的美学风格，较好地体现了东方美学意蕴。同时要提到的还有许秦豪参与拍摄的另一部故事片《成都，我爱你》（2009），该片由中国内地导演崔健、中国香港导演陈果和许秦豪联合执导，每人以成都为主题拍摄一个30分钟的短片，分别表现“亲情”、“爱情”和“友情”，最后组合成一部集锦式故事片。许秦豪拍摄的短片着重表现“爱情”，其内容是从《好雨时节》中拆分出来的，仍由高圆圆和郑雨盛联袂演绎一段跨国恋情。在此之后，许秦豪又执导了另一部爱情伦理片《危险关系》（2012），该片改编自法国著名小说，由中国内地演员章子怡、中国香港演员张柏芝和韩国演员张东健联合主演。影片将时代背景放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张东健饰演的花花公子谢易梵为能再次获得张柏芝饰演的初恋情人、沪东银行董事长莫婕妤的爱情，便与之打赌：若谢易梵能赢得章子怡饰演的朴素纯情的寡妇杜芬玉，莫婕妤就把自己送给他；若谢易梵无法占有杜芬玉，便将松江口的地皮送给莫婕妤。于是，三人之间演绎了一场阴谋和真情交织在一起的性与爱的赌博游戏。影片对上流社会的无聊和欲望掩盖下的复杂人性进行了探究与针砭，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了爱情的本质。影片叙事结构较严谨，场面较豪华，制作较考究，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也各具特色。
再如，韩国导演金泰勇执导的爱情片《晚秋》（2010）改编自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影片，以前韩国和日本曾多次翻拍过此片，这次拍摄的影片已是其第四个版本，由中国演员汤唯和韩国演员玄彬主演。金泰勇在改编翻拍时把故事背景搬到了美国的西雅图，汤唯饰演的女犯人陈安娜在假释期前往参加母亲葬礼的途中遇到了玄彬饰演的“勋”，两人由此产生了一段爱情故事。女主角陈安娜外表沉默而忧郁，内心却痛苦而大胆；曾因爱情受到伤害的她，内心则渴望着真正的爱情；“勋”虽然在情场上善于逢场作戏，但却被安娜独特的冷艳气质所吸引，在短短几天内爱上了她。影片结尾时，刑满出狱的陈安娜来到当年两人约定见面的餐馆等候“勋”，但因涉嫌谋杀罪的“勋”并没有出现，开放式的结尾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影片对两人微妙的情感变化描写细致，较好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汤唯因出演李安执导的故事片《色戒》（2007）而在韩国拥有很高人气，她在《晚秋》里又很好地塑造了陈安娜这样一个情感丰富而性格独特的角色，进一步扩大了她在韩国影迷中的良好印象。玄彬的表演也可圈可点，较好地表现了人物浪荡、洒脱的个性特点。
当然，除了表现跨国恋情的爱情片之外，还有一些着重描写中国男女青年爱情故事的合拍片，其中值得推荐的一部爱情片是由中韩两国电影机构联合投资制作，韩国导演吴基焕执导，并由中国大陆演员白百何和台湾演员彭于晏、吴佩慈等主演的小成本故事片《分手合约》（2013），该片当年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获得了1.92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韩合拍片的票房纪录。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为了爱情而牺牲和奉献的故事，由白百何饰演的餐具设计师何俏俏和由彭于晏饰演的主厨李行原本是一对恋人，当何俏俏发现自己患了癌症后，为了不让李行分担自己的痛苦便提出了分手；不知情的李行与之达成了一份分手合约，约定5年以后再决定是否复合结婚。5年里，何俏俏一边治病一边关注着李行的事业发展；而李行为了重新赢得何俏俏的爱情则在事业上努力拼搏，最终当上了主厨。5年后，李行通过假结婚来试探何俏俏，当两人终于冰释前嫌准备复合结婚时，何俏俏病情复发并已进入晚期。李行了解真情后仍坚持与之结婚，并陪伴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影片以韩式风格的爱情悲剧故事诠释了爱情的真谛，让观众在感动中获得了启迪。该片虽然与此前吴基焕执导的韩国爱情片《礼物》（2001）在情节和风格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因吴基焕在创作拍摄《分手合约》前曾看过白百何主演的中国爱情片《失恋33天》（2011）和彭于晏主演的大陆与台湾合拍的爱情片《LOVE》（2012），所以《分手合约》是他为两位主演量身定制的一部爱情片，既凸显了较多的中国文化元素，也适合两位主演的表演艺术风格。
另外，由中韩两国电影机构联合投资拍摄，由中国大陆导演金依萌编导，由中国大陆演员章子怡、范冰冰、姚晨，中国台湾演员何润东、林心如和韩国演员苏志燮联合主演的爱情片《非常完美》（2009），以及由韩国导演金世勋编导，由中国大陆演员陆毅、景甜和中国台湾童星迷你彬联合主演的爱情片《新妈妈再爱我一次》（2012）也各具特色。前者以喜剧的叙事方式演绎了一段“夺情大战”；后者则类似美国好莱坞爱情片《人鬼情未了》（1990），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夫妻之爱和母子之爱，真挚深切的情感描述令人感动。
除了上述一些合作拍摄的爱情片之外，还有几部合拍片则是在警匪片的类型模式里设置了表现爱情的情节线索和元素，由此不仅丰富了影片的故事内容，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可以通过爱情悲剧来感染和打动观众，由此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观赏性。
