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巴塞尔大学

第一节　接受巴塞尔大学的呼召

1868年底，尼采即将从莱比锡大学毕业之际，里奇尔以前的学生，巴塞尔大学的凯思林（Adolf Kiessling）看到了尼采在《莱茵博物馆》上的文章《泰奥格尼斯的残篇的收集史》《希腊抒情诗人批评的贡献Ⅰ：西蒙尼德斯的达娜厄颂歌》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来源Ⅰ》，感到尼采十分杰出，巴塞尔大学的凯思林自己担任的古典语言学的教席正好空下来，于是将尼采推荐给巴塞尔大学校委员会主席费肖尔教授（Professor Dr. Wilhelm Vischer-Bilfinger），费肖尔向里奇尔打听尼采的情况，看尼采是否想到巴塞尔来当教授。里奇尔马上把在家待着的尼采唤回莱比锡，问题是尼采这时还没有博士学位，他在莱比锡大学也没有准备博士论文，里奇尔在1969年1月11日为尼采写给巴塞尔大学的推荐信中也提到尼采还没有博士学位，但尼采有很高的天赋，在希腊文学史研究方面尤其杰出。(1)费肖尔也收到波恩大学的乌西诺（Hermann Usener）推荐尼采的信，乌西诺当时并没有见过尼采，看到尼采发表的文章后愿意给他写推荐信。尼采准备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章修改一下作为博士论文，但现在没有必要了。莱比锡大学根据尼采在《莱茵博物馆》上发表的文章，授予了他博士学位，也不需要答辩。一位教授开玩笑说：“我们的确不能考核我们的同事。” (2)在1869年3月23日，没有考核，全体一致通过授予尼采博士学位。当时德国的大学体系，博士学位是获得任何学院职位的前提条件。

费肖尔在1869年1月与同事讨论后，在本月29日正式向校方推荐尼采作为凯思林的接替者。尼采在1869年2月1日给巴塞尔校方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校方提供这个职位自己愿意接受，并提交了一份简历。尼采于2月10日得到巴塞尔大学确定的邀请，校方正式的任职信于12日签发。扬茨认为，尼采接受巴塞尔大学的教职，主要原因在于可以离瓦格纳近一些，而不是语言学研究。尼采在1869年4月19日到巴塞尔。1869年4月11日，尼采在瑙姆堡给格斯多夫写信：“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我将在老家度过最后一晚。明天早上我就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不熟悉的职位，进入一个沉重的、压抑的职责与工作的环境中去。再一次说再见了；目前能自由自在活动的黄金时代，自主地接受艺术的世界，在其中作为一个超然的或至少可以微弱地依附其中的旁观者——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肯定也会成为一个庸人。……这是很自然的，每天的负担，一小时一小时集中思想，在知识的一个专门领域与特别的问题，将会使人的接受能力变得迟钝，从根子上攻击了哲学感觉。但是，我相信我能比大部分语言学家更坚定、安全地着手处理这种危险；我的哲学的严肃性已经深深扎下根，生活与思想的实质问题已经由伟大的秘教者叔本华显示给我了，对我来说，我曾经害怕自己会背叛这些‘观念’。”(3)

