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适养生”精神承传与“健康小镇”建设
克劳斯·昆兹曼指出：“创意城市政策不只是促进经济和旅游发展的政策：以创意为品牌的城市是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者的目标，由于其便捷可达的文化设施与活动，这些城市往往也是旅游的目的地。因此，如果创意城市政策具有综合性与持久性，它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及支撑地方旅游业。但是，我们只能将这些视作创意策略顺理成章地带来的一种结果，其他同等重要的结果应该包括为所有市民的生活质量而提供的广泛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支撑。”(22)正如克劳斯·昆兹曼所揭示的，打造“创意”城市文化品牌仅是让“特色小镇”抱有生机活力的重要手段，“特色小镇”的创建决不能“为创意而创意”，其最终的目的是让居住和生活于此地的人民过上幸福、快乐、健康的生活。“幸福”指数、“快乐”状况、“健康”程度，才是衡量“特色小镇”的核心标尺，也是定位“特色小镇”不容忽视的基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3)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围绕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主要内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24)当下，爬梳、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生文化”，承传、阐扬中华休闲美学的“闲适养生”精神，可以为“健康小镇”的创建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源泉。
1．“舒适宜居”精神承传与“健康小镇”的生活理念形成
“健康小镇”的建设最终无疑是落实和回馈于社会个体之人，为人民创造一种“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引领人民过上幸福安康、和谐美满的生活。传承“舒适宜居”精神，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追求。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进化，总是先经历实用阶段，然后才向审美阶段跃升。正如《墨子·墨子佚文》所言：“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强调人们的饮食、衣饰、居室首先必须温饱、暖和、安稳牢固，然后才能追求其美丽、快乐和安逸。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在生活”，强调认识、发现生活中的美，加以点亮和再现。在他看来，美的本质问题思考只有落实于生活实践，才能达到真正地求解。“特色小镇”的美的创建，最终也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去考量和把握，由生活其间的人民的健康程度来体认，是否真正过上了“审美化”的日常生活。雅各布斯和阿普亚尔德将城市“宜居性”界定为“每一个人能生活得相对舒适的地方……这意味着一个管理良好的环境，相对更少的滋扰、拥挤、噪音、危险、空气污染、垃圾、废料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侵扰”(25)。“健康小镇”必须破除之前大城市建设中因工业化、机械化生产所导致的种种“现代性”弊病，方能成就其“美丽”声容和风华，真正达到“舒适宜居”的境界。
2．“人文关怀”精神承传与“健康小镇”的处世方法构造
袁行霈先生指出：“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竞争越来越剧烈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冲突，人们内心的挣扎，日益凸显出来；物欲的诱惑力也更强了，人创造了供自身享受的物质条件，又可能被物欲所支配，而丧失了自我。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持人的尊严、理性和智慧，以及人格的独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情况，袁先生急切“呼唤人文精神”来破解这一严峻挑战。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对人的尊重”(26)。他以晚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为例，追溯了我国自《周易》以来对人文精神肯定和阐扬的传统。龚自珍痛惜在病态美的观念支配下，一些栽种梅树出卖赚钱的人“砍其正，删其密，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以致江浙之梅都已致残。于是他开辟了一座“病梅馆”，买了三百盆病梅，毁其盆，埋于地，解其束缚，使之自由生长。其实除了龚自珍外，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人文关怀”是许多思想家、文艺家视野中的重要主题。也正是因有着这一尊重人与物属性的文化基质，才铸就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从未断裂。当下，“特色小镇”建设有必要较好地承传“人文关怀”精神，以破解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27)刘易斯·芒福德在考察“郊区”时指出：“在工业城市形成之前很久，想从文明带来的复杂事物中摆脱出来这个想法又一次吸引着许多欧洲人的心，一如他在罗马衰微时期吸引着人们的心那样。对于好动和勇敢的人来说，乡村有新的天地可供他们去征服去开拓，还有未被破坏的原野中传来的浪漫的召唤；对于那些喜欢追求家庭乐趣/喜欢思考的人来说，那儿可以钓鱼、漫步、栽种植物、家庭野餐，或到树林深处去独自沉思。没有等卢梭证明生活中大多数痛苦源自过分文雅的文明带来的枯燥的礼仪，许多欧洲人就早已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了。乡村生活似乎是最好的，而离开城市越远，越能生活得健康、自由和独立。19世纪城市郊区的大多数有益身心的特点，事实上已被乡间小镇所吸收，在那里镇上更注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混合与合作，这在单一阶级的郊区的社区中是不太可能达到的。人寿保险表已经表明，就动物生命而言，再郊区最为优越：在英国，农民和乡间绅士的寿命最长。”(28)刘易斯·芒福德谈到，《圣经》中曾提到的田野或葡萄园中建造的小茅屋，既是为庄稼成熟时供守护的人们居住，同时也是为了“在城市中厌倦烘干的砖和污浊的臭气的人们变换一下环境、呼吸新鲜空气、振奋一下精神用的”，这种简单的小茅屋在纪念犹太秋收节活动中仍能看到。
3．“形神兼养”精神承传与“健康小镇”的理想境界打造
