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过年前，妻子休假带着孩子回娘家，走之前我感觉孩子已经有点呼吸道症状了，到娘家第二天孩子就出现高热，体温迅速升高到40.2℃，并伴有喉咙痛和一侧耳朵痛。

这是孩子第一次不在我身边的时候生病，经过幼儿急疹那一次，以及此后的多次验证，家人终于确认我不仅是孩子他爹，还真的是一名儿科医生，在孩子的健康问题上我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妻子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我听到自己孩子生病的第一反应也是心急如焚，但视频里只能看到她病恹恹躺着，其他情况都不清楚。我只能让妻子继续观察女儿的体温，多休息、多喝水、物理降温（当时我也认为物理降温有效），体温太高了就给退热药。

因为孩子走之前已经有些呼吸道症状，又说耳朵痛，还刚坐了飞机，我担心是呼吸道感染合并中耳炎，就嘱咐妻子如果第二天女儿还高热的话就带她去医院看看。到了第二天，仍然持续高热，于是妻子带着女儿去了当地的儿童医院，血常规显示女儿的白细胞显著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也高。医生通过实验室检查和查体，考虑化脓性扁桃体炎可能性较大，建议静脉应用头孢类抗生素，同时开了清开灵颗粒。

妻子问我要不要给女儿输液，我没有看到孩子，在诊断上我完全信任医生，孩子感染症状和指标都有，用抗生素应该没有问题。但依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判断，化脓性扁桃体炎病原菌以溶血性链球菌为主，首选药物是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虽然级别高，但效果未必更好。虽然孩子有高热的症状，但没有病原学基础，直接上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针剂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过了。由于女儿的状态还不错，也能进食，于是我建议妻子先不输液，可以回家先吃之前吃过的阿莫西林观察一下。至于那个中药，我肯定不会给女儿用。

吃药当天，孩子仍然是持续高热，妻子又有些坚持不住了，还是想到医院去输液……我顶着压力叫她再坚持一下。到了下午，女儿的体温开始下降并趋向正常，3天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那家医院是我大学及研究生实习的医院，那个医生说不定也曾经是我的带教老师，在目前的医患关系下，我特别能理解他的用药思路。就像前面讲的，很多人到医院就是要求立刻解决孩子的病痛，发热就要求早点退热，不然就要问责医生。在这种压力下，迁就患者加保护自己成为很多医生无奈的选择。

在抗生素指征很明确的时候，有很多种选择，选择更强力的广谱药物，用起效更快的静脉给药方式，短期效果又快又好，患者、医生皆大欢喜。至于风险，短期内发生输液反应毕竟少见，远期产生的问题也很难关联到这次治疗上去。口服阿莫西林，按国内的要求还需要做皮试，起效慢，碰上耐药菌的机会也大，效果不好就可能被质疑，吃力又不讨好，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哪个医生愿意去选择呢？

我本身不排斥输液，也不排斥使用抗生素，如果病情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我只是觉得，医生给出的方案有医生的立场，我自己的孩子我愿意为她承担一些风险，选择可能对她更好的方案。我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我自己是儿科医生，而且愿意自己承担责任。

本来医生在诊治自己或者亲人的时候会受很多感情因素的干扰，更容易犯错，如果有信任的医生，我情愿找他们去看。我自作主张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转换为患者的身份，医生对当前的医疗系统也有很多不信任的地方，这也是大多数医生自己看病也会找熟人的原因之一。

那么那些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人该怎么办？除了学习一些常规的处理方法外，如果你没有儿科医生朋友，拿不准的时候还是应该去看医生。到了医院，除了可以拒绝那些没用还可能有害的儿科药物外（见本书相关文章），也只有相信医生。无论如何，在医学问题上，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懂得肯定比普通人多，虽然有时在细节处理上可能不会完美，但大体的方向不会错得太离谱。更何况，按医生的方案去做，出了问题还是找得到人负责，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出了问题，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吞。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失望了，但这却是无奈的事实。疾病千变万化，哪怕就是发热，也可能是不同疾病、不同病情的表现，我分享的自己女儿两次发热的经历都是不需要输液的，但不等于所有的发热都不需要输液。有些重症感染，不但要输液，还可能要住进重症监护室（ICU）。即便医生用心去诊断，也难免会有误诊、漏诊的时候。患者通过学习可以提高一些医学知识，但要超越以看病为生的医生还是不太可能，所以相信医生比相信自己出错的机会要小很多。

要让孩子们得到更可靠、更安心的医疗服务，我们所能期望的是医疗行业能不断改进。但这需要我们一起去努力改变现状，包括整个社会信任的重建，包括患者的宽容和医生的自律，也包括科普教育，但更主要的还是医疗体制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