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观念的历史编纂学注11
要解释文题中“观念”一词的含义,需要很长的绪论,我在别处曾以一定的篇幅尝试做过说明;注2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打算对观念作基本的定义,本文的目标是希望透过我以下的文字脉络,使这一术语的含义更加显豁。
与观念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有关的历史研究,在我们大学的校内外学者中,至少分为12类:
1. 哲学史。
2. 科学史。
3. 民俗学以及民族志的某些部分。
4. 语言史,尤其是语义学的某些部分。
5. 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史。
6. 通常呈现出来的文学史,即具体国家的文学史或具体语言的文学史——文学史家这种文学史感兴趣,就像他们的一些在较小程度上对文学的思想内容感兴趣那样。
7. 人们不恰当地所称的“比较文学”,它显然被其最具权威性的研究者理解为一门国际间知识的思想关系(intellectual relation)的研究,思想和趣味变迁的研究,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文学风尚的研究,尤其关注文学风尚移植到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所经历的调整或变异。2
8. 除文学以外的诸艺术的历史及其趣味演变史。
9. 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史,虽然它们不是一回事,但两者紧密相关,以致两者可以从简放在一起考虑。
10. 教育史;
11. 政治史和社会史,以及
12. 社会学的历史部分,就这些学科的专家所思考的知识或准知识进程、“主导观念”或“舆论气候”而言,不是作为政治制度、法律、社会习俗(mores)或特定时期总的社会状况的因果要素,就是作为其后果或“合理化”,这门学科有时被称为“知识社会学”(Wissenssziologie)。细目还可以扩展,更进一步细分,但这12大类似乎是得到整个学界承认的主要分类。
这些学科在过去通常是相对孤立地被研究的,虽然很少是完全孤立地。在大学里,它们分属不同的院系,我想,各个院系之间常常缺乏对相关领域的充分参考。研究者都有各自的期刊和专门的学术团体。大多数人不会、的确也不可能花更多时间来阅读其他学科的专业期刊,或者出席其他学科的同仁聚会——除非他们有幸在一些非专业性的团体中拥有会籍。对整个思想史领域的这一划分当然是合理的,很有用,各个学科的专业化趋势以及专门的研究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显然是各门知识得以进步的必要条件,历史性的学科尤为如此。无论如何,就观念的历史编纂学所涉及的这几个学科的范围来说,这种分类是人为的,虽然总体来说并非率意而为;也就是说,这种种分类在所探讨的历史现象中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部分是临时性地从其语境中提取出一定的研究对象,以便于开展更细致的研究;部分是教育制度史上偶然事件的偶然后果,或者是学术巨擘知识旨趣偏嗜的后果。至少当前处于发展阶段的几个表面上性质不同的学科,已经打破了学科的分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学科的传统界限表明,如果不打破限制,它们将不可能充分而准确地回答已经出现的课题。观念已经成了州际贸易的商品。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正日益提高,一个显著例子就是我们对各国文学的研究,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但对观念超越国家或语言的藩篱时所出现的情形进行观察,只是我所说的发展进程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仅限于文学史这个特殊个案。3
这一点可以用英国文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来证明。学者们基本上被界定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一个有限分支的专家。他们不得不承认,不仅只知道英国文学(English literature)的人,对英国文学所知不多,而且只知道文学的人,对英国文学也所知甚少——这一直是显然易见的。举例来说,一个学者决定从事弥尔顿的研究,或者把他的研究课题进一步划定为《失乐园》,当然可能要从一个特定的审美视角,比如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而不是从提出关于这部作品的任何历史问题的角度来探讨。不过,如果我可能附带作教条化的阐释,那么这部长诗的大部分审美价值也就因此丧失了。总之,《失乐园》是人类心灵活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极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英国文学研究者现在正致力于研究这部书,就此而论,这样说是符合实情的。学者们惊讶地注意到,《失乐园》不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引语集锦,还是观念的汇集。如果只把这些观念作为理解弥尔顿思想的手段,作为理解弥尔顿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的手段,就需要把它们放到历史背景下来检视。由于弥尔顿的个人特性,虽然有很多观念受到特别的扭曲或染色,或者成了一种新颖的语汇,但这些观念几乎没有一个是弥尔顿原创的。要想识别他的风格或他的思想的差别,必须对同一个观念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弥尔顿的同代人,或者大胆假设一下,在他熟稔的前辈那里——的表现有一个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某位诗人表达一个总体观念时,我们欣赏他的心灵和艺术的独特性,而不了解这一观念以及这一观念的其他表现形式,就像我们欣赏一幅天使报喜图而不知道《路加福音》第一章或者不知道同一题材的任何其他画作一样,是不可能的。虽然弥尔顿的思想受制于英国文学这一“学科”的传统分类,但是,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弥尔顿的观念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英国文学领域,而是属于哲学史、神学史、其他语言的宗教诗歌史、科学史、审美学说史和风格史的范畴。4
