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第一节 贝娄创作概观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1915年7月10日[1]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拉辛那镇。其父母是因俄国反犹主义猖獗而于1913年从圣彼得堡移民加拿大的犹太人。索尔·贝娄是父母的四个孩子中的幼子，也是唯一在“新大陆”出生的孩子。1924年，贝娄九岁时，全家移居美国芝加哥。贝娄在芝加哥上完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1935年转入西北大学，1937年毕业，获得人类学与社会学优等学位。同年9月，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入学不久，贝娄便发现“研究生不适合我。我表现很差劲。圣诞假期，我结婚了，再没有回到学校”[2]。1938年4月，贝娄和新婚妻子安妮塔·戈什金(Anita Goshkin)回到了芝加哥。他于1941年获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二战后期他曾服务于美国商船队，后执教于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从1962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1993年受聘于波士顿大学，索尔·贝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芝加哥从事写作和教学工作。贝娄于2005年4月5日在马萨诸塞州在他和第五任妻子詹妮斯·弗里德曼(Janis Freedman)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从1941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独白》（Two Morning Monologues）算起，贝娄在长达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一共出版了长篇小说十部：《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1944)[3]、《受害者》(The Victim，1947)、《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1953)、《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赫索格》(Herzog，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Sammler's Planet，1970)、《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1975)、《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1982)、《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1987)和《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2000)。此外，贝娄还出版中篇小说《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1956)、《偷窃》(A Theft，1989)、《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1989)、《真情》(The Actual，1997)，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及其他故事》(Mosby's Memoirs and Other Stories，1968)和《口没遮拦的人及其他故事》(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1984)，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从暗淡的过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It All Adds Up:For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1994)，非虚构文集《有太多的东西费思量》（There Is Simply Too Much to Think About, 2015，由Benjamin Taylor编辑），游记《耶路撒冷去来》(To Jerusalem and Back，1976)，剧本《最后的分析》(The Last Analysis, 1965)和散评杂论约五十来篇。

索尔·贝娄是继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8—1961)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曾以《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以《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1965年他因《赫索格》获国际文学奖，也是获此奖的第一位美国人。1968年1月，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同年贝娄还获得“犹太遗产奖”。1976年，贝娄以“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美国当代代表性作家，贝娄的写作表现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交织的现象。从其六十年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看，贝娄可谓一位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在贝娄的创作过程中，乔伊斯[4]、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还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某些观念。他曾说过，“每一个现代作家都具有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我想，一直到最近为止，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现代主义的”[5]。他在作品中描写了异化世界和自我追寻的主题，塑造了“反英雄”角色，在有些作品中使用了“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中，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主义倾向。同时，贝娄也继承了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德莱塞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但“他不像乔伊斯那样要彻底摆脱政治、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响，也不像普鲁斯特那样倾注于主观的内心生活。他并不同意现代主义作家声称的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是宣泄欲望的观点。他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认为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6]。他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时说：“还是康拉德说得对：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7]

贝娄的创作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为追寻自我本质和修正社会弊端所做的种种努力。贝娄的主人公或关注自我的本质，或关心人类的命运。他们相信人生的价值，但在当代物质主义的社会中，他们往往到处碰壁，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往往有孤立感、危机感和沉沦感，成了不合时宜、内心痛苦、滑稽可笑的“反英雄”。然而，作为道德家[8]的贝娄并不让他们彻底绝望，没有让他们完全失去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人性，也没把他们赶出使人获得人性的价值王国。贝娄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有价值标准的王国，人类就有完善自己的可能。国内外有学者指出：“贝娄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从异化到协调’和‘从自我怨愤到自我消失’的结尾。”[9]贝娄不少作品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约瑟夫高呼：“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兵团组织万岁！”奥吉·马奇在结尾处说：“当人们把哥伦布戴上镣铐押解回国时，他大概也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这并不证明没有美洲。”汉德森最后“希望通过行医使自己的生存有益于社会的其他成员”。在《赫索格》结尾处，赫索格“对现状已相当满足”。《赛姆勒先生》中的赛姆勒先生在小说结尾处再一次确认格鲁纳医生是完成了上帝与人的“契约”的“好人”。《洪堡的礼物》结尾处出现了报春花。这些至少表明，主人公们或发现了自我的本质，或完成了人性的复归，或找到了价值标准，或继续探索。总之，他们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类还抱有希望。

贝娄的叙事手法也可谓五彩斑斓。有传统的第一人称视角（如《奥吉·马奇历险记》），第三人称视角（如《受害者》），有一、三人称视角的融会（如《赫索格》《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贝娄在叙事时有时还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如《只争朝夕》《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将历史与现实，此处与彼处，内心与外界都连接起来，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他的“意识流”手法和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有所不同。他的“意识流”是相对清晰的，自由联想也并不突兀。贝娄构造小说的形式繁复多样，而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被挂起来的人》采用了传统“日记体”，这与主人公数着日期过日子的心态相当吻合。《赫索格》用的是改造了的书信体，他的书信是单向的，只有发信者，没有回信者，这种形式与作品“异化”的主题交映生辉。《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汉德森》是“流浪汉”小说，这赋予二位主人公寻找自我的本质和生活智慧的行动最恰当的形式。

贝娄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贝娄风格”。这是一种具有自我嘲讽的喜剧性风格。其特点是自由风趣，亦庄亦谐，喜剧性的嘲讽与严肃的思考相结合，并能根据要表达的内容使文体雅俗有致。欧文·豪指出：“贝娄完成了自海明威和福克纳风格以来美国散文小说中第一个主要的新风格：把知识分子过度的虚张声势与辛辣猛烈的犹太街道风格混为一体，所有这些用的均是喜剧性的语言……而且，有一种嘲笑的声音贯穿其著作始终，既有自我内省又有自我揭露。”[10]瑞典皇家文学院对贝娄的创作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贝娄以他独特的风格，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融会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与接连出现的激烈行动和悲剧性情节，其间还穿插着与读者之间的富有哲理性的、同样十分有趣的交谈。”

第二节 贝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状况

著名评论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评论贝娄说：“他这么好，任何人用半只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11]著名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也曾说贝娄“是我同辈作家中拥有最热情的想象力的作家”[12]。雷蒙德·马扎莱克(Raymond Mazurek)为了确定美国战后小说的经典篇目曾在美国大学里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美国大学里的美国文学教师都认为贝娄是最重要，也是在课堂上讲授最多的美国当代小说家。在国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13]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者克兰坦·库舒斯沙(Chirantan Kulshrestha)就指出，“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14]。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英文评论专著70余部，论文3000余篇，与索尔·贝娄相关的博士论文近百篇[15]，贝娄传记6部[16], 贝娄书信集1册[17]。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索尔·贝娄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aul Bellow Society）从1981年起还定期出版《索尔·贝娄学刊》(Saul Bellow Journal)，评论贝娄的作品。从1988年开始，国际索尔·贝娄学会通过其网站定期出版《索尔·贝娄研究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除了美英的索尔·贝娄研究大军外，印度、日本、俄罗斯、法国、西班牙及南美洲国家索尔·贝娄研究均有所建树，[18]尤其是印度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19]

国外评论家给贝娄贴的“标签”可谓五花八门。有人称其为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赖希[20]信徒、斯坦纳[21]信徒、存在主义者、后存在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城市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德莱塞式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从民族和宗教方面描述贝娄的，称其为一位犹太美国作家、世俗的哈西德派；一位绝非哈西德派，也非世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犹太作家；笃信犹太教的作家、犹太无产阶级小说家；从边缘移至中心，却深植于传统犹太世界观之中的作家。[22]

还有人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贝娄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2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24]，海明威的后代，詹姆斯和福楼拜式的社会作家，带有俄国、美国和犹太传统元素的作家，新超验主义作家。[25]

有些重要的批评家认定贝娄小说中的超验和宗教的视阈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贝娄作品重视心理维度而不是社会维度，着重探讨其作品超越历史的普适性。比如，凯思·奥普代尔（Keith Opdahl）就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和宗教性的，是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26]。他认为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一个视邪恶为精神动力的世界里试图寻找一种宗教上的超验。

罗伯特·R.杜登(Robert R. Dutton)[27]认为贝娄把人描绘成类似于天使的动物，人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的链条上居于中间位置。他注意到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利用施宾格勒[28]和汤因比[29]的循环观来解释历史，并认为这种历史循环是由超验的力量所为。

欧文·马林(Irving Malin)认为虽然“时间”是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但贝娄更强调宗教的超验性。所以，《挂起来的人》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今生今世，却经常思考神话、仪式、永生等问题；所以，《受害者》中的阿萨和《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才会弃绝过去，誓不接受“历史决定论”；汉德森在其神话式的追寻过程中承担了雨王圣戈的角色，因而也超越了现时的存在。

