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历史：三国文化地貌之吴蜀视角^[1]

引言：遗失的文学史

标准的中国文学史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空缺。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强之中，魏在标准的文学史论述中向来得到最多的关注，而吴、蜀二国的文学创作则基本上不被提及。打开任何一本典型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公元三世纪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三个政治时期的线性叙事：东汉建安（196―220）、魏正始（240―249）、西晋太康（280―289）。其中，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尤其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2）两位著名作者，构成叙事的中心。

很显然，这个故事对任何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三国时代一直是后世文学喜爱的主题，其中蜀、吴二国又是故事的中心；但蜀、吴二国自身的文学作品却反而被遗忘，大都不为人所知。一部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对三国时期的文学做了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在三国时期，文学最兴盛的是魏国。其他两国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都很少，也没有特色。”^[2]曹魏朝廷的文学确实很繁荣，但三国中最弱小的蜀国，却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一定程度的文学活动。吴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据《隋书·经籍志》与早期史料的记载，吴国朝廷有众多的学者与作家。所谓“没有特色”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吴国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是不容忽视的。

“其他两国”的文本少有传世，尤其是文学创作相当繁盛的吴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实际上，文本遗失本身就应该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部分。这其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其一，五、六世纪的文人大都忽视吴、蜀二国，认为中原的魏国代表了正宗的文学传统。南朝（420―589）是西晋的继承者，统一了中国的西晋又代替了魏。因而，南朝文人的文学观也受到了他们关于合法性与正统的政治观的影响。虽然吴国作家的很多别集在六世纪时都还存在，但具有影响力的《文选》却没有收录吴、蜀作家的诗赋；^[3]这种牺牲蜀、吴，尤其是吴，而对曹魏格外青睐的做法，代表了长期以来建安、曹魏作家的经典化过程的顶点，而这种经典化至少能回溯到五世纪初叶。^[4]其二，建安曹魏的经典化，反过来导致了蜀、吴大多数文学遗产的流失，这种流失进一步阻碍了当代学者对三世纪文学创作真相的了解。现存吴国的文学作品只是当时的一小部分。吴国作家众多，撰写了大量注疏、子书、吴国史，还有属于真正意义的“美文”的诗与赋。

现代学者对曹魏文化与思想的重视，正如美国学者法墨（J. Michael Farmer）所言，“不但反映出而且也延续了我们对南方文化的传统偏见，造成了对中国中古早期思想史的扭曲与不完整的展现。” ^[5]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能抛开吴、蜀来讨论魏的文化与文学创作。魏文帝曹丕（187―226）努力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有文学和文化品味的人，这与压倒政敌的政治目的不无关系。^[6]

三国在政治合法性与文化优越性这两方面，竞争都相当激烈，最明显的斗智层面就是外交出使时的言谈。关于富有口才的使者以言辩维护国家尊严，曾有过很多记载。以口才闻名的赵咨（活跃于三世纪早期）很得体地回应了曹丕的种种尖锐的问题，如“吴王何等主也？吴王颇知学乎？吴可征不？” ^[7]蜀、吴大臣如费祎（？―253）、诸葛恪（203―253）和薛综（？―243）曾用四言韵语进行敏捷的对答。^[8]蜀国学者秦宓（？―226）曾针对吴国使者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例如“天有姓乎？”做出了机智的答复。^[9]当然，这些故事的记载大都根据记载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也许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实况，但它们毫无疑问地展示了这些话语对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在更微妙的层面，魏、蜀、吴都希望被看作汉代的合法继承人。任何对地域身份的炫耀都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适合做汉的继承者，例如后文将要详细讨论的吴国作家的赋作。对于蜀、吴来说，与汉朝的名门望族有联系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财富，这点在蜀、吴臣僚的史书列传中常被特意提及。^[10]北方名门望族的认可，常常被看作文化才能与价值的重要凭证。^[11]正如本文所要论证的，吴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完全可以与魏国抗衡，尤其是吴国的仪礼音乐与历史书写。

重新考虑三国时期的文化张力，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吴国文本可以提供关于魏、蜀二国的另一种局外的独特视角。很多吴国作家都写过社会政治方面的论述，对时事与各国人物，都做出了敏锐的观察与评价。吴国大鸿胪张俨（？―266）的任务之一是负责外交，他曾撰写过蜀、吴官员的比较分析，并恰当地称之为《默记》，此作收录了诸葛亮别集中遗漏的一篇奏文。最值得关注的是吴国佚名作者撰写的《曹瞒传》，因曹操儿时小名据说为“瞒”故得名。《曹瞒传》文笔出色，塑造了一个生动、复杂的曹操形象：奸诈、无情，但又极富个人魅力。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大量引用了《曹瞒传》，其中记载了很多不见于其他史料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曹操聪明机智、率性而为而又亲切随和，与客人吃饭时开怀大笑，以至于把脸埋进了食物；可与此同时他又阴险、狠毒，让人不寒而栗。很显然，严肃的魏朝正史不可能像《曹瞒传》那样描述他们的开国君主，但《曹瞒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却逐渐经典化，对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曹操的形象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魏政权的外在的“他者”视角，在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陆机、陆云兄弟是南方名门望族的后裔、孙权兄长与孙吴建立者之一孙策（175―200）的曾外孙。晋朝280年灭吴，他们在家中隐居十年之后才前往首都洛阳。在北方，尽管他们的文学才华得到大家的赞赏和仰慕，但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兄弟二人对自己的南方根源有很强的认同感，但又对北方文化尤其是曹魏的文化遗产深感迷恋。陆机无疑是二人中更为创新的一位，他对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早期中古时代被视为建安诗人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但与公元三世纪诗坛上同样重要的人物傅玄（217―278）和张华（232―300）相比，陆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南方身份带入了北方诗歌，对北方文学传统起到了只有外来者才能起到的影响。

本文先对蜀、吴文学创作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再具体讨论吴国的文化建设，主要是历史的撰写与仪礼音乐的创作。我认为这两者都是针对魏、蜀声称的政治与文化正统而为，其目的是彰显吴国的政治正统与文化力量。蜀、吴二国的视角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重要的一环，它使我们对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文化冲击角力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图像。

本文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文化生产、文学生产、文本生产。与三国时期经常发生的军事行动相对，这三个概念强调一个政权不同方面的文化使命。所谓的文学生产是指狭义的或现代意义上的“美文”创作。文化生产包括文学创作，但也包括历史的撰写与仪礼音乐的创作：这些属于广义的“文”，但不属于狭义的“文学”。文本生产泛指文本写作，无论是经典注疏、史传还是诗赋；但很显然，除了歌辞之外，音乐创作不能被文本生产所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