举例来说,在《失乐园》第8卷里,我们也许该记得亚当和天使拉斐尔有关17世纪天文学理论的长篇讨论——这多少有些奇妙。即使出于对弥尔顿文本的诠释——出于对一种假设的验证(有时候诗人的表达颇为随意)——也有必要对哥白尼时代至弥尔顿时代的天文学家有关天体的排列及其运动的各种学说和推论有广泛的了解。至于弥尔顿对其所处时代的新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是否对之作出什么恰当的判断,显然也有必要了解。研究《失乐园》的学者受制于历史性研究的性质,忙于转向对科学史的一个分支的研究。如果他是一位审慎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不会满足于为德雷尔(Dreyer)、迪昂(Duhem)关于这门学科的论述或者其他概论性研究补充一点资料,甚至也很少会去评论有关现代天文学早期史的近著,尤其是在这些近著常常不能对他实现其特定目标有所帮助的情况下。他会感到不得不去研究相关的天文学文献,必须试着熟悉那一时期的各种理论,结果,他或许有可能对那门科学的历史作出新的贡献,有可能提高那些不了解弥尔顿和对天使拉斐尔有名的天文学见解淡漠无知的人的兴趣。5
我不是在叙述一个假想的情形,我所叙述的是受《失乐园》约二百行诗句主导的晚近弥尔顿研究注3的一个独立部分中实实在在出现的情形。如果以相似的方式来研讨整部《失乐园》中诸种观念的意义和背景,学者们会发现,范围广泛的其他诸多概念,其历史不再被普遍视为英国文学史家的领域,而属于多学科门类的专家的领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弥尔顿笔下的亚当对他的创造者[提前]引述亚里士多德(但没有鸣谢),他认识到,神性是自足和“自为”的,那么,他(亚当)即使是在伊甸园这种惬意的地方,也需要有人陪伴。理想的情形是,把这部诗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进行研究的敏锐学者应该了解这一事实。因为,首先,如果对这一事实缺乏了解,对读者来说很难不遗漏掉弥尔顿诗行中许多关键之点;其次,将至善——但亚当在这里宣称,这种至善是神的至善,而不是人的至善——与自足相等同,是西方思想注4中最有影响、涉及最广泛的观念之一。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视域中,弥尔顿对这一观念的表述——可以说,扩展了作品的内涵;再次,弥尔顿运用亚里士多德定理的特殊方式,一方面启发了他的上帝观,另一方面又接近于否定这样一个命题,即人主要的善是对神的摹仿或对神的忘我冥思,这个命题在绝大多数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中一直被认为是公理。最后,把对亚当神学思想的亚里士多德来源的认识引入这段文字,我不由得认为,是一种一时兴道,不,我得说,可能是诗人有意为之。但早期的弥尔顿评注家们并不普遍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他们肯定对亚里士多德所知甚少,对一般哲学史也了解不多,而亚里士多德专家又很少注意到弥尔顿,两方面的学者有必要建立联系。类似的例子可以找出数百个,所有例子都说明了一个普遍事实——对某一段文字的历史理解的探索,常常把学者引入各个学术领域,而这些领域一开始似乎与其研究的原初论题相距甚远。你越是深入到范围狭窄的历史问题的核心,越是可能遭遇到问题本身驱使你超越问题边际的压力。6
如果撇开文学史不谈,我们把历史研究的其他几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起点,便会碰到相似的以及在很多情形下更重要的有关这类互动关系(correlation)之必要性的证明。如果我所言不妄,我们会发现,这些领域的思维敏锐的专家对这种必要性的意识正日益提高,或许这么说也不为过,即,就历史编纂学本身的历史而言,我们正处在基本学科间的紧密而广泛的联系(liaison)不可或缺之际——最好用比喻来说,学科间大量交流互鉴的必要性,比之以往更显著、更迫切。认为这些研究日趋精细的专业化阶段已经过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我觉得在某些研究中,从惯常的研究方法中收获递减的时期已经到来;我相信,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就像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范畴实际上已经“过去”,已经明显走到了它的对立面,现在它已表明,为了在大量可详细阐述的问题上建立具体而富有成果的相互联系,需要更多的历史综合,这并非妄言。如果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就面临一个与所谓历史性研究的一般策略有关,多少也与大学高等教育体制有关的困境,需要加以切实的考虑。7
我认为这些困难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作详尽的考虑即使不能彻底克服这些困难,应该也可以减少这些困难。整个学科的划分无论怎么说都与历史上存在的观念的作用有关。赞成任何笼统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而取消学科的划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希望充分理解几乎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资料的学者都必须根据其他学科,而且常常是其他若干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分际去研究基本的资料,这一点现在是很清楚的。但很显然,没有人在历史学的多个领域都是称职而富有独创性的探索者。