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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下面将要讨论的当然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为中华文明在欧洲赢得巨大声望的那个特殊插曲的大体事实。^注128早在耶稣会在北京立足之前，在游历过中国的航海家和传教士最早的报告中，报告人都会过度地表达对中国的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公正和卓越的惊叹和赞美。他们常说，欧洲人可以向中国人取经。到了1590年，中国政治体制更胜一筹的看法显然已经成了老生常谈。^注129早期谈论中国的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神父撰写的内容翔实的著作很快被译成了欧洲的主要文字，^注130激起了欧洲伟大作家对中国的第一轮热情赞美。蒙田在他在世时出版的《随笔》诸版本中从未提到过中国，他在1588年至他辞世的1592年间的某个时候读了门多萨的书，他的遗著（1597年）插入了他新写的一段文字：103

中国的政府管理和治国之术与我们从无交流，他们对我们的政府管理也一无所知。但这个王国在许多方面成效卓著，超过了我们的样板。这个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世界更为宽广，更丰富多彩，无论古人抑或我们自己对世界都知之甚少。^注131

因此，到17世纪初，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首先已经赢得了擅长治国理政的形象，这样的印象欧洲人维持了近二百年。1615年以后，耶稣会关于中国的报告和描述开始连篇累牍地流入欧洲，^注132中国治理有方的声誉得到了确证，也揭示了各种更具体的背景。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比西方优越的一系列看法被一再宣讲。在中国，（皇帝以下的）辅国重臣“面向所有人选拔任用，无论其门第贵贱”。^注133被国家任用进入衙门办事，只要求获得严格规定的科举功名，通过科举考试，具有个人身份和资历，“任何政府官吏的任用都以真才实学、德性、谨言慎行和能力为依据”。^注134在定期的官员巡视中，似乎一直强调整个政治机器运作的效率和对民情民意的关注。中国是柏拉图理想的体现——一个由哲学家治理的国度；博学多才的耶稣会会士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在其《中华图志》（1670年）——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中，虽然很自然地批评中国人流行的宗教和他们的很多个人行为，但他写道：104

这个国家由一些学究以柏拉图的方式和超凡哲学家的意志来管理：我怎么来认识这个幸运的王国呢？它有一个能进行哲学思辨，或至少容忍由一位哲学家来治理国家的君主。^注135

中国人对相邻的各附属国的管理最为典型：“国王及其臣下都不想征服其他国家，他们满足于他们所有的东西，而不觊觎属于别人的东西。”^注136事实上，他们在所有民族中是最少用兵的：“没有什么人像中国人那样厌恶穷兵黩武。”^注137105

中国人被认为的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上的杰出表现，很快就得到了相当于道德家的巨大声誉。金尼阁评论道：中国人对“教化”（science des moeurs）尤为关注，视为他们已经掌握的一门知识，虽然他不认为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同样高的成就。但正是由于在17世纪，一群耶稣会会士首先通过对孔子学说的简要概括，1687年前后，又通过一小册孔子著述（真的孔子和托名孔子的）的拉丁文译本《中国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使得孔子声誉日隆，而中国人在道德哲学方面的长处获得承认也就顺理成章了，对此耶稣会作家功不可没。《中国之哲人孔子》的问世使西方对这位中国圣人的赞颂达到了高潮；该书还大胆地宣称孔子思想是“人们所知的最完善的道德，一种据说可以追溯至耶稣会的道德”。^注138

到这个世纪末，中国人——仅仅通过自然的启示——在治国之术和伦理方面超过了基督教欧洲的说法，已被广泛接受。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需要充分征引中国的赞美者关于中国人心灵的言论。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Novissuma Sinica，1699年）中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成就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的结论是，后者在逻辑和形而上方面、在“精神事物”的知识方面，在天文学和几何学以及军事科学方面要优于前者。

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更胜一筹。但此前谁会相信……在公民生活的教养和道德方面，有人会超过我们？而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后，我们在中国人身上体会到这一点。如果说，在手工技能方面我们旗鼓相当的话，如果说在思辨方面我们优于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在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们实在相形见绌了。因为我们很难描述中国人的法律在各方面有多么美妙，胜过其他民族，中国的法律是为了公众的安宁和人与人之间良好秩序，因为每个人对他人的伤害都要控制到最低限度。当然，人类最大的恶来自人自身，而又复加害于人自身，以致“人人相对如狼”这句谚语就是真言，由于我们的无限愚昧（而且是一种普遍的愚昧），暴露出许多与生俱来的毛病，还不够，我们自身又在其他方面创造本应免除的痛苦，要是理性能够疗治这种恶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可谓建立了良好的规范（normal）。中国人在人类大社会中所获得的效果比宗教团体的创立者在小范围（Familiae）内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注139106

莱布尼茨主张，中国人和欧洲人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他热情地倡导中欧科学合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西方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还有“我们的哲学学说”应该加以探究和传授：