例如，韩国演员宋承宪就参演了中国香港警匪动作片《夕阳天使》（2002）的拍摄。此前，宋承宪主演的韩国电视剧《蓝色生死恋》（2000）曾风靡一时，是该年度韩国电视剧的收视冠军；而宋承宪也凭借该剧的演出获得了KBS演技大赏新人奖和最佳人气奖。翌年，他获得香港导演元奎的赏识，邀请他与中国内地演员赵薇、香港演员莫文蔚、台湾演员舒淇和日本演员仓田保昭联合拍摄警匪动作片《夕阳天使》，这样的明星阵容，显然考虑到影片电影市场的拓展，至少对亚洲各国观众有明显的市场号召力。该片类似好莱坞动作片《霹雳娇娃》（2000），也是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进军亚洲后首次投资拍摄的一部故事片。在这部以三个女性为主角的动作片里，宋承宪饰演的天恩与舒淇饰演的陈爱琳之间的爱情戏则颇具浪漫色彩，两人在拍摄时虽然言语不通，但凭借眼神的交流和娴熟的演技，仍然配合默契，为影片增添了一抹亮色。
再如，韩国警匪爱情片《雏菊》（2006）聘请了中国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中国香港编剧庄文强也参与了编剧工作，该片由韩国演员全智贤、郑雨盛和李成宰联袂主演。由于刘伟强此前执导的香港警匪片《无间道》（2002）及其续集曾产生了很大影响，属于那种“叫好又叫座”的故事片，因而韩国影视机构聘请他执导《雏菊》这样一部警匪加爱情模式的故事片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一部“港式动作加韩式浪漫”的影片，其故事背景被放置在风景如画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着重描述了郑雨盛饰演的杀手朴义和李成宰饰演的国际刑警郑宇同时爱上了全智贤饰演的街头画家金慧英，由此在警与匪的生死较量中展开了一场复杂的爱情纠葛，在血腥争斗中又夹杂着温馨和浪漫。由于导演刘伟强在这部影片的创作摄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所以影片具有较浓厚的“港味”，正如刘伟强所说：“《雏菊》表面是一部韩国片，因为是韩国的剧本、演员，甚至是投资，但其实内在是一部港片。因为是我拍的电影，而且大部分都是香港的班底。”[122]该片在韩国和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的票房都不错。
除此之外，一些新的类型片也在中韩合拍片中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电影市场上受到欢迎与好评。例如，励志体育片《大明猩》（2013）就十分引人注目。该片是中国华谊兄弟公司与韩国SHOWBOX联手投资合拍，并由中国演员徐娇、韩国演员成东镒等主演的一部故事片，它改编自韩国漫画家许英万著名漫画作品，讲述了中国容华杂技团的女孩赵薇薇为替团长爷爷偿还巨债以拯救杂技团，接受了韩国金牌经理人成忠秀的邀请，与团里擅长打棒球的猩猩灵灵（Mr.GO）远赴韩国加入职业棒球联赛，并历经曲折成为超级明星的故事。该片虽然是一部中韩合拍片，但韩国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电影特效技术和3D效果，影片里那两个逼真生动的大猩猩灵灵（MR.GO）和雷霆（杰罗斯）无疑是最吸引观众的主角。显然，由韩国特效公司制作的这两个猩猩可以与好莱坞影片《金刚》（2005）和《猩球崛起》（2011）中的大猩猩相媲美，它们是韩国特效团队在技术上努力攻关的结果，不仅外形逼真，而且举手投足的各种动作，乃至拍胸脯、剥香蕉、吃东西、投掷棒球和打架时的多种表情，均生动丰富、活灵活现。同时，影片对灵灵（Mr.GO）和薇薇之间深厚感情的细致描写，也产生了打动人心的感染力。影片视觉影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体育比赛的大场面气势宏大，而一些细节描写则十分讲究。影片高水准的特效充分显示了韩国电影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的出色水平，中国电影制作技术在这方面应该奋起直追。该片在中国内地的总票房为1.12亿元人民币，在韩国的观影人数累计超过了135万，在亚洲其他国家上映时票房收入也很好，由此可见该片是颇受观众欢迎的。
与此同时，中韩合拍片在惊悚恐怖片这一类型样式的创作方面也有了新的开拓。韩国导演安兵基因执导韩国惊悚恐怖片《笔仙》（2004）等享誉影坛，他因此应邀来中国执导了同名影片《笔仙》（2012），虽然也是惊悚恐怖片，但内容与韩国同名影片则完全不一样，该片由中国演员梅婷、郭京飞、吴超主演，讲述了作家小艾因担心出狱的前夫要夺去7岁的心爱儿子，遂带着儿子到好友的乡间别墅躲避，于是发生了一系列灵异惊悚事件。此后，安兵基又相继执导了《笔仙2》（2013）和《笔仙3》（2014），均延续了惊悚恐怖片的类型样式，两部影片都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投资拍摄。前者讲述了7位大学生在大学校园时期和毕业离校后发生的复杂故事，围绕着小艾跳楼死亡而引发了一系列奇怪而惊悚的事件。影片叙事节奏紧凑，结构较巧妙，其内容包含了友情、爱情、事业、欲望等各种元素，在多元交织中演绎了一个残酷的青春故事，让观众在惊悚恐怖中也有忧伤和思考。该片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好评，韩国演员朴韩星饰演的主角宋倩的银幕形象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后者则由中国演员江一燕、焦俊艳等主演。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上海郊区的一幢别墅里，叙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自我救赎过程，在惊悚的回叙中再现了她被人性侵怀孕和失去孩子、亲人以及因此患上精神病的痛苦经历。尽管有些情节和细节还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影片的类型特点和艺术效果较好。由于这几部惊悚恐怖片均以中国内地作为主要的发行放映市场，故而较好地扩大了该类型片在中国影坛和观众中的影响，有助于推动中国惊悚恐怖片的创作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韩合拍片无论在历史题材的古装片和战争片创作方面，还是在现实题材的多种类型片创作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在电影特效技术的合作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这就为进一步促进中韩合拍片创作生产的持续发展与电影技术、电影产业、电影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