较近评论贝娄超验倾向的还有艾兰·皮弗（Ellen Pifer）。她提醒读者注意贝娄小说中潜在的对精神和超验领域的关注。她指出，随着贝娄的创作日臻成熟，这种关注也日益明显。在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时，她强调说“在表面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她提醒读者注意：小说中的人物，如主人公贝恩（Benn）在寻找一种隐藏在表面之下，超越物理存在的东西。而作者贝娄则似乎也在寻找一种“探索的启示”，一种“超越”，一种人类的秘密，“人类隐蔽的计划”。[30]

在各有关贝娄的超验倾向的评论中，有不少为这种倾向叫好的，他们或认为贝娄小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求索，或认为贝娄小说陈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精神窘境，或认为其小说是有关人生奥秘的颂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超验元素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贝娄小说艺术的瑕疵。例如，有人说，贝娄把赫索格神话化或把赛姆勒正典化的尝试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攻击贝娄的半宗教性哲学和“英雄”概念，因为二者均否定了犹太遗产的历史意义。斯坦利·屈奇登伯格（Stanley Trachtenberg）认为，超验的冲动有时将贝娄主人公引入不作为和异化状态。[31]托尼·坦纳(Tony Tanner)对贝娄的超验观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贝娄的作品往往孤立地滑向超验结局，对人与社会对立的后果关注不够，而且作品缺少情节和事件的前后关联。[32]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Brigitte Sheer-Schäzler)也对贝娄的小说缺少情节关联深表遗憾。布洛克(C.J. Bullock)认为贝娄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33]，他认为贝娄主人公不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领域，而是试图达到一种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又是在当时被市场价值所统治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的。霍华德·哈珀(Howard Harper)认为贝娄的作品以两大主题为中心来表现两个世界，一个主题是漂荡于世上却永远无法成功的个人经历，另一个是人对超验力量的强烈渴望。哈珀发现，贝娄的主人公们充分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意义存在于现世的此时此地。超验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是人通过理性推理来超越人生的限制。所以，哈珀把贝娄的小说归为存在主义和荒诞小说，目的是在无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34]

除了评论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倾向外，还有不少评论者从其他视角来分析解读贝娄的作品。

印度学者科亚姆(M.A. Quayum)2004年出版的贝娄评论专著《索尔·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指出了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和惠特曼(Walter Whitman, 1819—1892)思想的继承。科亚姆发现贝娄的思想“完全和美国超验主义的主导意识相关”。尽管贝娄也受其他传统影响，但他认为贝娄首先“应被描述为一名新超验主义作家”。[35]他还重点分析了超验主义在贝娄四部“经典”作品中的体现。科亚姆总结道：“二十世纪的贝娄主人公们所持的是十九世纪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人生观。他们在倡导一种和解与统一，或秩序与平衡的哲学。”[36]

朱迪·纽曼认为贝娄从创作之初就对历史表现出兴趣。[37]她详细探讨了贝娄五部作品中的历史因素，它们分别是——《奥吉·马奇历险记》：历史、自然和自由；《雨王汉德森》：和着时代的乐曲起舞；《赫索格》：作为神经病的历史；《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状况；《洪堡的礼物》：历史的喜剧。她还指出贝娄发表的第二个短篇《墨西哥将军》(The Mexican General)以托洛茨基为原型，探讨了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晃来晃去的人》显然也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受害者》中的“反犹主义”主题也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具体反映。《只争朝夕》中的汤米·威尔海姆试图生活在一个既不受过去也不受将来威胁的“现时”社会，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经济至上的社会普遍的信条。短篇小说《离别黄屋》(Leaving the Yellow House)、《如烟往事》（The Old System）、《冈萨加手稿》（The Gonzaga Manuscripts）和《莫斯比的回忆》（Mosby's Memoirs）讨论的是如何心平气和地接受过去——不管是个人的，或者家庭的，还是文化上的。

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1982年总结道：“事实上正是由于贝娄小说中有强烈的历史表现，作品才得以充满活力地生存四十多年。”[38]贝娄五十年代的小说试图验证人是否可以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六十年代的作品，如《赫索格》以疯狂的形式表现出疯狂的历史，或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实际上是对潜藏于现代历史中的以一种无根的野蛮主义为标记的现代美国的邪恶因素的探究。

评论家如欧文·豪（Irving Howe）、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卡津（Alfred Kazin）采用的是阿诺德式的道德批评方法，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贝娄的作品。奈森·斯考特(Nathan A. Scott,Jr)认定贝娄是“大众道德家”，[39]他指出贝娄的“反英雄”可能是失败者，可他们并不愿退缩，并不接受被异化的处境，而是要实施自我拯救。[40]H.L.戈德曼把贝娄视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人文主义杰出的代言人”。[41]贝娄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犹太道德观，一种对个体神圣性的信仰。一个人也许在心理上或精神上是脆弱的，但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而是伟大的。人有能力克服那些阻挡人类前进的障碍，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天赋予人类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个体应该积极参与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约翰·克莱顿(John Clayton)利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出的绝望生活观，认定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42]。克莱顿在贝娄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即贝娄无法在怀疑和信仰之间做出抉择。克莱顿认为贝娄虽然反对悲观和虚无的论调，但“他内心有绝望的种子”[43]。这种绝望部分是由于理想主义破灭所致。贝娄其实和有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依据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理想来判断人生，视周围的生活为极度令人失望和荒诞。贝娄虽然相信人的高尚，可当他环顾四周时，他担心高尚并不存在。所以，“贝娄的主人公不仅被别人异化，而且自我异化”[44]。

有学者讨论了贝娄主人公的荒诞性、偏激的纯真和卡夫卡模式。[45]大卫·高乐卫(David D. Galloway)在其著作《美国小说中的荒诞人物》[46]中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荒诞人物。高乐卫说，贝娄的“荒诞”有别于贝克特和尤奈斯库式的荒诞。贝娄不像贝克特和尤奈斯库那样把个人生活描写成碎片，令人厌烦且无从救赎。他指出，贝娄的荒诞更接近加缪式的荒诞，认为尽管人生存于荒诞的环境中，但他仍然可以为英雄主义和人类的尊严建立一块基地，而且人有能力确立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人只有通过和荒诞的环境正面对抗才能超越荒诞，也因此成为荒诞英雄。所以，贝娄的荒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荒诞。

作为犹太知识分子，贝娄及其作品的犹太性也是评论家们所关注的。例如欧文·豪认为，贝娄“努力理解犹太人整个的神秘苦难经历——不管它们有多么零零碎碎。在所有美国犹太作家中，他最丰富地吸收了犹太文化……贝娄有意吸收移民传统，以及存在于他年青时代背景中的任何欧洲犹太传统成分”[47]。戈德曼指出，在表达作品主题时，“贝娄利用了他的犹太背景和他关于《旧约》及其解释的知识”[48]。贝娄的崇拜者马克斯威尔·伽斯玛（Maxwell Geismar）认为，贝娄是否真的乐意接受自己的犹太遗产，这很值得怀疑。他发现贝娄极少强调正统的犹太宗教传统，而是看重世俗的犹太文化艺术在新世界的繁荣。所以贝娄的主人公因自己的犹太宗教遗产而感到羞愧，因而要弃绝它。“贝娄作品中犹太教是一个怀旧之源，但也是罪过和焦虑之源，而不是自豪和快乐之源。它是一种限制性的、令人不安的，而不是扩展性或解放性的力量。”[49]

还有不少评论探讨了贝娄作品的神话和宗教主题。有人在贝娄的主人公和基督形象之间建立关联，试图为人类困境找出宗教上的出路。有人把奥吉、汉德森和赫索格比作亚当，把摩西·赫索格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赫索格》被认为是现代的《复乐园》。赛姆勒被认为是受埃克哈特[50]影响的神秘主义者。

索尔·贝娄研究名家克罗宁和特拉帕尼尔编撰了《索尔·贝娄政治指南》[51]论文集，从不同侧面探讨索尔·贝娄作品中的政治问题，其中既包括狭义的政治主题（如贝娄如何从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转化为新保守主义者），也涉及广义的政治主题（如种族冲突、身份问题、宗教问题、性别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他们认为贝娄作品的政治思想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演化的总体趋势。

克莱登等分析了贝娄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和两性关系。前者认为贝娄作品中女性形象不真实，后者认为作品中的各类女性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

以上是从主题和研究视角上对贝娄评论所做的综述。如果从时间维度来宏观归纳国外贝娄评论的话，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三代较为有影响的贝娄评论家。[52]

