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危机》：新的焦虑

激情与务实

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这种焦虑的社会基础包括地理、教育和伦理因素。各地区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兰北部在反叛伦敦，内地在反叛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劳动者在反叛“不劳而获者”和“寻租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艰辛工作的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已经取代劳工阶层，成为社会的革命力量：“无酷汉”取代了“无裤汉”。【1】那么，这些人在为什么而生气呢？

地域已经成为造成新的不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近年来差距迅速拉大。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大都市区域将其他地区甩在身后。大都市不仅变得比其他地区富裕得多，在社会意义上也变得疏离，不再能代表通常以它们作为首都的国家。

但即使在充满活力的大都市里，这些非凡经济成果的分配也严重失衡。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新技能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大学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对彼此心怀尊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将少数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为群体身份，将其视为受害者。他们宣称只有自己关心受害者群体，从而对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主张道德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

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财富飙升，拉高了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受教育不足者已陷入危机，被污名化为“白人劳工阶层”（white working class）。衰退的首要表现是有实质意义的就业机会消失。全球化已经导致许多半熟练岗位转移到亚洲，技术变革正在使许多其他岗位消失。受失业冲击最大的是两个年龄范围的人群：大龄劳动者和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

在大龄劳动者中，失业经常导致家庭破裂、吸毒、酗酒和暴力。这导致失业者心理崩溃、失去生活目标，在美国的表现是没上过大学的白人的期望寿命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医疗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取得进步，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的期望寿命正在迅速提高。[1]欧洲虽因为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后果没有这么触目惊心，但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布莱克浦（Blackpool）等最破败的城市，期望寿命也在下降。50多岁的失业者无所事事，喝着绝望的苦酒。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也好不了多少。在欧洲很多地区，年轻人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年轻人处于失业中，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岗位不足还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调查显示，年轻人空前悲观：大多数年轻人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水准将低于父母的。这并不是错觉：过去40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表现不断恶化。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把这一点凸显了出来，但其实从1980年代起，悲观情绪就一直在缓慢滋长。资本主义赢得人心的核心理由——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威信已经受损：一些人依然在从资本主义中获益，但其他人没有。在资本主义的象征性核心美国，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一半在绝对意义上比他们的父辈在同年龄时过得差。[2]资本主义并没有帮助到他们。考虑到1980年以来科技与公共政策取得的巨大进步，这场失败令人震惊。这些进步本身依赖于资本主义，本来完全可以显著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但多数人现在预计子女将来会比自己过得差。在美国白人劳工阶层中，持这种悲观看法者的比例升到了惊人的76%。[3]而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悲观。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怨恨中夹杂着恐惧。他们认识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在疏远他们。他们断定：这种疏远以及（被视为利益攫取者的）更受偏爱的群体的兴起，都在削弱他们求取援助的呼声。正当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前景却日益失去信心。

焦虑、愤怒和绝望粉碎了人们的政治忠诚、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还有对彼此的信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是一系列反叛的核心：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英国，脱欧派击败留欧派；在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反叛政党赢得了逾40%的选票（使当政的社会党的选票缩减到不足10%）；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得票数大减，导致极右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成为联邦议会的最大反对党。除教育水平鸿沟外，地域鸿沟也造成影响。多数伦敦人投票支持留欧，多数纽约人投票支持希拉里，巴黎人不支持勒庞和梅朗雄，法兰克福人不支持德国新选择党。激进反对力量来自大都市之外的地区。这些对立与年龄有关，但不是简单的年长者和年轻者的对立。自身技能失去价值从而被边缘化的老工人变成了极端党派的支持者，刚开始找工作便面对黯淡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亦然。大量法国年轻人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和美国年轻人则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左翼政党。

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上一次资本主义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1930年代，发生了同样的事情。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与1949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精准刻画了这些新出现的危险。1989年冷战的结束似乎带来一种可信的前景：所有这样的灾难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结”，一个永久的乌托邦。然而，我们现在却面临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前景——我们即将见证的反乌托邦。

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导致左派与右派陈腐而过激的对抗再次出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失败了，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所以能领导这场复兴的意识形态型政客少之又少。仅存的一些此类人从属于小型的残余组织：他们持狂热的偏执心理，太过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经发生的失败。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时代，这使得共产主义复兴成为可能：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书又开始大批出现。[4]

