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塞尔大学的同事

尼采进入巴塞尔大学不久就成为教授，但在第一年没交到什么朋友，主要给多伊生、格斯多夫与罗德写信来排解孤独。罗德在1870年6月到巴塞尔待了两个星期，他们一起去爬山，一起到巴塞尔城外的布克哈特家中拜访布克哈特，还一起去特里布森待了几天，瓦格纳对罗德印象深刻，将罗德视为自己党派的成员。在罗德到巴塞尔之前不久，欧维贝克到巴塞尔任教，费肖尔将欧维贝克安排在尼采所住的房子里，尼采由此结识了欧维贝克，开始了二人的友谊。尼采开始慢慢熟悉了更多的同事。在1870年代早期，尼采受到很多邀请去拜访同事与朋友之家，如霍伊斯勒斯一家（Heuslers）、拉罗什一家（La Roches）、萨哈什斯一家（Sarasins）、舒立什斯一家（Thurneysens）、费肖尔一家（Vischers），特别是巴霍芬一家（Bachofens），巴霍芬（Johann Jacob Bachofen）的妻子露易丝（Louise Bachofen-Burckhardt）特别喜爱尼采。他们年纪相当，有时尼采陪同她去听音乐会，有时二人一起在大教堂广场漂亮的房子里一起弹奏钢琴。当伯努利（C. A. Bernoulli）准备写作《欧维贝克与尼采》时，(10)露易丝给他写信：“我总是很快乐，在认识尼采的那些早期岁月，那时他对瓦格纳充满激情，那是多么狂热！每个星期天，他都到卢塞恩，回来时满脑都是他的偶像，总是告诉我他见到与听到的辉煌的事情……但是您比我更了解这一切，尽管您也许不太熟悉尼采生活中那段最阳光、充满友爱的时光，至少不是从个人经验，既然您还太年轻。”(11)尼采巴塞尔的同事马里（A. Mähly）这样回忆当时的尼采：“如果一个人习惯了尼采的方式和谈话的语气，他对别人的看法与评价的温和观点，甚至对那些远不如他的人……一个人对他的变形只会感到惊讶，如果不是惊骇，这个文雅与无恶意的人作为一个作者遭遇到的……［除了他的作品］，尼采彻底是一个不触犯任何人、无恶意的人，喜爱关心他认识的所有同事。”(12)

尼采和蔼可亲的性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对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十分投入，这得到了校方的肯定。尼采在1869年1月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点对他的教职也有帮助。1869年，尼采的年薪是3000瑞士法郎。1871年10月，校方由于他的教学成就为他增加了500瑞士法郎工资。另外一件事促成了这一点，与尼采家庭有关的一件事。尼采父亲曾经当过阿尔滕堡公爵的家庭教师，阿尔滕堡公爵夫人于1869年8月参观巴塞尔，尼采的母亲告诉他这次即将到来的访问，并要尼采带上鲜花去火车站接她。尼采这样做了，并将她带到下榻的旅馆，晚上交流了许久，尼采甚至建议陪伴她到特里布森去拜访瓦格纳。阿尔滕堡公爵夫人提出让尼采当公主的家庭教师，尼采不久将这个提议提交给巴塞尔当局审议。巴塞尔当局不愿失去尼采，将他的工资提升为3500瑞士法郎。1872年1月，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邀请尼采去任教，巴塞尔当局将尼采的工资提升为4000瑞士法郎。

尼采在巴塞尔的形象“安静、严肃、不喜交际、外形优雅、举止文雅及爱好音乐”，特别是对音乐的爱好与精通很快使他在巴塞尔社交圈成为一位令人喜爱的人物。尼采在巴塞尔比较重要的同事有欧维贝克、布克哈特、费肖尔、巴霍芬与罗提迈耶（Ludwig Rütimeyer, 1825—1895）等。费肖尔是大学的主要管理者，古典学家，1861年重建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系，费肖尔是尼采的热情支持者。巴霍芬主要根据希腊与罗马的原始资料研究宗教与法律，在1861年出版了《母权制》，他是坚定的新虔信主义者，由于尼采对基督教的态度与尼采有隔阂，尼采始终没有与他建立亲密的友谊。罗提迈耶是比较解剖学、动物学与动物考古学教授，罗提迈耶反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倡导物种的选择性繁殖能力，这对物种变化是必需的，可以解释物种变化。尼采与其交往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认识。但尼采更重要的朋友是布克哈特与欧维贝克。(13)