第一代评论家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战后主导美国文学思想的依然是以艾略特的“荒原观”为代表的正统现代主义。第一代贝娄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是贝娄如何对此“正统”做出反应。他们发现贝娄对现代派的文化虚无主义持否定态度。贝娄不赞成“作家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嘲弄当代生活”。他拒绝汇入这种过度自我哀怜却又时髦的否定主义潮流，因为这种否定主义对眼前真正的问题避而不谈。他认为作家应该描写那些为自己解除情感和思想之痛而苦苦挣扎的个体。在反对悲观主义的同时，贝娄的创作以乐观主义代替流行的悲观主义，并对人物的奋争意志表达出明显的同情。因此，第一代评论家们把贝娄定位为“肯定的人道主义者”。早期的几部专著集中讨论了这一点。英国文学史家托尼·坦纳（Tony Tanner）的研究专著《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65)首先将贝娄定位于此。该书对贝娄的手法与美国现代主义传统做了比较，详细梳理了贝娄与欧洲传统的关系。此后，凯思·奥普代尔(Keith Opdahl)的《索尔·贝娄小说导论》(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An Introduction, 1967)和约翰·克莱登(John J. Clayton)的《索尔·贝娄：捍卫人类》(Saul Bellow:In Defense of Man, 1968)都进一步详细系统地确立了贝娄的“肯定”立场。克莱登指出贝娄反对现代派的三个论断：文化虚无主义、异化和对个人价值的贬低。二十年后，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Brigitte Sheer-Schäzler)又重申了克莱登的观点，再次归纳了贝娄的“肯定的人文主义”立场。他指出：针对文化虚无主义，贝娄提出了生命是有意义的主张，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发现生命的意义。与异化观点不同的是，贝娄对人类的兄弟之爱抱有强烈的信仰。针对贬低个人价值的观点，贝娄相信通过受难，个人可以变得高贵并获得尊严。

第二代评论家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时，由于贝娄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世界上涌现了不少的贝娄评论家，拓宽了贝娄研究视野。有人具体研究贝娄特定的叙事手段和常见的主题模式。萨拉·布莱舍尔·科恩(Sarah Blacher Cohen)的《索尔·贝娄的神秘笑声》(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 1974)指出贝娄作品中的幽默是在死亡面前所采用的营救手段。彼得·毕斯科夫(Peter Bischoff)的《索尔·贝娄小说：异化与探索》(Saul Bellow's Novels: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 1975)研究贝娄主人公如何在极端边缘化与寻找中心的总体构架内探索自我。查兰坦·库尔舒埃斯塔(Chirantan Kulshresta)的《索尔·贝娄：肯定问题》(Saul Bellow: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 1978)集中讨论了“肯定”何以成为贝娄持久的焦虑源。涩谷雄三郎（Yūzaburō Shibuya）的《贝娄：病态灵魂的转换》（Saul Bellow:The Conversion of the Sick Soul, 1978）归纳了贝娄主人公从存在主义绝望转向超验希望的模式。尽管这些研究有了新目标，主题范围也拓宽了，但它们本质上并没有跳出第一代评论家视贝娄为“反现代主义者”和“肯定的人文主义者”这样的论断。

新的评论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第三代评论家。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Malcolm Brabury)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82)重新检视了贝娄与欧洲及美国思想传统的关系，评价了浪漫主义遗产给当代所带来的负担。他认为贝娄令其所创造或想象的“历史的自我”独立于任何上述传统之外。布莱德伯利批判了所谓超验特色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朱迪·纽曼在《索尔·贝娄和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 1984)中也持类似的观点。她争辩说，贝娄的主人公完全存在于历史与经验的连续体中，他们内心的紧张与焦虑恰是“暂时”与“永恒”的外在张力的反映。利拉·戈德曼(Liela Goldman)在《索尔·贝娄的道德观：对犹太经历的评论研究》(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1983)中检视了犹太传统对贝娄的影响，并指出犹太传统对贝娄小说的影响要比贝娄所承认的更深远，在功能上也重要得多。丹尼尔·富克斯(Daniel Fuchs)以《索尔·贝娄：观点与修正》（Saul Bellow:Vision and Revision, 1984）为贝娄批评设定了新标准。本书首次分析了贝娄每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不同稿本，说明贝娄的创作是对形式、风格和观念精益求精的艺术过程。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在其《论贝娄的行星：来自黑暗面的阅读》(On Bellow's Planet: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 1985)中讨论了贝娄“被挂起来”的主人公的逻辑论证的本质和他们典型的不作为的原则，进而试图解构前人关于贝娄是“肯定主义者”的观点。

当然，这时的批评也非众口一词。艾兰·皮弗（Ellen Pifer）在其《格格不入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1990)中认为贝娄的小说立场本质上是激进的，因为其写作一直反对当代文化观念，颠覆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挑战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理性思想所建立的“正统”，坚持书写人类的精神本质。彼得·海兰(Peter Hyland)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92)中表明，贝娄对二十世纪各种各样的传统和知识观念的折中做法实际上标志着贝娄对多形态的当代美国文化的了解。町田哲司（Tetsuji Machida）的《超验主义者索尔·贝娄》(Saul Bellow, a Transcendentalist, 1993)对“贝娄的超验主义是爱默生超验主义的翻版”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有意思的是，上文所提到的科亚姆(M. A. Quayum)在其2004年的评论专著《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中却再一次论证了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思想的继承。格洛丽娅·克罗宁（Gloria L. Cronin）2001年所著《他自己的房间：寻找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A Room of His Own: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2001)从女性主义视角又再一次把性别问题纳入讨论的视野，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女性类型。

二、国内研究状况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对索尔·贝娄的译介和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1976年贝娄获诺贝尔奖之时，中国大陆尚未见索尔·贝娄的小说译本。国内对索尔·贝娄作品的移译始于1981年5月。其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誉公翻译的《勿失良辰》（即《只争朝夕》）。同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蒲隆（原名李登科）翻译的《洪堡的礼物》。此后，1985年7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宋兆霖翻译的《赫索格》；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蓝仁哲、陶蜀之翻译的《雨王亨德森》（即《雨王汉德森》）[53]；198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华清译的《挂起来的人》[54]（即《晃来晃去的人》）；199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林珍珍、姚暨荣译的《愁思伤情》（即《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92年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原元、齐志颖译的《绝望·奋争——奥基·马区历险记》（即《奥吉·马奇历险记》）；1992年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李耀宗译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宋兆霖主编的十四卷本《索尔·贝娄全集》，涵盖了除戏剧以外的贝娄的绝大部分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编辑出版了两个中、短篇集子《莫斯比的回忆》和《今天过得怎么样》。2004年11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由胡苏晓翻译的贝娄发表于2000年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55]。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贝娄的4部主要作品，分别是宋兆霖翻译的《赫索格》和《奥吉·马奇历险记》，蒲隆翻译的《洪堡的礼物》和蓝仁哲译的《雨王亨德森》。

除译本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1992年还出版了陈文伯注释的英文版《索尔·贝娄短篇小说集》[56]，为“八十年代美国名家中短篇小说丛书”之一。

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自1949年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未见对贝娄这位“资产阶级”文学大家的译介。直至1979年，中国大陆才首次出现有关其作品的评介。从1979年至今四十年间，我国已有有关贝娄小说研究论文近700篇，研究专著12部，评传1部。下面按三个时期考察国内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一）开创期（1979—1989年）

我国的索尔·贝娄研究肇始于1979年。这一年山东大学陆凡在《文史哲》第1期上发表了《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开创了我国索尔·贝娄研究的先河。索尔·贝娄研究之所以肇始于这一年，回观之，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1978年中国已结束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封闭状态，开始改革开放，已经可以讨论一些原来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学”。另外，贝娄1976年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想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有十几位研究者发表了有关索尔·贝娄的研究论文和评介文章近20篇。早期论文[57]多是对索尔·贝娄生平和文学地位进行简述之后对其主要作品逐一介绍。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历史现实，可以说这类宏观评介在当时知识封闭的年代对我国读者和研究者从总体上了解贝娄是必要的。虽然少部分文章有讲故事之嫌，但也不乏深刻的评述之作。例如，陆凡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将贝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指出贝娄早期的两部小说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其主人公是美国文学中“反英雄”的先驱。主人公为其所谓的“内心的纯洁”“自由”“道德感”“责任感”等而拼命挣扎，想知道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一些，但是最终总是屈服于“荒唐的现实”。而从第三部作品贝娄进入了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描写的重点在于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主人公们或到外界各处或到自己内心去探索，企图找出一条能与现实社会相处得很好的途径。陈焜也指出贝娄小说的人物都是“反英雄”形象，都是被现实压倒的人物。他们起初追求的东西都超过了人性的正常范围。然而一旦他们学会了接受既不高于人性，也不低于人性的普遍人情时，就摆脱了其小丑角色，获得了人的尊严。陆、陈两位开拓者的论文可以说对贝娄小说主题进行了很准确的概括，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研究奠定了基调。

