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人类学的学科的确是非常多样化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开设人类学的大学中，这些学科一部分反映了大学所在国的智识、政治、经济和历史。其结果是，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带来了影响。在欧洲，人类学史的显著特点是达尔文主义导致的宗教动荡。这一点在亚洲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我们对人类学一词的理解中，非洲殖民史一直都占有重要位置，不过这在不同国家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在马达加斯加，人类学就与反殖民主义有很紧密的联系，而在邻近的肯尼亚，它则与殖民统治的历史相关联，其结果是同一门学科往往被归在社会学的标签下。同时，对其他学科的定义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例如，在美国，语言学经常被当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但在英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人类学院系对所在国的政治史同样有所影响。例如，在日本或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学都与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

这种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中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传统，并不存在一种超越这些多样传统之上的人类学。本书译自一个很了解欧洲和北美传统的人所写的著作。但中国人类学却是不同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它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但也总是与该国更普遍性的智识传统相关。它本应如此。这就意味着，本书在中国将会以一种些许不同的方式被阅读，不同于它在美国的阅读方式。这就好比本书的法文译本在法国被阅读的方式与它在英国被阅读的方式有所不同。

然而，在这巨大的多样性之外，对于那些给自己贴上社会科学家标签（更具体来说是人类学家标签）的人而言，在他们心中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关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着以下两种工作的其中一项（或两种都从事）。

其中一项工作包含的是，试图理解是什么使得作为人类的我们在整体上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我们也努力地对诸如海鸥这样的其他动物进行理解。不过，人类学家的工作与后者只存在部分的相似之处。人类是一种独特的动物，虽然一切动物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独特，可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更深地扎进了具体的历史当中。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们部分上是有意图的行动的产物。人类使自己既成了个体，又成了社群。这意味着单有人类进化不足以解释我们是什么；对我们而言，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复杂性添加其中。人类将自身的普遍性特征与其历史情境组合在了一起。在具体的时空里，这种组合就产生了我们栖息其中的那类社会与文化。更有甚者，历史的偶然性还将我们推向了各种不同的方向。让事情变得如此复杂的，不仅包括那些使我们生为人类的普遍性因素，还包括那些具体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存在某些生物性的、来自我们物种属性的给定条件。它们的确存在。可是这些生物性给定条件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比早期人类学家所相信的，要灵活得多。我们大脑被设计成的样子，使我们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空间、时间和因果性）带有某些特定的理解方式。不过，在某些情境中，若我们做出努力，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例如，现代物理就让科学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空间与时间。在本书中我认为，国家的出现带来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思考社会的方式，不同于国家出现之前我们祖先的思考方式。同时我们还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谁一起、被如何抚养长大的方式，也同样影响着我们在生物与认知层面上的自我。甚至有可能，这其中的一些改变还会传递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因此，我们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不过，另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我们的生物构成（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完全不能决定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本书中，至少是在第一部分，我试着对一种变动的平衡进行讨论和探究，亦即暗含于我们的生物存在与历史存在之间的那一组持续变动的关系。若是拒绝将我们生物性的给定条件纳入考量（包括我们的给定认知能力），这就将引向一种不自洽的人类学。那种极端的文化人类学就是如此。不过，若是将这些给定条件视为贯穿历史而不变的话，那也将是同样错误的做法。其中的例子就是某些以“社会生物学家”为人所知的学者。

那些自称人类学家的人还经常做着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去理解特定群体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第二项工作常常被称为民族志。第一项工作就像一个科学家一样，从外部去看待人类。第二项工作则非常不同。它尝试采取被研究者的视角，以便从这些人的角度来对他们所做之事进行理解。许多现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家似乎对这一进路感到很满意。它看起来相当直接。无疑，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进行了记录，即人们所做的事情是基于那些与他们相处的人，基于他们相信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似乎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家的优越性超乎其所研究的对象之上。不过，对我们之外的他人的观点进行记录（即便我们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正是人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然而，我们必须对社会与认知的本质进行更普遍性的理论反思。不要以为少了这一步，我们也能对解读的工作进行尝试。这是一种幻觉。而那种更普遍性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来自外部视角的讨论。在本书中，我向一些人类学家发出了挑战。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种讨论就能做得很好，尤其是有关人类普遍性认知的讨论。民族志要求我们对以下这些东西进行思考。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那些隐性的知识，与我们的书写所鼓励的那种文化记载有何不同，与那种虽然对人们生活所需的知识有所反映，但同时也是有关世界的显性理论的记载有何不同？很明显，如此来思考知识的特性，就要求我们去寻求来自其他认知科学的帮助。我们需要了解知识是如何被储存在大脑中的。我们需要反思存在于概念与词语之间的那种非常不直接的关联。我们需要学习其他认知科学关于记忆的已有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让自己知道，孩子需要通过怎样的学习过程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这样之后，当我们在为读者解读研究对象的知识时，我们才能明白自己究竟在谈论些什么。

本书的目的，仅仅是对那些已在全球各处开展过的大量工作做一点微小的贡献。这些工作都是围绕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即我们是谁、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与相似。它只是一个贡献，一个很微小的贡献。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就可以是这样一个贡献。但只有当其谦虚地意识到，在这个巨大的工程中还有许多其他学科时，它才成为一个贡献。即便是在认知人类学中，本书也应该仅仅被看作是许多贡献中的一个。因为它聚焦的是欧美的成果，所以其内容需要得到来自其他国家学者的更多成果的丰富和补充。

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不过，在中国学术界对这类议题诸多充满活力的讨论中（很遗憾我对它们并不熟悉），本书仅仅是试图再添加一个元素而已。我非常感激本书的译者与编辑，是他们使得本书的面世得以可能。

莫里斯·布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