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给格斯多夫的信

1866年4月7日，复活节期间，尼采在家乡瑙姆堡给格斯多夫写信，可以看出尼采在莱比锡大学这段时间的研究与思考：首先，尼采谈到了自己希望以一种军人服从纪律一样从事语言学研究，尽管自己实际的想法与此相反，自己正坐在书堆起的墙中间从事泰奥格尼斯残篇文献来源考；其次，尼采谈到了叔本华派的哲学老师文克尔对佛教与基督教关系的思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整封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有时会出现一些非常沉思冥想的时刻，人满怀喜忧参半的情感站在高于自己的生活之上，像那些可爱的夏日，辽阔地、舒适地穿越群山，像爱默生如此卓越描绘它们的那样。自然变得完美的，像他说的，我们自己也是一样；(30)于是，我们从以往保持警惕的意志的符咒中被释放了；然后，我们具有纯粹的、沉思、公正的眼光。(31)在这种渴望高于其他一切的情绪中，我拿起我的笔给您友善与体贴的信写回信。我们共同的担忧已经融合为小的残留物：我们已经再一次看到，无数人的命运怎样被一些写下的几个笔触，也许一些个体的虚妄决定了，我们乐意为这些虔诚的人留下它，为他们的虚妄感谢他们的神。(32)这个思考也许令我们想要大笑，当我们在莱比锡再次见面的时候。从最个人的观点，我已经习惯于军队的观念。我经常想被这些单调的作品激励、征服；我急切贪恋相反的，令人兴奋的、对生活暴风雨般的渴望、热忱。因为，我无论已经表露了多少自己，对我来说，这已经一天天变得平常，我无法简单地把这样的作品从帽子里拉出来。在假期，我与以前相比，已经学到了很多；在假期结束时，我的泰奥格尼斯已经有进展了，至少相当于一个学期的工作。我已经获得了几个启发性的发现，就泰奥格尼斯研究领域遗留下的疑难问题。(33)我被书籍筑起的墙围在中间，感谢科尔森少有的好意。我也必须提到福尔克曼(34)慷慨地帮助我，特别在《苏达》的全部文献方面，在这方面他是首要的专家。我开始如此熟悉这个领域，以致我已经独立地拓展了它，最近在思考，为什么欧多西亚的《紫罗兰花床》（Violarium of Endocia）没有追溯到《苏达》，而是追溯到《苏达》的主要来源——梅利西安的赫西基奥斯（Hesychius Milesius）的一个摘要（失传了，当然）。(35)对我的泰奥格尼斯，这有显著的重要性，同样我将改天显示给你看。我也天天期盼柏林的狄尔泰博士（Dr. Dilthey）(36)的信，里奇尔的一个学生，他比其他人更熟悉泰奥格尼斯。我对他完全敞开，既没有隐瞒自己的发现，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学术身份。我希望返回莱比锡，我就可以提交自己的论文；我已经把我实际有的所有材料收集在一起。当然，我不否定，我几乎不理解这种烦恼，我已经强加给自己，把我从自身带离（外加从叔本华——这常常是同样的事），这将导致暴露自己在人们的评判之中，甚至也许会强迫自己戴上并不具有的博学的面具。一个人失去了一些东西，不管怎样，只要文稿打印出来。（我关于文献的）一些延误与烦恼并没有避免。柏林图书馆不想外借十六、十七世纪泰奥格尼斯的版本。我通过罗舍尔(37)从莱比锡图书馆借阅大量的必读书。但是，罗舍尔写信，他的良心不容许以他的名字把书传到外边去。我就别想去责备这样的良心，但的确很麻烦。三件事是我的安慰，罕见的安慰！我的叔本华，舒曼的音乐，最后，孤独的散步。……我已经找到一些例子，足以显示出人们的理解力往往是多么含混。最近，我与一位计划近期到印度去传教的人谈过话。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还没有读过任何印度的书籍，没有听说过《奥义书》（Oupnekʼhat），(38)他已经决定不与婆罗门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完全是哲学的产物。神圣的恒河！今天我听了文克尔（Friedrich Wenkel）一次智慧的讲道，论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让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反对所有不是基督徒的族民，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狡猾。他反复用另外的、意思总是正确的词代替‘基督教’这个词，甚至就我们思维方式来说。如果‘基督教（Christianity）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句子被‘罪（sin）的情感——简单来说，一种形而上学的需要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代替，这不会冒犯我们，人必须是一致的，并且说，‘真正的印度人是基督徒’，同样‘真正的基督徒是印度人’。(39)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样互换建立起来的话语与概念不完全可靠，因为它完全令较弱的心灵产生困惑。如果‘基督教’意味着‘在历史事件中或在历史中的个人的信仰’，那么，我将与基督教无关。但是，如果它无非意味着拯救的需要，那么我能高度评价它，甚至不会反对它去规训哲学家的尝试，哲学家与需要拯救的大众相比是极少数，尽管都是由一样的材料做成的——是的，所有那些从事哲学的人将要做叔本华的追随者！但是，只有最高权威的‘意志’频繁地潜藏在哲学家的面具后面，寻找实现它自己的荣耀。如果哲学家统治，大众将会迷路；如果大众统治，就像现在的情况，哲学家‘在无边的海上很少幸存’，像埃斯库罗斯所说的‘不同于其他人的意见，自己思考自己的想法’。同时，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度苦恼的，去抑制我们仍旧年轻的、强烈的、只表达了一半的叔本华的思想；永远压在我们心上的这个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我知道对此没有安慰；相反，我非常需要安慰。我感觉我们必须更加适度去判断问题的核心。有些东西也潜伏在这个冲突中。说完这话，亲爱的朋友，再见，向您的亲戚问好，您将记住我的祝愿；它是一致的，我们再见面时，带着微笑——就是这样的。您的朋友　尼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