可能由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强大的传统，再加上受部分外国研究成果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索尔·贝娄的综论都试图在总体上将贝娄界定为“现实主义”作家，称其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但也同时承认，贝娄的创作手法明显受到现代派创作手法的影响，指出贝娄一方面置身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力图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他笔下的主人公具有鲜明典型的性格特征，是当代社会一部分人的代表；另一方面贝娄的创作又深受存在主义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夹杂着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归根结底，现实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而现代主义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即时间和空间技巧上。

除了较为宏观的研究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某一专题或某一单部作品的研究。比如，有研究指出了贝娄作品中“自由”与“选择”，“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人的无能为力，因而作品具有存在主义意蕴（尤其是早期作品）。但这些论文基本上是给出宏观结论，而未能结合作品进行深刻的论证。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之所以会有研究者提及贝娄作品的存在主义倾向有两个原因。一是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因为国外早就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二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这种关注自然也反映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除存在主义外，陆凡专文[58]探讨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指出贝娄小说中的女性就其本身来说或许艺术价值不大，但从对揭示主要人物的作用来看却是不可缺少的。她还归纳了贝娄作品中四种类型的女性：1.权威的老妇；2.温顺的妻子（或情人）；3.背叛的情人（或妻子）；4.慈爱的母亲。她研究发现，主人公最后的归宿总是落脚于一个“母亲式”的女人身旁。而同样对贝娄作品中性别产生关注的还有刘洪一[59]。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贝娄作品人物的两性意识，其研究方法在当时可谓新颖。他从犹太文化中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解释了两性战争的原因，又从社会学角度说明性爱是个人与他人的一种紧密结合。结合意味着制约，正是这种制约妨碍了现代人的“自我”，毁灭了“自我”。于是，出于自我拯救的目的，两性之间的战争便展开了。只要个人与他人（首先应包括异性），个人与社会、天性与社会的分裂没有弥合，性爱与性战的交织和冲突就会继续下去。

这一时期还有对贝娄的《洪堡的礼物》《雨王汉德森》和《赫索格》等单部作品作较为具体的研究[60]。内容涉及作品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虽未能超出上述总论的广度与深度，但也为上述总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批评话语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有上述宏观研究者认为“索尔·贝娄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和苦闷仅仅看作自我与现实的矛盾，看作异化结果，从而掩益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愈加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不把造成人们精神空虚的原因归咎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抽象地谈‘人的本质’和‘自我本质’，这就实际上起到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消极作用”。也有人批评贝娄这类知识分子“很少承认精神危机以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自愿的维护者”。这显然是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局限，还没能完全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文革话语中走出来。

（二）发展期（1990—1999）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对索尔·贝娄作品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得以拓展，研究人数和成果数量较前十年有较大增加，发表了约70篇论文，涉及贝娄已出版的几乎全部小说（包括新近出版的中篇《偷窃》）。[61]前十年的研究重点在这个时期得以继承。有人继续探讨贝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融合、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意蕴、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等主题。虽然这些研究在观点上与前一时期相比并无太多新意，但更加注意结合具体作品讨论，因而论证更加充分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论和批评方法的大量引介，国内索尔·贝娄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多样化，出现了新气象。

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贝娄小说研究无论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来衡量都进入了发展期。现对这一时期的新成果做简要归纳。

在中国长期的政治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之后，形式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引起国内索尔·贝娄研究方法的变革。虽然“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理论和批评方法，国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已有袁可嘉先生的引介，但真正大规模的译介却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与此类似的是，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后，暂显式微之象，但经典叙事学理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却得以引进、兴起与发展。有趣的是，这种新批评和叙事学和各种文学理论引进的“滞后”却给中国九十年代的外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并为中国文学评论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新工具。虽然中国的政治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积淀深厚，但“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和叙事学这些注重文本内在特质、结构和规律的主张无疑影响了国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索尔·贝娄研究者，因而这一时期有些研究开始探讨贝娄作品的内在构造机理和叙述手段，除了传统的写作特色研究之外还能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贝娄作品叙事本身的内在规律，部分研究还能探讨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联，甚至试图对贝娄小说创作的宏观理路做出总结。反观国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索尔·贝娄研究，对索尔·贝娄小说的叙事形式及其小说建构方式本身进行探讨的却较为鲜见。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于贝娄小说的叙事研究是国内索尔·贝娄研究迥异于九十年代国际研究潮流的中国特色，为国际索尔·贝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而值得重点介绍。代表性成果如下：

王云弟1995年发表两篇论文[62]讨论叙述者、人物乃至作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在对《赫索格》的叙事研究中，他发现叙述者站在人物的内心，在人物的意识与下意识中来回穿梭。它以内心分析与内心独白为主要表现手段，以有限全知为基本视角，把整个文本的叙述都归并到人物的意识流程，从而展示出叙述秩序和结构模态的多重对位。当叙述者诱导调控着人物与读者之时，他也就同时指向了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控制。因此，王云第得出结论：在《赫索格》的叙事形态中，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理智上，叙述者和“隐含的作者”不仅不是远离的，而且还有一种紧密的负载关系，即叙述者、人物乃至作者之间具有相互负载的关系。他的这种见解稍异于布斯所说的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本文还能建立叙事形式与叙事目的的关联。他指出，正是在对文本的操控中，叙述者努力保持人物、“隐含的作者”与叙述者在情感、认知与价值上的同一，从而叙述者之“我”、人物之“我”与“隐含的作者”之“我”归并到一起。在这种归并中，索尔·贝娄也就在这种叙事中为现代世界中的“自我”找到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当赫索格历经自我的冲突与对话，而终归那平和神秘的田园之时，索尔·贝娄找到了一种自我完善的乌托邦。

作家李知[63]借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叙述信息术语来论述索尔·贝娄小说的叙述信息密度。他指出索尔·贝娄用一种新颖的技巧，改变和增强了文学叙述的功能与特征。他将叙述成分和描写成分掺揉交融在一起，这是他扩大叙述信息量的主要艺术手段。索尔·贝娄的小说几乎都是只有主要人物而无中心（主要的）情节事件。乍看起来，作品结构似乎松散，其实不然。索尔·贝娄的这种“漫溢式”结构看似随意又非随意，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对情节进展的控制力。这种“漫溢式”结构和他的叙述形式、叙述信息的高密度相辅相成，使他成功地摆脱了小说呆板单调的结构形式对他的局限，从而有较大的自由度去明确阐述与表现当代美国社会“人的状况”和“全社会的困惑”，揭示当代人（特别是处于传统的人道主义、文化与文明和现代精神危机的断裂夹缝中的高级知识阶层人物）复杂的意识与心理。

陈榕和陈春发的论文[64]也分别探讨了《赫索格》的叙事手法。前者总结了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对书信技巧的挖掘与创新：1.突破了书信的时间限制，突出了人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感的观点；2.改变了书信的一般格式，勾勒出主人公躁动不安的灵魂，描摹出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3.将书信中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叙述中的第三人称视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叙述的纯主观性。后者指出，《赫索格》一个突出的创作特色是多视角的运用及视角的自然转换，赋予了小说丰富的层次，使小说产生了一种立体效果。在《赫索格》中，贝娄选定“我”“你”“他”三个视角，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故事。小说采用“他”视角时，故事叙述者并非一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的视角等于主人公的视角。小说中的“信”“笔记”“回忆”和“思考”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完成的，主人公直接与读者对话，连叙述者也不用了。有时主人公的自我反省通过第二人称来表现。而这种第二人称“你”所表现的内容貌似自言自语（或者另一种方式的内心独白），但实际上却标志着赫索格的意识与自我的分离，或者说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离。这种叙述方式与赫索格的矛盾、自嘲的心理状态具有统一性。贝娄将这三种叙事结合起来，在三者之间作自然的转换，从而为读者调整角度，去了解主人公。