还有一类政客拥有与意识形态分子类似的诱惑力：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连意识形态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两分钟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花样百出的娱乐表达来吸引选民，使其不进行深入思考。拥有这些技能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小群体：媒体名流。

尽管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者都因新裂痕导致的焦虑与愤怒而如鱼得水，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裂痕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复杂的新现象。但这些政客在实施其充满激情的蹩脚“疗法”过程中，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对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破坏性进程，确实存在可行的补救方案，但这些方案无法从意识形态的道德激情和民粹主义的牵强附会中得出。这些方案建立在分析和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实用主义的冷静头脑。本书提出的所有政策都是务实的。

但激情有其用武之地，而且这本书就充满了激情。我的人生跨越了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三种严重裂痕。尽管我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但这些裂痕让我百感交集。

我经历了繁荣大都市与破败的地方城市之间新出现的地理裂痕。我的家乡谢菲尔德（Sheffield）成为典型的破败城市，电影《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反映了其钢铁业的毁灭。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悲剧：我们的邻居失业了，一位亲戚找了一份清扫厕所的工作。而我搬到了牛津，那里是争取大都市成功的首选之地：我的邮编所在区域现在有着全国最高的房价与收入之比。

我经历过极度成功的家庭与陷入贫困的家庭在技能与志气方面的鸿沟。14岁时，我和表妹情况相同：出生于同一天，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都凭自己的努力考入文法学校。她父亲的早逝使她的生活走上歧途：没有了父亲的管教，她十几岁就怀孕生子，失败和污名随之而来。而我先是念完了中学，然后又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生活节节上升。【2】接着我又一步一个台阶，在牛津、哈佛和巴黎获得教职；我还获得了更多让我感到自豪的荣誉，工党政府授予我大英帝国勋章，保守党政府授予我爵士头衔，英国科学院的同僚们授予我院长奖章。分化一旦开始就愈演愈烈。我表妹的女儿们在17岁时也怀孕生子，我17岁的孩子则获得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之一的奖学金。

最后，我经历过富得流油的美、英、法（我曾在这几国舒适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与穷得令人绝望的非洲（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之间的全球鸿沟。我的学生以非洲人为主，他们在毕业后做出人生抉择时都要面对这一强烈反差。一位一直在英国做医生的苏丹学生最近要决定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苏丹去总理办公室工作。他已决定回去。他是个例外，在伦敦做医生的苏丹人比苏丹全国的医生还要多。

这三种可怕的分化不仅是我研究的问题，这些悲剧让我明白了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改变这种状况。

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与衰退

谢菲尔德是一座过时的城市，但居民之间的纽带却因此而增强，这些纽带曾经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英格兰北部城市最早经历工业革命，此地居民也最早面临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焦虑。谢菲尔德等地的社群认识到，他们都同样依赖自己成长的地方，所以他们成立了合作组织来解决这些焦虑。他们利用这种亲密关系成立了从互惠中获益的组织。住房合作社使人们能为买房而储蓄，在约克郡的另一座城镇哈利法克斯（Halifax），诞生了后来英国最大的银行，保险合作社使人们能降低风险，农业与零售业合作社赋予农民和消费者相对于大企业的议价权。从英格兰北部诞生的合作社运动迅速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

通过联合，这些合作社成为中左翼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政党的基础。随着社群扩大为国家，社群内互惠的好处也扩大了。像合作社一样，新的政策议程也是务实的，针对困扰普通家庭生活的焦虑。在二战后，许多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上台，利用这一政策议程实施一系列务实的政策，有效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医疗、养老、教育、失业保险通过立法不断涌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很有价值，所以得到了政治中间派的普遍接受。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交替上台，但这些政策一直在实施。

但现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生存危机。过去十年里，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中左翼方面，因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拉走一部分选民，希拉里·克林顿输给了唐纳德·特朗普；曾以布莱尔（Tony Blair）与布朗（Gordon Brown）为代表的英国工党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接手。在法国，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甚至决定不寻求竞选第二任期，而接替他成为社会党候选人的贝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仅获得了8%的选票，惨败出局。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支持率都大幅下降。通常这会是中右翼政客的好消息，但在英国和美国，此类政客丧失了对本党的控制，而在德国和法国，他们的支持率也遭受重挫。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左翼和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偏离了自己的本源——社群中的实践性互惠，而被一个截然不同的、影响力超出应有程度的群体所俘获，那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左派知识分子被19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吸引。在边沁的功利主义中，道德从理性原则中推导出，与人的本能价值观相分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有没有促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价值观达不到这条神圣标准，所以社会需要道德健全的技术官僚作为先锋队来治理国家。这支先锋队、父爱主义的社会守护者，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卫国者”的更新版。另一位为功利主义奠基的思想家、边沁的门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八岁时就开始读希腊文原文的《理想国》了。

