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礼，阻隔，分离

《古诗十九首》其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些抒情诗意义含混的极好例证。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毋庸置疑，《古诗十九首》是描绘“流离分散的诗歌”（a poetry of dislocation）^[12]，或者用清代批评家沈德潜（1673―1769）的话来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13]不过，分离的主题也表现在建立跨越时空距离的联系上。这些沟通和交流的尝试包括了赠礼与致信；虽有时奏效，但更多时候以失败告终。一旦不成功，就会像上引诗歌那样产生断裂，作为诗歌主题的断裂奇妙地反映在诗歌意义本身的晦涩难通之中，因为尽管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诗，但对于诗歌准确的含义，甚至叙述者是谁，都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见解。

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少使用代词，即使使用，也无法区别代词是单数还是复数。我在上文的英译中，出于英语语言的需要而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我”（I），但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这里的“我”究竟是谁。叙述者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虽然“采莲”这一意象在后世传统中经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上古时期，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指向。事实上，因为这首诗充满了《楚辞》的回响（“涉江”即《楚辞》中的篇名），所以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离骚》中佩戴着香草的叙述者。如果这首诗的叙述者是男性，那么是这名男子自己背井离乡，还是他的挚友离他远游了呢？

元代评论家刘履 （1317―1379）认为是前者：“客居远方，思亲友而不得见，虽欲采芳以为赠，而路长莫致，徒为忧伤终老而已。”^[14]清代朱筠（1729―1780）看法相同：“行者欲寄居者。”^[15]姜任修（1721年进士）对这种解读持有异议：“采芳遗远，以彼在远道者，亦正还顾旧乡，与我有同心耳。”^[16]张玉穀（1721―1780）同意此看法：“此怀人之诗。前四先就采花欲遗，点出己之所思在远。‘还顾’二句，则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17]争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比如，马茂元认为这首诗完全出自一位男性旅人，^[18]而潘啸龙则认为叙述者是位采芙蓉的女子，这是后世诗歌传统中常见的形象。^[19]

在叙述者的性别身份并不明晰的情况下，赠礼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确切关系也蒙上了一层迷雾。有人认为受礼者是叙述者的亲友，也有人更具体地认为受礼者是其配偶或密友。饶学斌（卒于1841年）试图将《古诗十九首》解读为一组相互关联的政治叙事诗，将这组诗的叙述者解释为遭谤的大臣，并将第六首中可能的受礼者描述为“同患”，换言之，即叙述者的同党，他同样受到诬谤并被贬黜到南方（而叙述者自己则被贬黜到北方）。^[20]吴淇（活动于十七世纪）则认为诗中描述的是受诬的臣子和被离间的君王（即“所思”）之间的关系。^[21]张庚（1685―1760）发展并改进了吴淇的观点，将叙述者塑造成一个臣子在绝望地思念着君主（即“在远道”者），并发现掉头归乡乃是奢望（“长路漫浩浩”）。^[22]

最大的谜团终究还在于诗歌文本自身，诗歌结尾两句云：“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吴淇是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批评家，他让我们注意第一句诗中的奇怪之处：“既曰‘同心’矣，岂有‘离居’者？”他总结道，从建构一首政治讽寓诗的脉络来看，“其中必有小人间之矣”。^[23]然而，最后一句的震撼并不亚于前一句，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并不只是暂时的别离，叙述者预见到这将是终身的离居。分别时间的长短有着重要意义：即便是长达十年或是二十年的分别，将来都只会成为悲喜交加的回忆，而重聚的希望，虽然遥远渺茫，也能照亮内心绝望的阴霾；终身的分离则完全不同，这种状态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既构成叙述者的现在，也构成其未来，这种时间上的空阔巧妙而隐秘地契合于把叙述者与其思念对象阻隔开来的空间距离。

我们自然会产生和吴淇一样的疑问：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同心”的两人分离？连接“同心”和“离居”的“而”字既表示并列关系（“同时又”），又暗示转折关系（“可是又”），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以上这个问题，同时明确暗示，分离是由不受这两个主人公控制的外力因素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同于变心和背叛这样的内在原因，外力因素好像是用很响的耳语讲了一个故事，但故事细节被压抑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浸在水下的巨大基底则很难被看到。这首诗的重点就在这里，因为每个读者都可以从这个未被叙述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换言之，诗歌只给了我们一个故事的梗概，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经历或者想象代入这个故事。故事本身仅以暗示出之，其具体内容仍然模糊，从充满特殊性与具体性的个体生活的框架中被解放出来，于是变成了每个男人或女人的故事。我们无法得到丰富的叙事，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充分参与进这首诗歌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