除了这种较为微观的叙事研究外，有研究者试图对索尔·贝娄小说构建的理路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刘洪一[65]对索尔·贝娄小说人物的构建规律和套路从“心态与性格”及“自身与替身”两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概括，颇具创新意识。他指出，贝娄极为关注人类的心理世界，对他的主人公作了细致的诊断，着重再现了他们的病状心态：抑郁和焦虑。而抑郁—焦虑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活动于心理深处的非自觉意识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特质。贝娄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两种眼光，以“心态—性格”的形式再现了现代人的两个层面：以非自觉意识特征为主的心理层面和以自觉意识特征为主的性格层面，把人的生理—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贝娄试图创造出既不同于庸俗社会学指导下创造出的旧式人物，也异于“现代”作家偏爱的“无意识”状态下的人物，因而试图找到或接近人物的主轴。贝娄人物的另一特征是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甚至人与动物等非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彼此互为替身，人物往往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情感和观念、心态和性格。如果说贝娄以“心态与性格”对人本身进行了微观的内部观察，那么“自身与替身”则通过把人置于一种关系之中对人进行了宏观的外部观察。刘洪一的这个概括虽未必能涵盖贝娄全部小说人物构建的规律，但总体上还是令人信服的，无疑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进行独立研究的代表之一。苏晖[66]借鉴西方研究成果试图从传统与现代、犹太传统与美国文化以及世俗与超越几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因素归纳索尔·贝娄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发展模式，论证了他们的心理都呈现出大体一致的格局，都经历了一个由焦虑到探索最终导致回归的心理流变过程。他们刚出现于读者面前时，往往因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与打击，产生焦虑感、疏隔感，显得焦躁不安，无所适从，并与他人和社会疏远、离隔；为了寻求生活的立足点，他们逃离现实，躲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进行精神探索；最后，他们都回到现实中来，达到了自我与现实环境的适应。这也可以说是对贝娄小说创作规律性所做出的合理探索，是对贝娄小说构造本身的宏观研究，结论较为令人信服，对读者理解贝娄小说创作的基本套路很有启发。

国内这一时期贝娄研究的另一特色是“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途径或文学批评方法，“神话—原型批评”源于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剑桥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后经不断发展，至加拿大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将其确立为一个新的派别。弗莱提出了不同于“新批评”形式结构的新“结构”，关心的是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注重联结作品的结构模式，或形成同类作品的结构模式，因而建立了关于象征、神话和类型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原型。早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我国即有鲁迅、茅盾、郑振铎、闻一多等一批杰出学者尝试将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应用于文学研究，成为我国“神话—原型批评”之滥觞。此后，六十年代有零星的研究，但真正形成气候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和九十年代译介了国外相关著作并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之后。受此启发和影响，国内这个时期有些索尔·贝娄研究成果论证了贝娄某些作品与某些文学原型或母题的关联性，从而为理解索尔·贝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下：

廖七一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表了两篇论文[67]，讨论《奥吉·马奇历险记》的神话母题以及马奇形象与《圣经》人物亚当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层次以及三个既相互平行，又相互交叉的神话意象和母题。寻找父亲是奥吉整个追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奥吉·马奇则是当代美国的忒勒玛科斯。同时，奥吉是一位追寻者的原型，他要寻求更好的命运，要摆脱和逃避现代人性的荒原去确立一个崭新的王国和生活。廖七一还借鉴国外文学评论家的观点，指出奥吉的历险和追求可以在神话中找到对应的角色，奥吉与埃涅阿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奥吉的历险与埃涅阿斯有着平行的结构，奥吉是企图建立富有人性的新城邦的现代埃涅阿斯。他还论证作品中的另一个母题：重返伊甸园。他认为，如果从深层结构来分析，奥吉又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中梦想重返伊甸园的亚当。

傅少武论文[68]讨论了贝娄小说的“流浪汉”原型。其不俗之处在于，不仅讨论传统的“流浪汉”形象，而且在更高层次上论证了贝娄小说主人公以流浪作为独特的认知方式，是在物理时空和心理精神意义的双重界面上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形象化、哲理化的探讨和再现。在“流浪”的过程中深刻地融汇了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和阐释，使得主人公得以在流浪中试图“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这样，主人公独特的认知方式——“流浪”就对探索人类生存价值、意义的主题进行了超越性和现代性的演化和焕发，尤其对现代人寻找生存家园这一普遍现实命运有着形而上的启示意义。

此外，由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此时也得以兴起，因而这一时期有更多的论文探讨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和女性形象。我国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往往认同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贝娄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往往带有男性作家的偏见，因而其大部分女性角色为负面形象。但汪海如[69]的论文观点颇具新意。其通过对艾娃和马德琳这两个贝娄笔下的妇女形象的论析，认定索尔·贝娄小说中的职业女性具有正面价值，并试图论证贝娄是在赞扬新时代职业女性的自信、自尊、自强和自立，甚至认为贝娄是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虽然在仅考察了两个职业女性角色后就得出这种结论，略显急促，但它毕竟是对西方所批评的索尔·贝娄“厌女症”的一种反动，显示出我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和判断能力。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还能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贝娄，这是前一个时期不曾出现的。郁青[70]论证了索尔·贝娄在创作《雨王汉德森》时创造性地对《黑暗的心》进行了多方面的继承和模仿，但他并非单纯机械的模仿，而是要通过模仿来表达作者对人类自身及社会的见解。张弘[71]指出贝娄在小说中所采用的意识流手法在叙述形式上与二十世纪典型意识流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表现在：一、贝娄小说的视角转换不像经典意识流作家那样频繁。二、贝娄小说在结构上基本采用传统小说的框架，语言上也没有刻意讲究抒情性和节奏感，不像经典意识流小说叙事那样使内心独白具有诗歌化的倾向。三、传统的意识流小说的一个显著艺术特点是语言上的变异，而贝娄一般不创造新词或刻意进行语言变化，其小说多用重复、短句表现人物思想情绪的起伏变化。张文这种归纳和比较虽然部分结论尚可推敲（比如《赫索格》的视角转换就比较频繁），但还是可以使读者进一步理解贝娄小说表现手法上所展现的现代与传统融合的特点。

（三）繁荣期（2000—2019）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整体学术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国外学术交流机会增多，更多的国内外学术资源库投入使用，使得学术资源的获得比前期更加便捷。各种理论引介与运用持续升温，为我国的贝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方法。另外，在此期间我国硕士生、博士生数量激增使得我国贝娄研究人数总量大增。《索尔·贝娄全集》中文版的出版也为贝娄研究者提供了文本方便。各种因素共同推进，使得贝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加，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2011—2015年达到高潮，年均发文近50篇。同时研究也向纵深发展，出现了贝娄评传1部[72]，研究专著12部。另外，部分有关犹太文学的专著[73]也有专门章节论及贝娄。此外，有不少硕士、博士论文专门把贝娄作为研究对象。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有专论贝娄的硕士论文约190篇。张钧、刘文松、祝平、汪汉利、籍晓红、王玲、张军、白爱宏、张甜、赵霞、李会学、高迪迪、管阳阳、纪琳、圣文等多人以索尔·贝娄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更可喜的是，这一时期研究者不再像上两个时期那样以“散兵游勇”居多，而是出现了乔国强、祝平、刘文松、籍晓红、刘兮颖、汪汉利、张军、张甜、张钧、武跃速、车凤成、高迪迪、赵秀兰、宁东等一批较为活跃的贝娄研究者。

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讲是对前两个时期研究的继承和发展。重点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贝娄小说的主题思想依然是研究重点之一。大量的研究一如既往地讨论贝娄小说所表现的后工业化社会和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尤其是以赫索格、洪堡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异化以及精神世界的困顿和生存困境，并探讨他们如何力图从对自我、自由的探寻中寻找出路。张钧的专著[74]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该著选取了《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奥吉·马奇历险记》《只争朝夕》《雨王汉德森》和《赫索格》这六部贝娄早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论证了贝娄小说主人公处理精神危机的渐进化过程。认为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已意识到黑暗的存在，而从奥吉·马奇开始从黑暗处转身，直到赫索格最后的突破，终于走向光明。张著的结论是可信的，但可以讨论之处在于，虽然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的确是贝娄小说主人公们精神历程的基本流变，但这个嬗变历程到底是从一部小说主人公到另一部小说主人公的渐变过程，还是每部作品的主人公的精神历程都存在这种变化？其实，考察贝娄的单部作品的主人公的精神历程就会发现，每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可能经历这种从黑暗走向拨云见日的过程。

籍晓红的《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索尔·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75]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切入，揭示贝娄中后期小说所反映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该论文结合这些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将贝娄小说置于后工业、后现代语境下来考察，运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鲍德里亚、齐美尔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和拉康的符号理论等来分析作品中的消费主义和拜金现象的社会根源、小说所表现的消费社会背景下人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人物自我身份的丧失和商品经济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

武跃速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索尔·贝娄研究》[76]考查了后现代语境下索尔·贝娄的思想内涵之维，历时性地梳理了贝娄创作的各个阶段的思想脉络和精神价值指向，阐述其丰富多样的审美表达、清晰敏锐的理性追问和对人性之复杂广博的质询。

李会学的专著《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时间轴上的展开》[77]通过分析作家自身的时间经验、小说的叙述时间特性以及作品人物在时间向度上的延展或超越，揭示出索尔·贝娄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独特表达。作者将海德格尔“在世”“操心”“泰然任之”“诗意栖居”等诗学思想融入对贝娄创作的分析之中，辨析和比较与作家创作相关的思想文化语境，并使之与时间轴上的人物形象勾连为一个整体。