遗憾的是，边沁和穆勒并不是近代的道德巨人，无法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奇怪的不合群的个体。边沁行为怪异，今天人们认为他可能是自闭症患者，无法形成任何团体意识。穆勒也无法像常人一样：他从小就被有意地与其他孩子隔开，他对古希腊也许比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还熟悉。考虑到这两位创始人的情况，他们的追随者信奉的伦理观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5]

边沁怪异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被经济学采纳的话，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形成了一套针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方式，与功利主义道德观大相径庭。经济人（economic man）完全自私，无限贪婪，只关心自己。这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为了评估公共政策，经济学需要一种衡量方法，把所有这些心理反常的个体的幸福感（或曰“效用”）加总。功利主义成为这种计算的理论基础：“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碰巧适用于求最大化的标准数学方法。“效用”被认为来自消费，随着消费的增加，效用的增量越来越小。在社会总消费量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只需以一定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使每个人的消费完全相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消费“蛋糕”的大小并不固定，税收会降低人的工作热情，使蛋糕缩小。为解决激励问题，“最优税收”和“委托—代理问题”这两套高阶理论逐渐成形。本质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共政策就是利用税收进行消费再分配，同时尽量减少税收对工作热情的负面影响，其具体方式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事实很快就证明，以机械的方式从个体的“效用”出发，推论出关于社会福祉的理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理论连贯性的基本标准的。经济学界赞同这一点，但做法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抛弃了功利主义，认为该学说具有诸多不足之处，但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发现功利主义是一套极为好用的学说。公允地说，功利主义对解决许多公共政策问题确实很有用；该学说的不足之处会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取决于具体的政策是什么。对于像“应不应该在这里修公路”这种相对简单的问题来说，功利主义有时是可用的最好的方法。但对许多更大的问题来说，功利主义是绝对不适用的。

有了功利主义计算法后，经济学迅速渗透进公共政策领域。柏拉图设想的“卫国者”是哲学家，但实际上通常是经济学家扮演了这一角色。他们设想普通人是精神反常者，借此使自己有权充当道德优越的先锋；他们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应该把消费再分配给“需求”最大的人。不经意间，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发生了往往难以察觉的变化，不再关注构建所有公民的互惠性义务了。

这两种假设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有害的结果。所有的道德义务都由顶层的国家承担，责任由道德上可靠的先锋肩负。公民不再被视为负有责任的道德行动者，而仅仅扮演消费者的角色。社会规划者和作为先锋的功利主义天使们是最高明的——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社群主义。

这种自信的父爱主义管理的典型例证是二战后的城市政策。汽车越来越多，需要立交桥，人越来越多，需要住房。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用推土机把成片的街道、居民区夷为平地，代之以现代化的立交桥和高楼大厦。但令功利主义先锋困惑的是，这样的做法遭到了强烈抑制。假如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是唯一的问题，那把社区推倒重建就是合理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危害了真正为人的生活赋予意义的社区。

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这种反对态度。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一本精彩著作中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基本价值观。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珍视六种价值观：忠诚、公平、自由、等级制、关爱和圣洁。[6]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构建的互惠性义务是基于忠诚和公平的价值观。推倒社区这种由功利主义先锋队实施的父爱主义管理手段，违背了忠诚、公平、自由的价值观。而且在神经科学帮助下进行的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规划者钟爱的现代主义设计违背了人们共同的审美标准，故而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对于这些做法中存在的道德缺陷，功利主义先锋为什么认识不到呢？海特对此也有回答：他们的价值观是反常的。大多数人都有那六种价值观，但这些功利主义先锋的价值观只剩两种——关爱和平等。他们不仅价值观有异于常人，他们的特征也与众不同这些特征有：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富裕的（Rich）、发达的（Developed）【3】，可以把五个词的首字母连在一起简写为“怪异的”（WEIRD）。关爱和平等正是功利主义者的价值，所以那些“怪异的”人信奉的是怪异的功利主义者的价值观。在最好的情况下，教育能扩大人的同理心，让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4】但事实上教育经常产生与此相反的效果，让成功者意识不到普通人的焦虑。功利主义先锋相信自己才德兼备，凭着这样的自信，他们毫不迟疑地自视为当代的柏拉图“卫国者”，有权否定其他人的价值观。我怀疑，海特若再深入研究将会发现，尽管这些“怪异者”表面上蔑视等级制，但蔑视的却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等级制。他们认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天经地义：他们成为新的精英领导。