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专家们常常难以从与自己的研究课题部分重叠的更丰富的通论性著作或教科书中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一个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这些著作的作者关注的与自己所关注的不同,恰好忽略了他的课题中与专家的课题关系密切的部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研究者对某一领域最初的专业兴趣造成了他们对正在研究的历史资料诸方面的失察,这种历史资料对思想史的其他各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在观察任何研究对象包括其历史来源的过程中,很容易忽略研究对象中很多重要的内容,除非你知道你要寻找的目标,这是被某位学者的经典轶事所充分证明的常识:这位学者被要求描述放在他面前的一副鱼骨架,如实列举出对象除了最明显的左右对称之外的所有特征。博学的文学史家、哲学史家、宗教史家、科学史家或社会、政治运动史家,仅仅由于术业有专攻,有时候会出现类似的疏忽之误,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在其他学科中可能寻找到的东西。
现在该谈谈怎样消除这一困境了。对此我提出三点看法:8
一、 第一点也许是最令人反感的,它也许只是一种职业偏见,是专家喜欢把他自己的专业看得特别有趣、特别重要的倾向的表现。情况不论怎样,我认为,我所说的迫切需要之一,是更全面地认识如下这样一个事实:应在哲学史中找到大量的更基本、更普遍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出现在思想史的其他领域中的起支配作用的先见的发源地,也就是这些观念和先见在文献中最初出现的地方。在这里提出证据——如果有这样的证据,谁能不信?——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是事实,它就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含意:第一,学者们为在其他许多历史性领域称职地从事研究工作做知识准备时,尤其需要有在哲学观念史和哲学分析方法,比如分析复合观念(这同样重要)方面的全面训练;第二,哲学史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在重大技术体系之外的哲学观念的反响,哲学史也需要以有别于通常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将使哲学观念对非哲学工作者来说更易理解,更能获益。我可以不避冗长地为这最后一个论题进行解释和辩护,但在这里我不打算这样做;从下文第二点可以推知我这么做的意图。
二、 个人观念本身的历史,或者说人们在对自身而言意义重大的个人问题上所持有的观念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够我们研究的,其研究成果有待于成文。我对此的研究已经在别处发表,注5本文只能大略地谈一谈。我曾经提到,有许多单元观念(unit-idea)——与共同经验的具体方面,或隐或显的臆断,信仰告白和口头语,特定的哲学定理或宏大的假说,各门学科的概括或方法论上的假设有关的思想、范畴——它们都有自己长长的生命史。它们在人类思想和情感史上的绝大多数领域都仍在发挥作用。人——个人与大众——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它们的反应也呈现多种形态。这里出现了历史编纂学的另一个特定领域,需要把它补充到本文开头我们所提到的历史编纂学的12个大类中,部分是因为这一领域关系到一组本身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其他领域不能完全涵盖,部分是因为(这里我希望强调的)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历史编纂学——就如历史编纂学这个领域的进展,的确依赖于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一样。在这些单元观念被率先辨析之前,在每个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的观念所涉及并且具有影响的所有领域都分别得到考察之前,思想史的某一领域或某一作家或作品中的单元观念的表现,通常都不会得到尽如人意的理解——有时候甚至全然得不到理解。洛斯教授(Lowes)评论道:“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比揭示一些事实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其他大量的历史事实更有意思的。”注6通过我现在所谈的这种研究,通过对个人观念——任何一个观念在历史舞台上都扮演了很多角色——(尽可能)完整的生命史的研究,它所展示的不同侧面,它的相互作用,它与其他观念的冲突和调和,人们对此的各种反应,都以充分而重要的文献形式、凭借分析性的鉴别、最终凭借想象描摹下来。我相信,通过这一工作揭示出来的很多事实会得到重新审视,因此,投入极大的兴趣和高度的智慧对思想史其他分支中的事实所进行的探索,如果缺少这种重新审视,有时不免显得单调,彼此隔膜,多少有些费解。9-10
我不是暗示这类观念的历史编纂学迄今仍不存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早已有一些很好的例子或至少大致接近的例子。不同领域的许多学者现在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如果说这门学科已经度过了婴儿期,那么,我想它只勉强算是处于青年期。它的方法、要求、目标,还有它的旨趣,并没有得到它预期的普遍理解。它的计划是在解析与综合之间居其一——一方面为某项研究而对一个观念进行临时的解析,另一方面,为某项研究从这一观念已经渗入的所有历史领域搜集材料。