白爱宏的专著《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78]探讨贝娄的若干重要长篇小说中主人公为抵抗“非人化”力量采取了什么抵抗“异化”的策略，这些人物在当代美国社会背景下如何构建他们的身份，这些人物如何对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贝娄或其笔下的人物的个体认同是什么，人物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又意味着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张军在其专著《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79]和系列论文中讨论了贝娄作品中的“引路人”现象。他探讨了索尔·贝娄的《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三部作品中引路人对主人公的成长影响及引路人的文学意义，继而探寻索尔·贝娄在小说中体现的心灵追求。

吴玲英、蒋靖芝的专著《索尔·贝娄与拉尔夫·埃里森的“边缘人”研究》[80]涉及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雨王汉德森》和《赫索格》三部作品。作者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边缘性的多重表现形式及生存困境：无论是个体内心的体验还是在他人眼里都找不到自我，处于困苦的边缘，更不能将自己融入冲突的文化，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但由于在较为单薄的一本书里讨论贝娄和埃里森两位重要作家，所以对三部作品的分析还有待深入，在理论上，尤其在文化身份的讨论上略显不足。

郑丽[81]从黑色幽默、夸张的讽刺、文学典故的使用以及荒诞英雄的荒诞追求等四个方面解读《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认为通过用荒诞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揭露丑陋沉重的现实，贝娄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荒原的现状。

有关主题思想的讨论，较有新意的还有蒋书丽的论文[82]。该文在讨论知识分子不断寻求和逃离荒诞生活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学术资本化、工具化境况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异己分子蜕变为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的这一过程以及这种蜕变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叙事学理论（经典和后经典）的研究不断升温，国内从叙事学角度研究索尔·贝娄作品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升。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不少研究还能论证叙事手段与主题思想表达之间的关联，克服了常为人们所诟病的“为理论而理论”的弊端，无疑是对上个时期贝娄小说叙事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张生庭的论文[83]可谓从叙事学角度对贝娄小说作“技术性”分析的代表。他从法国著名叙述学家杰拉尔·热内特的叙述学理论出发，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并归纳小说《赫索格》的叙述机制、叙述模式等特点。该文研究发现，《赫索格》的叙述结构建构于三个叙述层上。小说开始时赫索格的叙述为第一叙述层；而在这一叙述层之内，赫索格对过去的五天进行回忆，这建构了第二叙述层；而过去五天的回忆又被赫索格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反思所充斥（回叙），这进而构成了第三个叙述层次。这三个跳跃、转化的叙述层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干和主要框架。第一层次没有情节，人物也没有采取行动，为静态叙述层。在第二叙述层中，叙述者是处于第一叙述层中的较为平静的赫索格，而叙述焦距是受难者兼体验者赫索格。第二叙述层的线索是一个破碎的非连续体。这是因为该线索被赫索格无时不在的大量的回忆所切断。这些建立在第二叙述层上的大量回叙已属于第三叙述层的内容。第三叙述层比第二叙述层更混杂、纷乱。这种所谓的以破碎散乱为其特征的叙述正是主人公混乱内心的外化体现。张文还专门探讨了“内心信件”这个手段的运用：它使贝娄可以自由随意地跨越时间和空间，相当随意地在三个叙述层之间转换；可以自由地调节、改变叙述节奏，成功地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从狂躁到平静的变化历程；可以自由地深入主人公赫索格内心深处、潜意识当中；可以在小说中得以自在地表现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张文还注意到作品中混合叙述角度的作用。第一人称使虚构域内同故事叙述者可以名正言顺地采用主人公的口气说话，从而缩短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激起读者的共鸣和同情。第三人称则使得叙述文本与叙述者、小说主人公相隔离，使得虚构域外的同故事叙述者可以客观冷静地进行观察，使读者从虚幻的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正是通过叙述文本当中存在的双重距离和双重视角，贝娄向我们揭示了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个性分裂和异化的主题。

刘兮颖[84]探讨了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人称转换和视角越界现象，指出贝娄在“你”“我”“他”的人称之间转换，并巧妙地由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转入全知视角。叙述者“我”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叙述，不断地追问生存意义和价值、阐释生命的目的，而“你”的频繁出现则促使读者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从而达成了叙述者、人物与读者这三者之间在对话基础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她在另一篇论文[85]中指出贝娄采用了外在式聚焦与内在式聚焦双重聚焦和转换式内聚焦的方式来叙事。聚焦的本质是决定了选择与取舍，选择某种聚焦方式也就意味着作者对某种伦理价值和道德观的取舍。因此，叙述聚焦已经成为表达作者伦理取向的方式之一。刘文很好地建立了叙事方式与叙事目的的关联。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复调理论”虽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被引介到中国，但较多使用其复调/对话理论解读贝娄作品的研究还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出现。徐文培、张建慧[86]从复调小说理论出发，在对文本细读、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并归纳出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多声部”“复调”视角、“复调”结构和“复调”时空等特点。他们指出，在叙事视角上，贝娄使叙述人兼主人公西特林处于观察的中心，主要用第一人称回顾视角叙述。为弥补第一人称视角的不足，贝娄使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补充。同时，贝娄还利用特殊的第二人称“你”来调节焦距，即，叙述人与读者的距离。小说在结构上有两条叙述线索，一条是按照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进行的，有着清晰的故事线索，并且按照物理时间顺序讲述故事。另外一条主要关于西特林和洪堡两个人在文学道路上成功与失败的故事线索则隐含在西特林的回忆里。两条线索既平行并存，又独立发展，构成小说的复调结构。另外，作品在时空层面上穿梭往返，变化多端，构成了“复调”时空。周莉莉[87]则指出《只争朝夕》的文本表现的是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人物内心的自我对话，在情节设置和结构安排上也充分体现了对话性。结构上的“大型对话”和言语中的“微型对话”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不同的声音充斥在文本之中，不同的思想意识通过对话在文本中交汇争锋，这样的对话让这部小说在主题意义上和审美上都充分展示了该小说的复调魅力。

还有些研究者从“互文性”角度研究贝娄作品。例如，江春奋[88]探讨了《拉维尔斯坦》对经典文本结构和内容上的引用、对社会历史现实以及人物的参照、对作者自己其他文本的映射。这些互文性手法相得益彰，为读者揭开了伟大灵魂人物拉维尔斯坦的种种谜团，巧妙而又精细地刻画了这个充满悖论人物的方方面面。通过互文性，贝娄还借助两个主人公对他笔下的其他主人公的超越，表达了他对犹太问题的高度关注与认真思考，以及对美国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担忧。徐文培等[89]也讨论了索尔·贝娄几部作品文本之间及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展现索尔·贝娄小说高深多元的艺术创作魅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刘洪一[90]继续对索尔·贝娄小说的宏观建构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是国外研究者不太关注的。他指出，贝娄小说技巧中的模式、视角、人物等要素中分别存在着悖逆的关系取向，由于两个相悖的射线分别向不同方向扩充、延展，因而这种扩充和延展实际上恰恰弥补了非悖逆关系方式下空缺的部分，从而使得模式、视角、人物等得到了一种对称性的互补和阈限拓展，也导致了模式、视角、人物等在其深层结构呈现出一种向“完型结构”接近的趋向：流浪汉+精神流浪汉→完型模式；单一视角+复合视角→完型视角；心态+性格、自身+替身→完型人物。