尼采于1869年4月19日抵达巴塞尔中心火车站。巴塞尔1844年开通了至斯特拉斯堡的铁路，是瑞士的第一条铁路，但铁路到晚上就关闭，以免火车的声音惊扰居民。之后二十年，有更多的铁路线建起来，但晚上还是关闭的，白天由警察把守。巴塞尔有中世纪的城墙，小商人抗议城市开放会破坏他们的生意，直到1868年这种抗议才结束，大规模拆除城墙活动开始了，最后只剩下三座门楼，作为纪念保存下来。当时巴塞尔只有3万居民，而莱比锡有10万，相比来说，巴塞尔是一座小城市。巴塞尔留下了很重的中世纪的特色。对尼采来说，他喜欢小点的、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伊丽莎白这样写道：“我的哥哥总是表达他认识了老的巴塞尔而欣喜；他宣称由此他更理解中世纪。巴塞尔的整个社会，植根于习俗，特别令我们普鲁士人喜欢……巴塞尔壮丽的古代房子……它的忠实的和睦的家族星期天在最好的气氛中游行到教堂；它的老仆人在同一个家族从一代服务到下一代；它的居民用低地德语方言相互问候——所有这些打动我们，属于一个已经长久遗忘的时代。”(4)尼采以前没有离开过德国，巴塞尔对他还是陌生的。1848年之后，瑞士由一些松散的联邦组成，充满了自由精神。这里没有国王，大学校长是教授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王室任命的；没有贵族，没有对军队的崇拜。军事阅兵，这种普鲁士人的生活特征，在这里是陌生的。相比德国，没有地方神职人员需要服从的国家教会等级制度。尼采认为在这里可以复原共和制度。巴塞尔的旧的显贵家庭来自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均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费肖尔与布克哈特都来自这样的家庭。既然巴塞尔的显贵家庭决心避免文化粗鄙化，保持他们处于欧洲文化与智识生活的最前列，他们的中心在大学。1833年瑞士的行政区划改革，巴塞尔失去了独立地位，动摇了它的征税的基础，大学的财政遇到一些困难，整个运转遇到一些问题，影响了大学在整个欧洲的竞争能力。但巴塞尔特别注重对居民的人文知识的培养，一个“学者志愿者协会”成立，主要是面对公众演讲，尼采一些讲座就是在这样协会的组织下举行的。尼采这样评价：“我很好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一座城市致力于提高它的公民的文化与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丰富到完全超出了它的比例。由此它代表了一种对照，太多更大的城市应该感到羞愧……这里很多事做得比其他地方更有成效。”(5)

1869年，24岁的尼采担任巴塞尔大学希腊语言与文学的教职，此教席之前的担任者凯思林离职，准备担任汉堡大学的教席。1869年夏季学期，尼采被授予巴塞尔大学副教授，1870年3月转成正教授。尼采在去巴塞尔时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时间为1869年4月17日，以后保持无国籍身份。24岁当了大学教授，在那时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以致维拉莫维兹后来攻击尼采，或多或少出于嫉妒，他骂里奇尔与尼采的这种腐败的裙带关系令尼采成功。尼采在职业生涯中可谓少年得志。巴塞尔的教职也使尼采放弃了去巴黎待一年的打算，尼采曾与罗德商量他的这一人生计划，由于到了巴塞尔而终止，当然还有经济的原因，尼采当时并没有在巴黎待一年的经济实力，他母亲微薄的经济来源不足以负担他的费用。

尼采当时获得巴塞尔大学明确邀请时没有博士学位，德国大学没有博士学位不允许担任教职，当时的巴塞尔大学可能是唯一愿意这样做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当时并不景气，正处于困难时期。希望吸收优秀的青年教师重整大学，以确立在德语大学中更好的位置。1870年，33岁的欧维贝克（Franz Overbeck）到巴塞尔担任新约神学与教会史教职。但是，像尼采与欧维贝克这些外来的教师在巴塞尔还是感觉自己是外国人，欧维贝克在他退休的前夕曾经写给自己的老朋友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我在这里一直是一个外国人，甚至在这里作为客人生活25年之后。”但欧维贝克建立了自己的圈子，有一些倾慕者。他在巴塞尔大学的同事几次选他当院长。尽管他的神学思想不正统，但没有人试图剥夺他的教职，欧维贝克对巴塞尔的自由精神感到满意。

巴塞尔大学显示了一种特点，对现代的自由主义与进步观念的批判，这由巴霍芬、布克哈特、尼采与欧维贝克得到集中体现。巴霍芬与布克哈特是巴塞尔本土的，尼采与欧维贝克是外来的。巴霍芬挑战了古典的古代的流行的学院正统与德国的古典语言学的建制。布克哈特挑战了德国的国家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的正统地位，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强调伟大的文化出现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尼采挑战了正统学院哲学与语言学。欧维贝克的自由神学，挑战了神学的正统观念。尼采与欧维贝克迅速融入巴塞尔社会，但并没有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巴塞尔人，这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如果他们生活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大学，他们是很难出版在巴塞尔时出版的那些著作的。巴塞尔对尼采的精神成长起到很大作用，莱比锡相对巴塞尔来说是封闭的社会，而巴塞尔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大学的老师来自世界各地，这对尼采逐渐走出德意志本位思想起到很大作用。在尼采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不断反思自己的德意志本位立场，走向一个好的欧洲人的理想，而这一点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即使到了巴塞尔，尼采还是很难改变自己精神中的德意志本位立场。这个过程很艰难，但他一步一步改变了，巴塞尔的环境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