1970年代出现对父爱主义管理的反抗。这种反抗本来可以批评对忠诚与公平的蔑视，恢复社群主义，但功利主义先锋没有这么做，而是抨击了对自由的蔑视，并要求通过恢复个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来保护其不受国家侵犯。边沁曾将自然权利这个概念斥为“离奇的胡言乱语”，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想赢得选举的政客发现了宣布新权利这种方便的手段。比起承诺增加政府支出，权利听起来更有原则性，而且具体的承诺可能受到成本与税收方面的质疑，而在宣布权利时，实现这些权利所需承担的义务则可秘而不宣。合作运动把权利和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功利主义则将二者与个人分离，将其转移给国家。现在，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把权利归还给了个人，但没有把义务归还给个人。

这场主张个人权利的行动与一场同样主张权利的新政治运动结盟，即为弱势群体主张权利的的运动。非裔美国人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女权主义者紧随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反驳边沁对自然权利的批评，提出了另一项总括性的理性原则：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要看其法律制度是否有利于最弱势的群体。这两场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包容，而且非裔美国人和女性都有主张深刻社会变革的充分理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社会模式的惯性很强大，因此要实现平等包容，就必然需要一个反歧视的过渡阶段。5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完成这场转型，但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争取包容的运动（也许不经意地）变得僵化，演化出相互对立的群体身份，人们通过设想某个敌对群体来激发斗志。【5】关于权利的话语激增，包括个人反对父爱主义政府的权利，政客周期性地承诺给选民的权利，寻求特殊待遇的新受害者群体的权利。这三类权利几乎没有共同点，但都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坚持其社群主义根源时的做法——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包容性匹配——背道而驰。

功利主义事业由经济学家推动，权利事业由职业法律人推动。这两支先锋队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一致，这使他们成为两股极强大的游说力量。在另一些问题上他们有冲突：罗尔斯及其追随者认同，某些虽能让小的弱势群体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会使其余所有人的境况变差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不符合功利主义的标准。在经济专家与职业法律人的竞争中，形势最初有利于经济学家：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承诺吸引了追求选票的政客。但握有法庭这个核武器的职业法律人后来逐渐占了上风。

尽管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异越来越大，但它们都没有给曾引导合作运动的思想留下多少余地。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都强调个人而非集体；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和罗尔斯主义的职业法律人都强调群体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基于收入的，后者是基于地位的高低。他们都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要求按需求进行再分配；逐渐地，福利制度被重新设计，以使权利与贡献不再相关，在此过程中，公平这一常规的人类价值被摒弃。没有做出过贡献的人比做出过贡献的人更受优待。罗尔斯主义的职业法律人要求以弱势者为导向做纠正。例如，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在2018年的联合政府谈判中，难民权利成为最受关注的诉求。该党领袖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tz）坚称：“不管国民情绪如何，德国必须遵守国际法。”[7]这句“不管国民情绪如何”是道德先锋的典型表达方式；边沁和罗尔斯都会为舒尔茨喝彩，但不到一个月，一场大众反叛就把他赶下了台。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摒弃互惠与应得性的常规道德本能，抬高一个单一的理性原则（尽管二者的理性内涵内容不同），并主张由专家组成的先锋队来将这项原则强加于社会。而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那些常规道德本能之上的，是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的哲学传统。事实上乔纳森·海特明确承认自己受益于这个传统，并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恢复休谟学说的第一步”。