第三，对贝娄作品中的犹太性、犹太元素研究、原型或母题研究是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之一。这几方面的研究又往往围绕犹太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乔国强对索尔·贝娄作品的犹太性做了较多的探讨。他指出，贝娄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91]。他还论证了贝娄作品的犹太性与托洛茨基的关联[92]。此外，他还试图从种族（犹太人）这个维度考察贝娄的作品。通过分析《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奥吉·玛琪历险记》和《雨王汉德森》探讨了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中“无根基”“受害者”“流浪”和“追寻”等特征[93]。魏啸飞[94]试图通过揭示犹太文学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仁爱、公义和责任感等犹太教所倡导的积极性社会因素来发现犹太教可能赋予他们的宗教情感和犹太神性和人性。他以《愁思伤情》（即《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为例阐述了索尔·贝娄就美国文化对犹太传统的影响所做的反思，指出主人公贝恩·克拉德的犹太情怀在美国社会里并没有得到共鸣，他对人类情感荒漠的关心使他在物欲横流的西方现代社会里处于一种“多余人”的地位。江宁康[95]认为《拉维尔斯坦》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的文化意识，主人公拉维尔斯坦以及他的朋友齐克是当代美国社会里在思想层面上踯躅于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是在文化异乡不断寻找自我归属的迁徙者的典型。刘兮颖等[96]探讨了贝娄作品中的“负罪”“受难”“救赎”等犹太文化母题。她还探讨了“父与子”主题，认为索尔·贝娄所创作的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都隐含着一个“父与子”的主题[97]。她指出，根据情节线索的不同，这些“父子”主题可以分为“血缘父子”“精神父子”和“异化父子”几种类型。在父子冲突中，“父亲”代表了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坚持，而“儿子”则背离了犹太传统，父子冲突的焦点是父子两代人对于犹太文化传统接受的程度及其各自的态度以及被美国文化所同化的程度。贝娄借助于隐喻的“父与子”主题，表现了传统与同化、物欲与精神、性与爱欲、个体与异己力量等方面的内容，从中生发出关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哲学思考。张军等[98]也探讨了贝娄的《勿失良辰》（《只争朝夕》）中的“父与子”母题及其社会功能，指出索尔·贝娄的著名小说《勿失良辰》中隐含着双重“父与子”关系：一是上帝（艾德勒医生）和基督（汤米）之间的“父与子”关系；二是精神之父（泰莫金医生）与儿子（汤米）之间的“父与子”关系。第一重“父与子”关系实现了贝娄既质疑上帝又不放弃上帝以及希望唤起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犹太民族关注的双重社会功能；第二重“父与子”关系围绕勿失良辰这根主线，实现了贝娄渴望犹太伦理回归的社会功能。他还通过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探讨了贝娄作品的宗教母题及其社会功能，指出小说中“坚守犹太教”“淡忘犹太教”“反对犹太教”三种宗教母题背后丰富的社会功能，进一步证明美国犹太文学的宗教母题不但对犹太民族，而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99]。汪汉利[100]通过分析《赫索格》探讨了贝娄的身份焦虑，指出贝娄在《赫索格》中探讨了美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小说主人公的家庭矛盾其实是社会文化矛盾的反映。赫索格面对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焦虑，对犹太移民的身份和生命意义提出了质疑。汪文指出，事实上，索尔·贝娄并未解决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其笔下人物回归自然也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认同，表达了不同文化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理想诉求。汪汉利在其专著[101]中对贝娄作品中的“文化原型”和“文化母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归纳。前者包括“原型结构”“原型人物”和“原型意象”。后者包括“受害母题”“悬挂母题”和“流浪母题”。王玲的博士论文《索尔·贝娄主要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受害特征》对贝娄的三部代表作《只争朝夕》《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进行主题和人物分析，揭示其所有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某些最具典型意义的受害特征。武跃速[102]通过对贝娄的随笔《耶路撒冷去来》的研究，指出作为现代美国犹太人、作家和知识分子，贝娄面对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宗教、军事激烈冲突的敏感地带，表现出价值层面的矛盾纠结，传递出犹太人无处置放的乡愁。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研究者将贝娄小说的流浪汉主题与犹太民族特有的流浪历史勾连起来，指出贝娄作品既刻画出美国犹太移民面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所流露出的彷徨，又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但这种观点没有超越前期的研究。

第四，这一时期有更多的研究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贝娄作品。但有趣的是，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人[103]指出贝娄利用描述者掌控的话语权力，不仅遮蔽了女性的真实面目，还对她们的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与改写，客观上反映了作家的男权意识与男性沙文主义思想和厌女症。这和早期的西方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也有人[104]认为贝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贝娄对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家庭与事业的关系、男女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劣势状态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尤其是她们渴望受到别人，尤其是男人，特别是她们的丈夫的尊重、理解和爱，展现了贝娄对男人世界中的女性的特有的关爱和理解，具有“女性写作”的特征。可以发现，这两种观点只是上个时期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继承和拓展，并无太多新意，只是参加论争的研究者更多。还有人[105]通过分析贝娄不同时期的作品归纳贝娄对女性的态度的演变，得出结论：贝娄的女性观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而是在不同时期作品中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早期的轻视和冷漠，到中期的爱恨交织，再到后期的赞美和尊重。这一发展演变过程受到贝娄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极大影响。在创作初期他对女权主义持消极态度，但到后期，已经全面接受了女权主义的思想，他写作时不再歪曲女性形象，不再在女性形象中渗透父权意识形态。

这一时期在这方面较有新意的研究是刘文松发表的论文和专著[106]。他从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入手分析贝娄小说中知识分子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有三种模式：竞争、控制、平等；两种性质：压抑性和生产性。作者在小说中，对压抑性的权力关系做否定、贬抑的描绘，对生产性的权力关系做肯定、赞美的描述。贝娄的小说通过揭示男女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力关系，突出了这些女性人物本身的知识品格和职业道路。

第五，对贝娄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的探讨也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研究视角。张甜的博士论文[107]和系列论文考察贝娄对城市的动态理解轨迹，将贝娄的城市小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第三阶段是从八十年代至2000年。依次从“城市神话——应许之地的寻觅”“城市噩梦——被围困的社会”和“城市再接受——多样都市的再现”探讨贝娄小说中与城市相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她发现，贝娄小说场景的地域不断扩大，呈现出家宅——街道——城市——城际——国际的一条主线。城市意识不断加强，并且呈现出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国际性都市的特征。她最后得出结论：贝娄的城市书写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是对犹太人生存现状矛盾性的展示。管阳阳的博士论文[108]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分别从“科学的声音”“象征的声音”“个人的声音”“经验的声音”和“真相的声音”分析贝娄笔下的芝加哥，尤其集中于他的三部芝加哥小说，即《奥吉·马奇历险记》《洪堡的礼物》和《院长的十二月》。论文最后指出，通过五种声音的编织，贝娄芝加哥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城市空间是人与城市以及城市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集结，同时也反映出贝娄对于大都市所怀有的复杂态度。此外，贝娄将芝加哥视为美国社会的缩影，这座城市代表了美国社会复杂的都市现实，同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集中反映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与困惑。大都市不仅仅是一种庞大繁复的客观存在，更是都市人的一种主观意识，贝娄城市小说的主人公既是城市中的斗士也是局外人。而赵霞的专著[109]则认为，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贝娄探讨了现代城市中人类的生存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出路——只有通过从事和想象力有关的工作才能超越现实，战胜现代城市。

第六，由于我国生态批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崛起和发展，我国的研究者开始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贝娄作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蔡斌等[110]通过分析《拉维尔斯坦》小说的三个自然意象（现代科技的支持者拉维尔斯坦极力推崇的城市、因过度发展而将齐克送往死亡神殿的加勒比海度假区和见证各执一词的两位主人公保持一致观念的鹦鹉）来描述人类对自然的漠不关心甚至肆意篡改的行为，引导人们探索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文化根源，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并改善业已扭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孟华[111]认为《奥吉·马奇历险记》主人公奥吉·马奇历险过程是他的自我向生态自我发展的过程。他一开始为维护自我而消极逃避，然后在自然中学会了尊重自然，接受死亡，认识到自我与世界是统一整体的关系，最终决定回归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真诚的人性，展现了一种生态智慧。籍晓红、李政文[112]认为贝娄在其小说中发出了生态批评的声音，其作品呈现了他的和谐生态观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通过分析《院长的十二月》，发现该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表现了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自我的深刻异化。贝娄在小说中呼唤通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实现人对自然的“浪漫式回归”和人与自然的美好相遇。宁东[113]认为《雨王汉德森》的生态意识首先体现为城市生活的焦虑和非洲生活的自由的对比上，得出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效法自然的结论。

第七，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和道德意蕴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之一。不少论文[114]涉及这个主题。祝平在其博士论文[115]和连续发表的论文[116]中指出，贝娄的小说创作受犹太伦理的影响，对人类和世界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其小说具有“肯定”的伦理旨趣和亲社会伦理指向：贝娄的文学伦理观是肯定的，即对个人、群体和人类有着不灭的信心。贝娄虽不回避描写人的异化、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但他并不让他的主人公在逆境中沉沦。他拒绝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赋予在异化、孤独、危机境况中的主人公以希望，即在否定性的陈述中贯穿着肯定的主旨，并最终使美好的人性、高尚的价值观念和对人类的信仰获得胜利。

车凤成在其博士论文[117]中指出，贝娄作品反映了普通犹太人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而遭遇的承认困境和美国社会的技术崇拜风气导致人与人之间多层次交往的单一化，并指出物质至上论引发了个人主义和自我封闭。贝娄从犹太伦理出发，指出不同个体与不同的社会层面是互为相关的，作为个体的人需要从与作为“他者”而存在的别的个体之交往与相互承认中补充自我的不足；而个体自我在别的个体自我眼中也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这既要求不同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避免“自我中心”倾向的出现，也要求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超越彼此的界限并在将美国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过程中而相互合作。其专著[118]也从伦理学视角对贝娄小说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予以解读，探讨了当代文明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出路问题。本书从家庭伦理方面分析了作品中的父子关系（父权制、父慈子孝伦理及其反动）、夫妻关系（父权制、夫妻责任、夫唱妇随及其变异）、兄弟关系（宽容与手足之情）并总结出贝娄创作的一个支点，即，无论外在的伦理环境如何变化，某些道德底线或原则是个体必须遵守的。作者分析了犹太哲学中“正义”“他者”等伦理观念，指出要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出路在于从“我与他”关系到“我与你”交往关系的转变，即实现从“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跨越。