布克哈特的气质多少接近老年歌德，他是一位新虔信主义者。当时的巴塞尔是新虔信主义信仰的一个中心，尼采自己也来自新虔信主义家庭，但尼采的批判精神破坏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布克哈特不喜欢瓦格纳这样的人及其音乐，尽管很欣赏尼采的才华，但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布克哈特不像瓦格纳喜欢有门徒崇拜他，布克哈特是一个少言、具有反讽精神的人，瓦格纳就像大法师，布克哈特最为反感这种极具破坏力的强人。布克哈特与人交往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尼采与年长者交往喜欢将她们/他们理想化，瓦格纳对尼采的反应是很接受这种情感，鼓励这种情感，甚至喜欢剥削这种情感，布克哈特的反应是阻止尼采的这种情感。(14)尼采听了一些布克哈特的课，1872年二者的友谊达到了一个高点，这时布克哈特正在做希腊文化史的讲座，尼采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对《悲剧的诞生》，布克哈特是欣赏的，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这是令尼采感到安慰的。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布克哈特非常喜欢，二者十分亲密。但对于《善恶的彼岸》与《论道德的谱系》，布克哈特不能接受，这个与他的气质是一致的。(15)巴霍芬将布克哈特看作一位审美主义者，布克哈特的历史不再讲述一种天命的罪与忏悔的经验，而是关注一种简单的人类行动、人类文化发展的戏剧与景观。欧维贝克看到，布克哈特具有惊人的自由与开放，特别在基督教方面比尼采更自由与开放，因为尼采持续批判基督教与宗教压迫着他，而布克哈特尊重基督教在人类行动中的有益作用。欧维贝克在笔记中写道：“关于尼采的非道德主义，两人完全不一致，尼采否认同情，特别让布克哈特感到害怕。”这是欧维贝克与布克哈特一致的地方。“基督教，努力帮助人类，就这一点来说就值得我们不要仇恨它，即使事实上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同样，欧维贝克指出，布克哈特也被尼采在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观察》对学者与书本研究的攻击所冒犯。尼采持续对布克哈特保持尊敬，而布克哈特越来越冷淡的态度令尼采难堪。布克哈特为尼采身上的攻击性与暴力倾向惊恐，于是对尼采显得非常冷酷，为了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布克哈特害怕“天才”与“强有力的人”，即使当他赞赏这些人的才能与能量的时候。(16)不管怎样，尼采与布克哈特都爱好希腊文化及文艺复兴文化。欧维贝克与布克哈特关系比较疏远，但对布克哈特还是有相当的理解。欧维贝克与巴霍芬也保持了一种一定的距离，相互交往比较正式，没有很亲密的关系。