从庄子的《养生主》到嵇康的《养生论》，从谢灵运的《山居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到苏轼的《养生说》《续养生论》《问养生》《养生偈》《苏沈内翰良方》及《上张安道养生诀》，从高濂的《遵生八笺》到李渔的《闲情偶记》，关于“养生”的思考与实践探索，代不绝人，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厚重的“养生”文化。其中庄子倡导的“形神兼养”理念和“自由超越”境界追求，是此一文化精神之主流。于人而言，就是尽可能地遗世独立，退隐逍遥，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如嵇康主张在污浊的世俗中坚守自我人格，不为富贵功名利禄等外物所累，清虚其心，颐养神气，陶然性灵，进入身心俱泰、自由超越的理想境界——“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又如苏轼的“乐观旷达”“万物皆有可观”“得失超然，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除了人的自我坚守人格本色以达到“形神兼养”外，还有一种就是流连山水，醉心田园，自然怡情，同样到达“形神统一”。它以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对当下的“健康小镇”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谢灵运的“养生”实践，在他的《山居赋》中曾细腻地描绘了山居养生之法，其中“尽得周围之美”，是谢灵运营建园林所着意强调的，也是其建筑园林艺术思想的重要方面。他按照此一理想，在经营山居之时，亲自跋山涉水，登岭远视，进行规划布置。故此南北两居，周围林木相映、水草丰茂、禽兽众多、鱼鳖成群、百果备列、五谷丰登，处处可以感受到自然之美。就整体规模而言，东西南北，各有景致。上田下湖、西溪南谷、洲岛相连、水陆两通，美丽风光与主体楼阁相映成趣，自然亲切，消散生活其间，好不快活。谢灵运既有意隐居、志在林泉，又在乎隐居环境、华美住所的心态，即他所阐言的“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志”。谢灵运心中的“神丽”之所，是有清幽山水，能带来盘游赏玩乐趣，实现高卧养生的私家庄园。他对园林山水的关注，追求的是把自身融入山水自然之中，达到自由养生超越境界。通过外物（“形”）的构建来打造养生（“神”）之地，这一做法具有可操作性。这样的成功范例也有不少，如查尔斯·兰德利曾列举法国的蒙比利埃（Montpellier）进行说明，他指出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则有标志传达植树计划、在市内花坛种植原生植物，或是设置自行车道。这所传递的信息是：“蒙比利埃是座环保城市。”至于停在中央广场上的健康检查车，则象征性地表明：“蒙比利埃是座健康城市。”接下来与市府官员的讨论更显示，蒙比利埃的关键策略是成为国际化、创新、环保与健康的城市。而刻意将叙述设计入招牌则显示，他们很重视在城市发展中运用无形资产的力量。(29)“以芬兰北极圈内的城镇凯米（Kemi）为例，当地的主要产业为已式微的造纸厂，人们饱受高失业率之苦。而它主要的资产就是寒冷与冰雪，在当地兴建世界最大的冰雪城堡后，其影响超乎意料……由于格拉斯哥旅游业官员体认到，该市比冰岛干燥，因此在向冰岛人宣传格拉斯哥时，推介说它有如避寒胜地里维耶拉（Riviera）。结果只见一群冰岛人兴高采烈在格拉斯哥的夜店喝酒，并将那种说法传诵回家乡。”(30)查尔斯·兰德利对蒙比利埃、凯米的考察，致力于发掘地域人文资源，通过打造健康符号标识、宣讲健康理念口号等行为也是有助于合力打造理想超越的“健康小镇”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启示。
综上可见，中华休闲美学具有优秀的思想资源、人文禀赋和生活观念，当下，特色小镇建设需要进一步承传和阐扬中华休闲美学精神，以为之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激活休闲美学的生态精神、自由精神、闲游精神、养生精神的功能和价值，能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创意设计提供支持和帮助，引领特色小镇建设走上新的台阶。
(1) 何世剑，男，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2)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3)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4) 唐燕，克劳斯·昆兹曼等：《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页。
(6) 李太华，周翠玲：《历史文化资源与城市风格定位——以广州为实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7) [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张良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8) 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宗白华全集（2）》，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9) [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0) 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11) 唐燕，克劳斯·昆兹曼等：《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2) 李建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13) [英]于尔根·沃尔夫：《迅速提升创造力（第2版）》，黄延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4) [美]伊丽莎白·科瑞德：《创意城市——百年纽约的时尚、艺术与音乐》，陆香、丁硕瑞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15) 唐燕，克劳斯·昆兹曼等：《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16) [美]皮埃尔-菲利普·库姆斯等：《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安虎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7)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18) 张放涛：《创意中原——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19) [德]阿多尔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0) Malcolm Miles, Art, Space and City: Public Art and Urban Futures, Routledge, 1997，p.189.
(21) [美]伊丽莎白·科瑞德：《创意城市——百年纽约的时尚、艺术与音乐》，陆香、丁硕瑞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211页。
(22) 唐燕，[德]克劳斯·昆兹曼等：《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271页。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2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2017-01-25。
(25) Allen Jacobs and Donald Appleyard, "Toward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53，no.1，Winter: in Richard Legates and Frederic Stout（eds）, The Cit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6，p.169.
(26) 袁行霈：《呼唤人文精神》，光明日报，2015年9月15日。
(27)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8)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29) [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30) [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