假如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在尚值得夸耀的所有事情上落后于中国人。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妒忌他们任何新的光辉，——在这一点上我应该祝贺他们——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一边，迫切需要向他们学习在我们的事务中迄今为止所缺乏^注140的东西，尤其是学习实践哲学的运用和加深对如何生活的理解。——对当前的其他方面则毋庸赘语。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现状，由于我们中间过度蔓延的堕落，在我看来是道德败坏、漫无止境，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如何运用和实践自然神学，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他们那儿去，向他们揭示天启宗教一样。我相信，如果任用一个哲人来做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除非我们把基督教的神圣礼物——一种超人的美德传授给他们，从这一点来显示我们高出他们之上。^注141

然而，所有这一切必定会在宗教——尤其是正统天主教——的监视者中产生一种反动。承认信奉异教的中国人仅由自然的导引就能获得这个世界上最佳的伦理关系和最理想的政府，会让人质疑基督教教义以及教会对世俗事务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神学家从未否认运用自然理性的必要性；但要说今生只需自然理性，仅仅仰仗自然理性的人是比基督教徒更好的道德家，他的心灵被超自然的天恩照亮，那就言过其实了。耶稣会的传道，就像今天之声名狼藉，只得到了一个反讽的结果。它并未能使几个中国人皈依，反而强化了欧洲怀疑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立场。正如阿诺德·罗博登在他那部令人赞赏的、抱同情态度的传教史中所评论的：“早期耶稣会或许比其他宗教团体更甚，其传道史上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耶稣会的成员把自己交给了反基督教的力量，成了反对教会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注142这种危险引起了17世纪耶稣会一些人士的注意，大概在18世纪初，基督教会对“中国热”（Sinomania）的反击已经很明显，中国人优越的神话被打破了。18世纪最初的十年，费讷隆发起了攻击。他在《亡灵对话录》中把最长的一段篇幅用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书中苏格拉底藐视世所赞誉的“中国的优点”；苏格拉底提出讨论：相信中国人的德性是源自对中国人生来天真的一种理想化；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历史、文学和生活所知甚少，无法印证向来的赞誉。费讷隆不满足于自己在这一点上仅是存疑，他还借希腊智者之口提出了有用的证据，说明中国人是“徒有其表的、迷信的、极端自私的、不义的，是人间最爱撒谎的人”。^注143 107

但这种对中国热的攻击没有起到什么效果。18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史上发生的一件极轰动的事件可以归因于中国热的进展。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721年在哈勒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讲《论中国实践哲学》中宣称：“中国古代帝王是指引哲学方向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政体在所有民族中是否最好，在风俗制度、在治国理政方面，这个国家是否全都超过了所有国家。^注144结果最好用沃尔夫著作当时的英译者的话来说：108

这一讲演惊动了哈勒大学的神学家，他们不顾真理或公道，给他套上了最阴险的诽谤和最邪恶的评论；虽然沃尔夫辩称讲演中没有什么出格，只和他的《中国哲学观》的观点相似，曾是沃尔夫先生的劲敌的两位神学博士，弗兰克和朗格，在一个公开的布道场合指责他。“神学家之敌意”给他烙上了异端和无神论者的恶名，这未能让他们解恨，他们向普鲁士的上一任国王指控他是一个最危险的恶人。他们这种恶劣的诬蔑传播甚广，国王因沃尔夫学说中有宿命论思想而命令他在24小时内离开哈勒大学，在48小时内离境。^注145

对中国人的政治和伦理的赞美在18世纪由于许多强有力的声音而日益高扬：约翰逊博士（在他的青年时期，虽然不是在他的晚年）^注147、达贞侯爵^注148、魁奈^注149（他相信中国的政体和经济的开创者是无所不知的重农主义者）、哥尔斯密（他的“世界公民”概念是对多位法国作家^注150——尤其是伏尔泰——所写的《中国来鸿》的摹仿）。伏尔泰宣称，在欧洲以及大多数文明国家已经消亡的自然神论、纯自然的宗教，至少在中国的上层社会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109

敬神和行正义——这是中国文人唯一的宗教。托马斯·阿奎那、司各脱、波纳文都、方济各、多明我、路德、加尔文、威斯敏斯特教义，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一宗教如此单纯，如此高贵，四千年来绝对完整地延续下来；它还可能更悠久。

人们可以是一位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家。所以，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至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抛开下层社会的迷信不论）事实是早在四千年以前，在我们还不懂识文断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拿来夸耀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注152110

如果评价艺术之精妙的一种新标准作为来自中国的舶来品引入，又通过中国实例的持久魅力加以证明，对这种新标准的接受很显然得到了广泛流行的关于精妙的假设，以及中国人行为方式在文明的基本要素方面的实际优点的假设的推动——对此，我已经给出了一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