无疑，从总体上来看，中韩合拍片的发展前景是广阔而良好的，窃以为，只要中韩两国电影工作者精诚合作、取长补短、携手共进，中韩合拍片的创作生产一定会有更快的拓展，其艺术水平和技术质量也一定会有更大的提高。具体而言，其创作生产应进一步关注和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韩合拍片的创作拍摄在题材、类型、样式和风格等方面应该更加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观众之娱乐审美需要。由于中韩合拍片的市场目标首先是占据中韩两国的电影市场，其次才是开发亚洲电影市场及其他域外电影市场，所以其创作拍摄的影片要注重强化中韩两国的文化元素，并开掘出一定的文化内涵，以此吸引中韩两国的电影观众及其他区域的电影观众，不断拓展电影市场。由于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所以不少古代和现代的题材都可以合作拍摄，选材的范围是宽广的；同时，根据各种题材的特点和需要，影片的类型、样式和风格也可以更加多元化，创作中要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影片既要有生动感人的故事作为基础，让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区域的观众都能在赏心悦目的审美观赏中接受其主旨；又要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让观众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启迪。面对强势的美国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韩合拍片的创作生产不能亦步亦趋、因袭模仿；只有坚持艺术创新，坚持凸显本土文化元素和美学风格，坚持自己的创作生产策略，才有可能在激烈竞争中保持较大的市场份额，并在现有基础上有新的拓展。正如韩国导演韩在林所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拍那些美国人拍不出来的东西，比如那种深刻反映中国人和韩国人现实生活的电影，毕竟中韩两国观众还是有相近的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有可能引起共鸣。”[123]此言甚是。
同时，中韩两国电影工作者在合作拍摄的过程中既可以调动各自的资源优势和擅长的艺术技术手段，也可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合力，使影片无论在艺术水平和技术质量上，还是在营销发行和市场拓展等方面，都更加完善。从以往中韩合拍片的创作拍摄状况来说，以商业片（类型片）为主，也有少量凸显编导创作追求和创作个性的艺术片问世，这是符合当下中韩电影市场、亚洲电影市场和域外其他电影市场之实际情况的。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商业片的创作拍摄质量，不仅使各种类型样式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使之更加符合类型片的创作规律，是一个需要在创作实践中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
第二，中韩合拍片的创作拍摄既要充分尊重电影市场，又要坚持艺术创新，不断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和技术质量。在当下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电影创作生产当然要很好地把握观众的娱乐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趋向，那种忽略市场需求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创作生产上可以不加节制地去迎合、媚俗、赶浪头、一窝蜂，那种只讲票房收入，不顾艺术质量，只求娱乐好看，不讲人文关怀的做法，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创作者要很好地平衡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努力寻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从而使影片既有较强的观赏性，又有较高的艺术品质，使之能产生“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应该看到，当下无论是中国电影观众，还是韩国电影观众，抑或是其他域外电影观众，对影片的创新性和艺术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电影的营销有多种方法和手段，但其中“口碑营销”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资讯十分发达，网络、电脑、手机等对观众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部电影进入影院放映后，第一批观众对影片的评价会马上通过微博、微信等传播开去，直接影响后面观众的观影兴趣和审美需求。所以，只有那些创新意识明显、艺术品质高的影片，或者艺术质量虽然一般，但在题材、类型、样式和风格等某一方面有一定新意的影片，才能获得较多观众的好评，并赢得较高的票房。因此，中韩合拍片如何更好地凸显艺术创新，如何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艺术品质，是以后在合作创作的初始阶段就要认真考虑，并切实贯彻落实在整个创作拍摄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然，有时候一部影片因为其导演或主要演员有很高的知名度或市场号召力，即使影片质量平庸，但依靠其大量的“粉丝”也能赢得较高的票房；然而这样的影片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口碑和评价，并在电影史上留存下去。所以，以质量和口碑拓展电影市场无疑是电影创作者应该长期坚持的一种有效的办法，中韩合拍片当然也应该如此。
