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受到家庭、老师的影响，笃信中医，经过系统学习后，尤感中医学的深奥广博，更加热爱中医。他认为，中医学源远流长，想要掌握其真谛，必须重视对经典著作的学习，这也是传承中医学的重要方法。先生在青年时期勤奋好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医籍。如精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脾胃论》、《温热经纬》、《医学心悟》等经典著作，泛读《外台秘要》、《丹溪心法》、《注解伤寒论》、《伤寒贯珠集》、《医林改错》等。精读经典为其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基础，而泛读历代医家著作则使他对各家学说有了全面了解，尤其是以“家”为纲，对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的梳理，使其对中医学发展脉络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除阅读医籍外，刘老在这一时期还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广泛浏览了西方哲学名著，并对中国古典哲学、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这对先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乃至对学习中医也有很大帮助。在众多哲学思想中，先生尤为推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其对中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先生认为，因此，无论是进行中医学现代化研究，抑或临床实践，都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这样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发扬的辩证关系，缩短中医学的现代化进程。

刘老学验俱丰，又掌握了哲学思辨的方法，故临证治疗疾病思路独特，常别出机杼。他治外感热病，力主祛邪为先：一是给邪以出路，伤寒在表固当汗解，即虽病已入气营，犹求清透；二是料敌机先，先机而治，可以阻其传变。“机”者指传变的病机，伤寒在表，温病在卫分，虽未见入里之候，却有传变之潜机存在。其潜机以实质为毒邪，热由毒生，毒解则热自清。故温病在卫分即可加苦寒之品，如芩、连之属以解毒；伤寒则加轻凉之药如金银花、连翘等解毒，毒解热清，则无传变之虞。先生曾治一温病患者，初时某医见其有恶寒，投麻黄汤，随即出现壮热、口渴、脉洪数。又误用白虎汤，热势愈炽，且出现神昏谵语。急延先生往诊，察其无汗，诊其为误治，已入气营，服宜清透，急予银翘散加石膏，一剂汗出，热退神清而解。

先生擅治杂病，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临证不拘泥于前人之方，师其意而化裁，圆机活法，拟定多个效验方。如对于脑病，提出六辨七治的体系，对中风、痴呆、头痛、脑震荡、癫痫等，每获佳效。临证常运用基础方辨证加减，并寻找治疗专病专症的特效药物。如治疗带状疱疹，于清热解毒方中用雄黄，常二日左右可获痊愈；治疗梅毒用三仙丹，治麻风用醉仙散；治疗间质性肺炎久咳，重用七叶一枝花；治化疗所致的白细胞减少，不用补肾、补血之法，而以石韦等排毒，白细胞每于7天左右升至正常。此外，用升麻治热毒而不忌其升阳之说，治血小板减少常用凉血活血法而无虑于出血之患；治银屑病、荨麻疹，行活血化瘀之法而少用祛风之药；治癌症骨转移之剧痛，于大剂通络方中加入制南星等，常收意外之效。先生于寻找有效药物的同时，尤重于辨证，查其“藏奸”之所，则疑难诸症亦随之而解。如先生曾会诊1例重症药物性肝炎患者，入院时即用茵栀黄注射液，但黄疸不退，总胆红素仍由100μmol/L左右升至400μmol/L，医院连下两次病危通知。先生会诊时，察其肤色虽黑，然尚有光泽，且舌苔黄白相间，白多于黄且润，认为仍属阳黄，但湿重于热，遂用茵陈四苓散加白蔻仁、薏苡仁。用药1周后，其总胆红素即下降至100μmol/L左右，1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

先生临证的另一特点是重视顾护脾胃。有虚证者，尤重补脾；无明显虚证者，不忘助化消导，且用药不伤脾胃。如先生曾诊治一肺结核病患者，用抗痨药物后致药物性肝炎，西医束手无策。刘老察其纳呆、便溏、形削骨立，此脾虚已极，故用补土生金之法，不治结核而结核竟愈。对肿瘤不能手术化疗的患者，常主留人治病，如治一肺癌多处转移患者，因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医院告知仅能生存1个月，举家徬徨。急至先生处，视其面黯黑无华、神疲乏力，治以健脾助化为主，渐纳开神旺，形体丰腴，至今已3年，病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