当左派知识分子放弃实践性社群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奉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时，中右翼政党要么僵化地怀旧，在思想方面无所建树，要么被另一群同样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所俘获。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代表的欧陆基督教民主党人，大多数走了怀旧路线；英语世界的保守党和共和党则选择了意识形态。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反驳了罗尔斯的哲学，他认为个人拥有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自由权利。这一思想自然地与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衔的新经济学说结盟。该派学说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在仅受竞争制约的情况下能产生比公共监管和规划更好的结果。该学说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左右派的新意识形态呈现出截然对立的面貌，但它们都强调个人，并推崇精英统治：左派推崇的道德优越的精英与右派推崇的经济能力优越的精英竞争。左派眼中的超级明星是很有德行的人，右派眼中的超级明星则是极为富有的人。【6】

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究竟有什么大问题，乃至于同时被左派和右派抛弃？在社会民主主义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它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当时是公共政策领域的主导性思想力量，它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对普遍真理的概括（那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标志性主张），而是建立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之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是有效的。随着情况的变化，它曾具有的普遍真理表象也被粉碎了。到1970年代末，英美的社会平等程度达到顶峰时，社会民主主义所依赖的条件已经开始动摇了；把里根和撒切尔送上权力宝座的大众反叛如火如荼。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从1945年到1970年代末行之有效，是因为它依赖于二战期间积累起来的一项巨大、不可量化的无形资产——在一场至高无上的、成功的国家努力中形成的共同身份。随着这笔财产逐渐贬值，父爱主义政府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遭人憎恨。

像它的社会基础一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动摇了。随着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这一新领域的兴起，像柏拉图式“卫国者”那样无所不知的社会规划者也被人唾弃。公共选择理论认识到，公共政策决定通常不是由超然的圣人做出的，而是通过平衡包括官僚集团自身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形成的。只有当决策者像二战那一代人一样对国家利益充满激情时，才能确保社会规划者是无私的。在哲学界，功利主义依然有少数追随者，但尖锐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8]此外，还有社会心理学家如海特也在批评功利主义，揭示出功利主义所主张的价值观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绝大多数人类并不像功利主义经济学描绘的那样是自私的愚人，人们不仅珍视关爱，还珍视公平、忠诚、自由、圣洁和等级制。他们并不比社会民主主义先锋更自私，而是更为全面完满。

当事实证明右派的新自由至上主义比预期更具破坏性且更低效时，左派重新掌权，但没有恢复社群主义，而是被新的意识形态分子控制了。这支新先锋队取代了社群主义者，甚至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普通家庭注意到了，主要原因是，这支先锋队支持的一些政策脱离了社群，具有破坏性且不受欢迎。他们在繁荣的大都市治理整个国家，把援助分给被认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受害者”。陷入新焦虑的人群常常不符合“受害者”的标准，但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于更受青睐的“受害者”群体来说，他们的境况都在恶化。人被归为“受害者”，必然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对自己的处境负责了。即使当劳工阶层符合一些“受害者”的特征时，他们也只因此而有权享受一些额外的经济救济，那正是功利主义再分配的焦点。但诸如归属、应得性、尊严，以及因履行义务而应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因为与功利主义过于不相容而彻底从专业讨论中消失了。但白人劳工阶层通常是无法得到“受害者”地位的，例如，绝对“怪异”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关于白人劳工阶层期望寿命下降是这么说的：“他们就该死。”[9]显然，尽管所有受害者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受害者比另一些更平等。

我们生活在一场悲剧中。我这一代人经历了受社群社会民主主义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新的先锋队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伦理观和优先议题。随着新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副作用不断冲击我们的社会，这些新伦理观的缺陷昭然若揭。由新意识形态统辖的资本主义当前遭遇的失败与之前社会民主主义取得的成功一样明显。错误已明，是时候研究该如何纠正它了。