第三，中韩电影合作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层面上来说，也需要互相取长补短。由于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较为成熟，故而有些政策和经验是值得中国方面学习借鉴的。例如，韩国政府十分重视电影产业的发展，除了鼓励国内一些非电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投资电影业之外，还鼓励许多中小企业投资电影业，从而使韩国电影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拍摄影片的资金。同时，韩国政府还设立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等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为各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而专业的指导、管理与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的发展提供了较雄厚的资金，不仅让韩国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引进好莱坞的先进技术有了基本保障，而且也加快和改善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有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等。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于2007年还设立了北京代表处，以促进韩中两国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又如，韩国各影院的票房信息公开透明，能较好地杜绝各种偷票现象，以确保电影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了在线联网的韩国票房信息系统——综合电算网，由此对全国电影院的票房销售情况进行在线实时统计，确保其具有透明和准确的统计数据。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查看每部电影每天的票房收入、观影人次、放映银幕数乃至地区分布等，其票房数据基本上覆盖了韩国所有的影院。同时，有关部门每年还提供详细的电影产业发展报告，以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再如，为了确保影片的制作经费，韩国对演员的片酬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大多数韩国演员的片酬并不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国内的电影市场有限，资金回收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大多数资金用在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上，以确保影片的艺术质量。对此，韩国演员也很理解与支持。当韩国电影业不景气时，韩国演员还曾通过集体降低片酬来救市。如2006年至2007年韩国电影市场十分不景气，为了挽救韩国电影市场，大部分电影明星主动降低了自己的片酬，改为基础片酬加利润分红的模式，以使韩国中小成本影片的创作拍摄能保证制作资金。韩国电影人的这种敬业和团结的精神，使其电影业摆脱了困境，走出了低谷。现在，韩国较多的电影制作机构往往会根据一部影片预算的比例去安排演员的片酬，使之在影片拍摄制作的总经费中占有合理的比例，以保证大部分的资金能用在影片的拍摄制作上，不至于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中韩两国的国情毕竟不同，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韩国政府在电影管理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和经验也只能供中国政府的电影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参考借鉴。但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参考借鉴对于制定和完善中国电影创作、电影产业与电影市场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来说，则是十分有益的。
（此文为作者于2014年11月8日在中国安徽合肥学院和韩国韩南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中韩影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原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