刘兮颖在其论文[119]和专著[120]中探讨了贝娄作品中蕴藏的犹太伦理取向以及这种犹太伦理道德观在美国当代社会受到的冲击及其特殊的启迪和指引作用。“伦理一神教”思想贯穿在贝娄整个的创作生涯中，并以艺术化的方式得以呈现。受难是贝娄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其创作的核心。贝娄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主题的凸显以及情节的书写均存在着一定的模式化倾向，而伦理线和伦理结正蕴含在其中。

第八，随着索尔·贝娄研究的深入，贝娄学术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刘文松、祝平、宋德伟、乔国强等先后发表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评述文章，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的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进行了梳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乔国强编著的《贝娄学术史研究》[121]和《贝娄研究文集》[122]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前者第一编不仅按照十年为一段的划分方式对英语世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2000年以后的索尔·贝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评述，而且还综述了俄罗斯、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法国、日本及中国的研究历史。第二编按照“贝娄的创作思想”“贝娄的犹太性”“贝娄小说的现代性”和“贝娄笔下的城市”四个专题，对贝娄研究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后者选编翻译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贝娄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文献资料。选译资料的作者包括国外从事贝娄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克莱顿、L.H.戈德曼、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格罗丽亚·克罗宁、朱迪·纽曼。此外，还选译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萨略的贝娄研究论文，以及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学者的文章。这两部学术史研究著作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对国内从事贝娄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小结

由于中美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贝娄曾一度被完全排斥在阅读和研究视野之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索尔·贝娄小说的研究从无到有，数量与质量齐升，对贝娄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探讨。40年来，我国的贝娄小说研究与国外的关注点有所重合。比如，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女性主义视角、探寻母题、对人性和精神的肯定、贝娄的犹太身份与其写作的关系等。但我国的研究和国外研究也有相异之处。比如，国外有不少研究探讨贝娄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贝娄小说与人文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关系、贝娄前中后期小说特色和主题以及世界观的嬗变、贝娄小说“形而上”的问题（诸如小说主人公对世界历史和时代精神以及生存方式的看法）等，而我国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着力不多。但我国的研究也有独特视角。总地说来，较之于同期国外研究者，我国研究者对索尔·贝娄小说形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贝娄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可谓我国的研究特色，是中国学者对国际贝娄研究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我国学者可以在国际贝娄研究发出独特声音的地方。总地说来，我国研究者似乎比同期西方学者更乐于从某一理论视角来讨论贝娄的作品，有“用理论”的倾向。这是对以往我们文学研究中不重视理论指导现象的反拨。不可否认，各种理论的运用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手段，也能产出新的成果。其中有不少分析将理论“化入”作品分析中，不着痕迹，值得提倡。但部分研究也存在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出现了理论与作品分析“两张皮”的现象，或只是用贝娄作品来验证某种理论。这种主题先行，先入为主的论证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某些论文对理论过度阐释，而对文本涉及较少，有喧宾夺主之嫌。

目前，我国的索尔·贝娄研究发表的成果的介质主要是中文，也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表，基本上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已知的只有刘文松在《索尔·贝娄期刊》（Saul Bellow Journal）上发表过两篇论文。中国广大的研究者今后可以考虑投稿国外有影响的期刊，可探讨的主题既可以与西方学者类似，更应该有本土视角。

虽然汪汉利的专著[123]部分章节涉及“中国作家与贝娄”和“贝娄的中国想象”，但总体而言，我国大陆的贝娄研究者的中国视角和本土意识还不够充分。贝娄的作品有明显的哲学化倾向，而且有明显的犹太—基督教伦理的意蕴，我们一方面可以像西方学者那样挖掘其中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意蕴，同时也可以考虑从儒（伦理）、释（人生观、世界观）、道（超验主义）的角度来阐释贝娄的作品，可以探讨犹太—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与差异，为跨文化、跨文明交流做出贡献。“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都是可行的研究方式。比如，我国台湾就有不少研究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研究贝娄的小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我国贝娄小说研究的最大的问题是观点和论证方法的大量同质重复。另外就是对贝娄小说的研究冷热不均，长篇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且研究者对《赫索格》更是情有独钟，对短篇研究不足。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视角的变换，贝娄研究必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更大发展。但无论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索尔·贝娄作品中所体现的犹太文化元素，尤其是犹太伦理和道德意蕴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也一定是每个时代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意义和研究思路

一、有关伦理指向的界定

本书所讨论的伦理是指犹太伦理。犹太伦理关注善的问题，而善主要是讨论世界“应该怎样”的问题。我们说伦理关系存在于善的领域，就是说伦理关系主要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的问题。作为哲学范畴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既可以表现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个人与社会，乃至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而涵盖了伦理关系的人际、群体和社会各个层面。在犹太宗教中，人对上帝有着绝对的信仰，而个体的人又是由上帝所造，因而对上帝的信仰可以体现为对个人、他者、群体、社会和全人类的信仰。犹太教同时是强调“责任”和“义务”的宗教，在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必然涉及道德选择，而道德选择又势必涉及价值冲突。所以，对个体的命运、责任、义务、道德选择、价值判断，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伦理关系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本书认为，贝娄小说具有明显“肯定”和“亲社会”的伦理指向。本书所讨论的几部小说都体现出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肯定和爱。本书所指的伦理指向就是指犹太教的“肯定”和“亲社会”指向。

索尔·贝娄的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创作题材广泛，但本书认为，他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本书试图在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和道德意义进行探讨，揭示贝娄小说的“肯定”伦理观，即对个人、群体和人类不灭的信心。本书还试图指出，贝娄对世界的肯定并不同于浅薄的乐观主义，他并不简单地声称世界是纯然美好的。他的肯定伦理是腾升于阴郁低调的悲观氛围之中的，是一种在悲观事实中的理想乐观主义，是一种饱含着责任感的肯定伦理。贝娄的小说之中回响着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何谓人？本书试图证明贝娄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和相对乐观的。贝娄并不回避描写人的异化、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但他并不让他的主人公在逆境中沉沦，他拒绝接受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不接受永久的荒诞性。他一方面批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个体的挤压，同时又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将自己孤立起来、不作为。他让主人公去不断地探索，认识自我，学会和世界相处，找到一条既不逃避现实，又不附和时代的疯狂，既生活于现实之中，又独立于时弊之外的理想而艰难的道路。这样，他就赋予在异化、孤独、危机境况中的主人公以希望，即在否定性的叙述中贯穿着肯定的主旨，并最终使美好的人性、高尚的价值观念和对人类的信仰获得胜利，使人们在乌云背后看到一丝希望之光。

二、研究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体现在：

1.本书将为国内索尔·贝娄研究的深化与综合做出重要贡献。

2.贝娄的创作深受犹太文明传统的影响，本质上是肯定的，体现了深切的道德关怀，其创作折射出犹太文明肯定现世、肯定人类存在的伦理。这种伦理思想对于国人克服人生困难，树立和巩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贝娄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亲社会”和“肯定”的伦理指向。贝娄所倡导的这种“亲社会”和对人类的“肯定”的态度可以作为平衡和抑制社会中存在“自我狂热”的解毒剂，使人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责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当然，这种观念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4.贝娄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和价值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对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所造成的混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表现出要重建人类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愿望，这是对美国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捍卫，体现了深切的人类关怀。这种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观照对我国现阶段遏制物质文明发展所引起的道德滑坡以及建构当前我国的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三、思路与方法

1.运用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批评和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犹太文学文化传统和欧美文学文化传统构架内，联系社会历史、犹太哲学思想，美国战后的主导文学观，展开对贝娄作品的个案研究，探讨贝娄作品中的伦理意蕴和伦理指向；

2.本课题立足贝娄小说文本，并联系其传记和访谈录，对贝娄其人和作品所体现的伦理观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四、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和第一章。引言部分对贝娄的创作做出概述，并考察国内外贝娄研究状况。第一章界定索尔·贝娄小说所体现出的“肯定”和“亲社会”伦理指向。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七章。这六章通过对贝娄六部作品的个案研究，揭示“肯定”和“亲社会”伦理指向的不同表现。这种“肯定”和“亲社会”的伦理往往通过这些作品中所探讨的责任、义务、自由选择、价值观、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关系等伦理问题得以实现。

第三部分为结论部分，对上述观点进行归纳与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