纠正错误

我们的政客、报纸、杂志和书籍有很多听起来很明智的建议，比如我们应该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对富人增税。很多这样的建议在精神上是正确的，但只针对了新焦虑的一个方面；这些建议不能为我们社会遭遇的情况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些建议很少能形成可执行的战略，展现出令人信服的效果。而且和意识形态分子的建议不同，这些建议并不是明确地建立在某种伦理框架之上的。我则想要做得更好一些，一方面努力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系统性的评判，另一方面试图就如何弥合我们社会的三大裂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社会民主主义需要在思想上得到调整，摆脱生存危机，重新成为跨越政治光谱、左派和中右派都支持的思想。我开启这项听起来很宏伟的计划是因为，60多年前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曾经做到了这点。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在社会民主主义处于全盛期时连贯系统地阐述了它的思想基础。这本书决绝地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道扬镳，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非但不是普遍繁荣的障碍，反而是必需的。资本主义催生并约束企业，人通过企业利用规模生产与专业化中蕴含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这会造成异化：在大企业里为资本家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劳动的乐趣，而专业化“（把人）禁锢为整体的一小部分”。然而异化并不是社会为实现繁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受资本主义并不是和魔鬼做交易。许多好的现代企业赋予员工一种使命感，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来承担实现这种使命的责任。这些企业的员工不仅是从赚的钱中，更从自己做的事中获得满足。还有很多企业不是这样，许多人陷入效率低下、让人没有动力的工作中。要让资本主义对所有人都有利，就需要治理资本主义，使之除生产商品以外还能提供使命感。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打倒资本主义。

克罗斯兰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评价某种政策要看其是否行之有效，而非是否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实用主义哲学的一项核心主张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不应期待有永恒的真理。《社会主义的未来》并不是指导未来的圣经，而是适合其所处时代的战略。这本书尽管对功利主义先锋队傲慢的父爱主义作风持健康的怀疑态度，但它自己的幸福观也是经过简化的，它将幸福等同于个人消费的均衡化。《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未来》的翻版。本书试图提供一系列成体系的补救方案，以应对我们时代的新焦虑。

学术界日益被分割为相互隔绝的专业领域。这对于增进知识的深度有好处，但目前的任务跨越了多个专业领域。我从与众多世界知名专家的合作中学到了很多，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新的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身份的变化驱动的；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那里，我学到了关于人在群体中如何行动的新的行为经济学知识。新的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出了问题的全球化驱动的；从托尼·维纳布尔斯（Tony Venables）那里，我理解了关于大城市聚集效应的新经济动态，以及城市为何会崩溃。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业行为的败坏导致的；从科林·迈耶（Colin Mayer）那里，我了解了对于企业使命感的丧失，可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导致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功利主义者接管了公共政策；从蒂莫西·贝斯利（Tim Besley）那里，我学到了道德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融合，从克里斯·胡克韦（Chris Hookway）那里，我了解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源头。

我努力把这些思想大师的深刻见解结合在一起，为我提出的务实的补救措施提供基础，但最终的结论仅由我本人负责。[10]批评家会在阅读本书时寻找可以质疑的地方，而且肯定能找到。但本书是在严肃地试图用学术分析的新潮流来应对困扰我们社会的新焦虑。我希望，像《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样，本书能为陷入困境的政治中间派提供一个重建的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既合乎道德又繁荣昌盛。在下一章里我将质疑把人类描述为贪婪而自私的“经济人”的做法。遗憾的是，目前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经济学学习者事实上已经开始按这种行为模式行事，但这样是反常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人际关系对生活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人际关系必然涉及义务。至关重要的是，人们会做出互惠性承诺，这是社群的根本要素。自私与互惠性义务之间的斗争，即个人主义与社群之间的斗争，在三种主导人类生活的组织中展开：国家、企业和家庭。近几十年来，个人主义在这三种组织中迅猛扩张，而社群则节节败退。我会就这三种组织提出建议，该如何恢复社群道德，以及该如何通过重新平衡权力的政策巩固这种道德。

我将基于这种实操性的社群主义探讨那些撕裂我们社会伦理的分歧。繁荣的大都市和破败的中小城市之间的新地理裂痕是可以弥合的，但这需要崭新的思维。大都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s），这些租金应当由社会享有，但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税制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设计。破败的城市可以恢复生机，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尝试成效不佳。市场和公共干预都不是很有效。要取得成功，就需要系统性地实施并维持一系列的创新政策。

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绝望者之间的新差距也是可以缩小的。但单一的政策无法消除绝望：它不像功利主义坚持认为的那样只要靠消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复杂，通过提高福利来增加消费是无法解决的。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机遇，不仅针对个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比解决破败城市问题所需要的政策还要广泛。这种社会干预旨在支持承受压力的家庭，而不是亲自扮演家长的角色。受过良好教育、有优秀技能的人所采取的自以为是的策略，也致使一些绝望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对最具破坏性的问题加以缓解，是有一定可能的；同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消费过度，只需要以税收来抑制消费就可以了。