三、从业已谈到的一切来看,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清楚明白,毋庸赘述。这结论是,在旨在探究人的思想或看法以及有关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历史的历史编纂学的几乎所有分支,迫切需要在这几个分支的专家中间建立比迄今为止的传统合作更明确、更可靠、更有序的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即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之间的合作。真实可靠的历史综合不只是某个人的工作。如果那些被搁置在一起的片段——即使对理解某一主题的某一部分来说——是自足的片段,就必须公之于众,或至少由那些在这些片段所属专业上训练有素、具有最新技术知识的人进行鉴评。我并不是说类似《剑桥现代史》和《英国文学史》所示范的这类合作,像那些伟大著作一样,值得肯定和有益。我所考虑的不是在那些子学科的专家们中间对一个大学科的子学科进行简单分配,而是整合所有这些子学科的全部专业知识,这些子学科本身是适合这种整合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尽可能大的学术计划现在正待着手,类似合作之不可或缺就是显而易见的。我只简要地提两项类型不同、规模不同且分布在不同领域、由较大的学术团体或名校全力资助的计划。第一项是对《失乐园》的注释及其具体的历史和文学诸方面的研究。这样的书在18世纪是很常见的,虽然工作常常做得很糟糕。通过对一些文献的检索和对英国学者们的调查,我发现任何一部现代著作都未能汇集把这部英国文学经典置于其历史关系中加以考察、充分阐释其所包含的各种观念所必需的全部知识。究其原因,这样的著作无疑现在已经不可能由一个人来独立完成。正如我早先所说的,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众多英国文学专家的通力合作,而且还需要古典学者、早期基督教学者、中古学者、哲学家、犹太法学和犹太文学学者和熟谙早期新教教义的神学家以及精通16、17世纪法国和意大利文学的学者和科学史家,特别是熟悉现代早期天文学的学者的合作。再重申一下,我的意思不是表示迄今为止在这些领域还没有出现有关弥尔顿的研究,实际上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已经问世或正在撰写,这些著作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完成的,他们按前面所提到的方式,被迫侵入原先不属于自己的领域,注7我所指的这一工作是以互见和提要的形式,把现在分散在许多出色的专论、著作和论文中的以往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但这些研究在英国文学专家有可能从上述其他学科的专家那里得到合作和批评这一层面上而言,一般是扎实可信的。如果更多地考虑到这类合作是在这些专论的作者中进行的,那么,其中一些研究将会更有价值;总之,在一些相互连带的领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对比和相互发明。如果这样一项工作能够相互配合地完成,那么,就会把眼光集中到弥尔顿文本中的诸多事实,我们深信,这些事实可以把许多部分成果汇集为一个巨幅的、让人兴味盎然的图景。11-12
让我们转到(原初的)科学观念的历史上来吧。就我所知,对达尔文以前进化——在狭义的物种演化理论(the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cies)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观念的总体发展,还没有人从历史的和哲学的角度做出像样的研究;我们当然也还没有在广义上——即天文学、地质学、人类学、社会哲学、宇宙学和神学的发展观及其对所有其他思想领域的影响——而言的观念史。注8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所谓的发生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它有一个漫长、复杂且绝对是渐进的过程。对此过程的研究在总体上为什么还没有一部精当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还有待于对其史料进行大量细致的基础(grundlegend)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一工作很难由某一位学者单独完成。因为这项研究工作需要对许多专门领域有相当的了解——不仅对上面提到的若干自然科学领域,对其特殊的子学科的历史,如在生物学中,对生物学分类、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和遗传学都有了解,——还要了解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哲学、神学、一般文学的极广泛的领域以及有关历史及其总体运动的观念史。举例来说,故事的某一部分可以仅仅通过对莱布尼茨著作所做的全面研究来加以证明,而另一部分则要求对文学、形而上学乃至德国浪漫派时期的美学理论和风尚有深刻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以某些相关的个人观念的专门历史——例如,连续性原则的历史,有关“物种”的概念或伪概念的历史——来加以阐明。这样的工作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预期美国的学术机构会从事这项工作。但如果不是以上文提到的方式,通过大规模的、有条不紊的紧密合作来从事这项研究,研究工作很可能比我们按许多专门领域的现有认识水平所可能做到的更不完善。13
在观念的历史编纂学的诸多问题上,我们所需要的合作的类型和深度可能是难以达到的。在我们的大多数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传统中,在人性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自然科学家早于历史学家就认识到了有计划地协同合作的必要性,并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井井有条地推进了这一合作。在许多历史性的学科,这种合作令人鼓舞的开端也已经初露端倪。然而,实现合作的困难仍然相当大,我想借此机会强调在努力探索历史,由此更好地理解人类思想成果的现阶段[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也许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