尼采与欧维贝克的友谊，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尼采与欧维贝克的友谊在于相互忠诚，而不是各自命运的联系。”(17)欧维贝克在尼采去世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尼采是这样的人，我在他那里获得了最大的呼吸自由，源于我在与他关于人的存在领域的对话获得的巨大快乐，锻炼了我的肺活量。他的友谊在我生命中具有巨大的价值，他的去世令我悲哀，我仍旧丝毫不想由此毁灭了这种友谊的快乐。”(18)欧维贝克比尼采年长7岁，出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位德英裔的商人，母亲是法国人，欧维贝克在家里说法语与英语，在外说俄语。12岁之前在巴黎受教育，直到1848年2月革命爆发。之后被送到德累斯顿著名的十字会中学受教育（瓦格纳的母校），后来在莱比锡与哥廷根研究神学，他在研究神学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神学信仰。他对《新约》与早期教父时代有兴趣，是关于教会史方面的教授，没有宗教信仰。欧维贝克对尼采没有决定性影响。尼采曾经对他将现代神学与早期信仰的比较研究产生印象。欧维贝克、布克哈特与尼采都认为，早期基督教最大的特点在于禁欲主义。(19)欧维贝克与尼采这两位德国人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基于他们对文化庸人的反感。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堑壕（Schützengraben）45号，他们称这里为“鲍曼洞穴”，是以他们的房东的名字起的，也暗示了歌德《浮士德》中的著名场景——熊的巢穴（Höhlenbären）。“鲍曼洞穴”离学校十分钟散步路程，环境很好，去城外的花园与田野非常方便，可以看到黑深林与孚日山脉，去瓦格纳的特里布森只需几小时的车程。他们一起吃饭、弹奏钢琴、讨论作品，谈论问题往往直到深夜。1873年是他们友谊的一个顶点。这年尼采出版了《不合时宜的观察》攻击大卫·施特劳斯，欧维贝克出版了《论我们今天神学的基督性：斗争与和平》，他们称这两部小册子为孪生兄弟。(20)1873年，欧维贝克结婚，从“鲍曼洞穴”迁到步行几分钟距离的欧拉街（Eulerstrasse）的联排别墅。1880年，欧维贝克的妻子艾达（Ida Rothpelz）为尼采将圣伯夫的《星期一漫谈》（Causeries du lundi）译成德文。1879年尼采退休后，欧维贝克代尼采管理年金，以及告诉尼采怎样用这些年金进行投资，当尼采需要钱时，将钱寄给尼采，还给尼采购置所需的资料。不管怎样，在尼采身体与精神遇到问题时，他给尼采任何支持。

但欧维贝克意识到自己应该与尼采拉开一定智识的距离。欧维贝克与尼采均认为从历史中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学习的，既然基督教统治了历史这么长时间，而且启蒙精神还太年轻，基督教精神还没有被完全启蒙。二人都赞赏智识的自由，欧维贝克认为对这种自由的追求是真正的个体的英雄主义，但这种个体主义是完全非戏剧化、非剧场化的英雄主义。在这一点上，欧维贝克与尼采不完全一致，在欧维贝克看来，尼采的极端的个体主义是一种他自身持续批判、否定的宗教热情与哲学唯心主义的遗留物。在对莫比斯（P. J. Moebius）的书《尼采的疾病》（1902）的评注中，欧维贝克认为，这位医生将时代与尼采疾病的原因界定为“非宗教的个人主义”，欧维贝克不认同莫比斯的诊断，而是认为尼采的困难与矛盾是他身上增长的宗教元素的复活。“一个人也许很惊奇，是否这不是完全宽广的标志，莫比斯将‘非宗教的个人主义’与尼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宗教个人主义。因为崇拜自我一开始就是尼采个人主义一种基本的面貌，这是莫比斯不可能不认识到的。尼采精神错乱的一种最明确的症候是他的夸大狂，心理学上根源于此，不仅在病理学上。尼采已经被查拉图斯特拉占住了，莫比斯将查拉图斯特拉看作持续性麻痹的产物，他的使徒文学的第一时期的活动，甚至在那一时期，他的所有努力指向设计一位查拉图斯特拉，也就是说，另一个自我，出于自身，他能将他有独创性的神谕话语归结于这一点……尼采作为个体一直具有宗教的严肃性，这可以解释其他不可理解的现象，他对那些认识他的人表现出来的两副面孔：野蛮的、狂暴的本性与人的模范。他的非道德主义也可以由此得到理解。这与他的宗教狂热有关，远远超过道德的松懈。”(21)同样，欧维贝克将尼采的“超人”归结于尼采自身具有的、他自己一再否定的哲学的唯心主义，人被标志为它的“团结”，唤起的只是一种类，单独的个人不可能植根于现实。欧维贝克反对尼采的超人源于：欧维贝克认为，人的生活应该适度。欧维贝克对尼采的格言风格也有保留，将其归结为“神谕”，宗教的个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