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偶尔会有人跟我说：“你写的东西真是包罗万象。”我不觉得这话有贬义，反而当成是赞美。不过坦白说，和深入钻研几个特定主题相比，我书写这么多不同的题材，并非有什么过人之处。我想我之所以会写这么多不同的议题，大概是因为生性好奇，又很容易觉得无聊的缘故。

我虽然兴趣广泛，但就像狗总爱回到它最喜欢的树旁打转，我写作也不离那几个我最挂念的主题。（德国人称我这种什么事都沾上点边的人为Pinkler，意思是到处撒尿的野狗；这字就没有褒奖的意思了。）在此，无须深究我为何特别挂念某些特定主题，因为这样分析下去，很容易陷入个人的思绪，也就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事情了。

不过，我的个人兴趣确实形塑了这本文集的样貌。首先，我一直想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残暴的行为。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为食，有些甚至会出于竞争而猎食自己的同类；但只有人类会做出极端甚或不经大脑思考的暴力行为，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快感。

我之所以会对这问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害怕暴力。我试着为这些乍看之下不合理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或许没什么道理可言，但这是我面对恐惧的方式。有些人选择忽略这种恐惧，我却正好相反：就像在纽约地铁瞥见一只胖老鼠在轨道上跑来跑去，我的目光却离不开这恐怖的一幕。

这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恐惧。结论是，恐惧往往离不开着迷。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人会做出邪恶的事，往往是出于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1943年，时任德国希特勒党卫队（Schutzstaffel，SS）最高统帅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波兰境内的波森（Posen）告诉党卫队诸将领，“基于对我们同胞的热爱”，“终结”犹太民族是必要的任务。他应该是真心作如此想。虽说当时希姆莱正醉心于权力游戏，但他并不是个一心只想作恶的恶人；希姆莱不是撒旦，他只是个有能力实现疯狂的谋杀幻想的讨厌鬼。他手下有无数人供他差遣，这些人或许是出于服从，或许是因为嗜血成性而去执行他的计划。我相信在这些刽子手中，有些人要是换个情境，也就只是个连只苍蝇都不愿伤害的普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我在荷兰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我父亲被迫在德国工厂工作，母亲则是犹太人。这样的成长背景，让我在评论战争是非时，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生在正义的一方，德国人都是邪恶的。只是，许多非德国人在德军占领期间自愿成为纳粹共犯，不久之后，这个不争的事实开始浮上台面，正义和邪恶之间的界线也跟着模糊了。

我们这一辈在战争阴影之下长大的人，常耽溺于思索自己在极端压力之下，究竟会做出什么事。譬如说，我有那个胆子冒生命危险加入反抗军吗？受到严刑拷打时，我可以守住秘密吗？我没有办法回答。不过，我对另一个恐怖的问题更有兴趣：在某些情境之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这问题也一样很难回答。

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这样拥有高度文明、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为什么会受一个谋杀者煽动，陷自己于道德荡然无存的深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但我明白，那些追随希特勒的德国人并非特殊个案；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坏人，也没有永远的好人。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邪恶的纳粹，只等着适当时机爆发；我也不赞同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我相信，若赋予人操控他人的生杀大权，许多人会滥用这样的权力；无限上纲的权力在披上崇高的道德外衣之后，必会导致残忍的行为。

我们对权力、残酷、死亡可怕的痴迷，可以在艺术中实现，而本文集的书名即源于此。这并不是说所有伟大的艺术或戏剧都和这些负面的主题相关，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和戏剧揭露了我们所谓的文明行为，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经常有其他动机。我猜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艺术情有独钟。那个年代中，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像是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都曾亲眼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和战地医院，以及受尽战火摧残的柏林，那里充斥着贫穷、犯罪，道德已然崩坏。这些艺术家见证了人类处境的深渊，并从中开出艺术的花朵。

德国的战争同盟——日本，则是另一个在20世纪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日本的行为，把日本在国境外道德沦丧的表现归咎于“武士道精神”、不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羁绊的“东方式残忍”，或者是极度封闭褊狭的文化。不过，这些说法都难以让我信服。日本军队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展现的残暴行为有其特殊的环境背景。我并不是在为日本军队开脱，而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京住了六年，不过这个决定和战争本身没什么关系。大学时的我没什么方向，选了中文和中国史，两个我一无所知的科目。我心里盘算着不但这两个科目具有异国风情，而且中文学会了，以后也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在70年代初期，无法在中国自由旅行，我学的中文看来毫无用武之地。

在学习中文的同时，我也接触到愈来愈多的日本电影，在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看了许多现代日本戏剧演出。那时的我正年轻，想要出去闯一闯，日本似乎是比中国更好的选项。于是，我申请了一所日本电影学校的奖学金，攻读电影，而这所学校附属东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系。

说到日本，一般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武术或禅宗。这些对我都没什么吸引力。最让我着迷的是日本现代及传统的电影、戏剧、文学，它们都流露着德国魏玛时期的风格，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对用艺术来揭露文明行为背后的黑暗动机有特殊偏好。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严格的礼教守则，这似乎可以解释这样的艺术偏好。这些礼教守则旨在减少人际冲突，以及人类的动物本能所带来的风险。当人愈是感到这样的束缚时，就愈倾向于用艺术转化这样的束缚感。日本艺术家、作家和戏剧家对于性和死亡，可以说进行了最为前卫的探索。我认为这种艺术表现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方残酷情怀，而是基本人性。

我在日本只待了六年。我并不想要当个“亚洲通”，成天向欧美读者介绍他们听都没听过的亚洲国家的礼俗。好奇心以及容易无聊的个性，让我继续闯荡了香港、伦敦、柏林，最后，我落脚纽约。

本书其他的主题则来自我的个人兴趣。阅读、写评论的确很有趣，但是，我从美国作家、导演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学到，赞美虽然比批评更难以用睿智的言语表达，却更经得起岁月的洗礼。这本书集结了我所着迷的各种事物。我非常感谢迈克尔·沙伊（Michael Shae）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本书所有的文章原先刊载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其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一直是我写作生涯的指导。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认识一些我所欣赏的艺术家、导演和让我着迷不已的题材，也能了解一些关于我的事——不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