至于全球的差异，自信的父爱主义先锋队一直对全球化很放心，全球化诱使他们展望一个超越国家的未来。然而，面对全球性机会做出的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未必对社会也有益。经济学家本来有充分的理由反对高贸易壁垒，这种反对已简化成了对自由化的毫无保留的热情。贸易通常会带给各国足够的好处，使受益者能够完全补偿利益受损者。但尽管经济学家大力支持贸易，却对补偿问题却三缄其口。没有补偿，就没有任何理由说社会境况良好。与此相似，本来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少数族裔权利，也被简化为无条件支持移民。然而，贸易和移民尽管都贴着全球化的标签，却是两个大不相同的经济过程，前者由比较优势驱动，后者由绝对优势驱动。我们不能默认移民会给他们加入或离开的社会带来收益，唯一明确的收益是移民自己的收益。

一项宣言

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很多成就，是获得繁荣的关键，但它不是邦葛罗斯博士（Dr Pangloss）【7】的经济学。三种新的社会裂痕都无法单靠市场或个体利己主义力量来弥合。只呼吁人们“振作起来，享受征程”不仅是无视现实，而且是自鸣得意。我们需要积极的公共政策，但父爱主义社会管理已经一再失败。左派以为政府最了解情况，但很不幸，这是错的。由先锋队引导的政府被认为是三种组织中唯一以伦理为指导的，这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伦理能力，相应地也贬低了家庭与企业的伦理能力。右派坚信，打破国家监管的枷锁（这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口头禅）就能释放利己主义的力量，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这严重夸大了市场的魔力，相应地也否定了伦理约束。我们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但也需要政府接受一种更为有限的角色；我们需要市场，但也要用植根于完备伦理的坚实方向感来驾驭市场。

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我姑且把我提出的这些弥合分歧的政策统称为“社会母爱主义”（social maternalism）。我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不能公然给自己授权。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遏制强者攫取其不应得的收益，但不能热衷于把富人的收入分给穷人。政府监管应赋予“创造性破坏”（竞争驱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的受损者索取补偿的权利，而不能试图阻挠这个赋予资本主义惊人活力的进程本身。【8】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应当具有凝聚力，取代对支离破碎的受害者身份认同的强调。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得意识形态。我不是指把一堆杂乱的观点拼凑在一起，而是指要接受人们多样化和本能的价值观，并接受基于这种多样性而做出的务实取舍。诉诸某种单一的绝对原则，使其凌驾于各种价值观之上，这种做法注定会导致分裂。接受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观是基于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哲学。本书提出的政策跨越了左右两派，左右之争是上世纪最有害的特征，如今正卷土重来。【9】

20世纪诸多灾难的制造者包括两类政治领袖（通常是男性），一类狂热地拥护某种意识形态，即有原则的人，另一类兜售民粹主义，即有领袖魅力的人。与这些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者不同，20世纪最成功的领导人都是实用主义者。面对一个腐败泛滥、贫困不堪的社会，李光耀迎难而上，处理腐败问题，把新加坡变成了21世纪最成功的社会。面对一个内部矛盾重重、濒临分裂的国家，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平息了魁北克的分离主义，建设出一个自豪的国家。在种族灭绝的废墟之上，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重建卢旺达，使其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在《国家挑战》（The Fix）一书中，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研究了十位这样的领导人，探寻他们各自解决严峻问题的方式。他总结说，他们的共同点是避开意识形态，专注于针对核心问题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11]他们在必要时保持强硬，坚决拒绝给强大的集团输送利益以换取支持，这是成功者的共同特征之一。李光耀不惜把他的朋友们送进监狱；作为一个魁北克人，特鲁多拒绝给予魁北克人渴望的独立；卡加梅不让与他同族的图西族人按惯例享受军事胜利后的战利品。在最终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曾面临激烈的批评。

本书所持的实用主义始终坚定地建立在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但本书拒斥意识形态，所以必然会让信仰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感到不满。这样的人正统治着媒体。“作为左派”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一种自觉道德优越的懒惰方式，“作为右派”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一种自以为“现实”的懒惰方式。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对道德资本主义（ethical capitalism）未来的探索：欢迎加入“务实的中间派”（hard ce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