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簪缨世家

一、“簪缨世家”

俗语云，“富不过三代”，而寅恪一门，却四代人杰，尽得风流。

陈氏一门，在寅恪的祖父和父亲以其才识、能力和品德，跻身于晚清上流社会后，与一些重臣名宦、文人名士关系非常密切，建立了很深的交谊，如与浙江绍兴俞氏是两代姻亲。

寅恪的祖父、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家庭的亲戚、朋友之中，社会各领域的杰出人物甚多，而且其中曾国藩（1811—1872年）、张之洞（1837—1909年）等人，作为清末具有远见卓识的股肱辅臣，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显赫不凡。因此，寅恪自述：“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由两代姻亲绍兴俞氏扩大，陈家形成了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如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寅恪表弟、妹夫）之母系曾国藩的孙女。俞大维之子扬和，迎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相互就有了姻亲关系，可见，陈家众多显赫的亲戚、朋友，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关系。

可以说，陈氏一门，实“门当户对”式的中国传统婚姻之绝唱、近代政治联姻之尾声。

先说陈氏一门的众多显赫亲戚，如曾国藩、郭嵩焘（1818—1891年）、俞明震（1860—1918年）、谭钟麟（谭延之父）、唐景崧（1841—1903年）、范当世（1854—1904年）、傅斯年（1896—1950年）等人，为近代政治、文化、学术、外交的著名人士。

曾国藩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剃头”，又是同治年间的“中兴功臣”，还是儒学思想家、学者。曾国藩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儒家学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根本的同时，又敏锐地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富国强兵的必然途径，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努力倡导和推行“洋务运动”。曾国潢（曾国藩之弟）之曾孙曾昭抡是教育家、化学家，共和国的高教部部长，其夫人为俞大维之妹俞大姻；曾国藩一直都十分赏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其思想也对陈寅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寅恪自陈之“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郭嵩焘是我国历史上首位驻英公使，也是重要的维新思想家，被誉为“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为寅恪曾祖陈伟琳撰写了墓志。

俞明震，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斗门，字恪士，号觚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曾国藩的外孙、晚清翰林俞文保之子，寅恪之舅父。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曾在清末的“台湾民主国”任内务大臣，担任过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等职，被鲁迅称为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新党”督办（校长）。1898年，18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其他教员出题大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¹³⁾。有《觚庵诗存》四卷传世，是清末著名的诗人。

俞大维（1898—1993年），俞文葆之孙，俞明震之子，寅恪的表弟、留美同学、妹夫（与寅恪胞妹新午结婚），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又留德。俞大维之子俞扬和系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在美国飞行学校完成了高级飞行训练，回国参加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参加空战三十多次，最后一次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改担任民航驾驶员。俞大维后从政，是蒋介石的智囊，之后逃到台湾，任当局“国防部长”，在解放军炮轰金门时差点丧命。后来，俞扬和与蒋经国唯一的女儿蒋孝章结婚，生子俞祖声（和俞正声同辈，据《俞氏家谱》，俞氏近支辈分序列为“文、明、大、启、声、振、家、邦”）。由于这层关系，1932年，他的父亲陈三立在庐山过80寿辰时，同在庐山的蒋介石向老人献了巨额寿金，陈三立未纳。

谭延闿（1880—1930年），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清末翰林，三立的老友，湖南立宪派首领，任省谘议局议长。入民国后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

唐景崧，光绪十五年（1885年）任台湾道员，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署理台湾巡抚，率领台湾人民反对《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与日本，自行抗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被推举为“总统”，寅恪夫人唐女士祖父。

范当世，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岁贡生，曾为李鸿章幕僚，寅恪长兄衡恪的岳父，清末文学家，近代著名诗人，尤擅对联，陈宝箴去世后撰写有《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

傅斯年，寅恪的留德同学、表妹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代理北大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夫人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彩。

除了亲戚外，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重要人物也是陈家的朋友。如清末士大夫中的清流李鸿藻、翁同（光绪皇帝的老师）、张之洞、陈宝琛、谭继洵（谭嗣同之父）、黄遵宪等人，这些人也是洋务派或维新派中的中坚人物。如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前提下，主张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本体，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内容，革新和重构民族文化，促使国家朝富强的道路迈进。这一开明主张，得到了开明人士的认同，也影响了寅恪。寅恪虽然没有谒见过曾国藩、张之洞（曾国藩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但是，后来他多次公开表明了二人对自己的影响。如20世纪30年代，他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中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曾湘乡”“张南皮”就是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和张之洞（直隶南皮人）。

当然，作为一位多年游学国外、学贯中西的学者，寅恪积极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拒绝或者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主张输入外来文化，以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这是寅恪找到的如何接受外来文化的途径。寅恪这一观点显然有张之洞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重要影响，但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又多了一些开明的色彩。

二、祖父陈宝箴与父亲陈三立

再说陈氏一门的显赫家人，即寅恪的祖父、父亲、兄弟姐妹。

（一）祖父陈宝箴（1831—1900年）

陈宝箴，陈家的第一个举人，清代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光绪皇帝进行维新改革的最坚定支持者、实施者。

陈宝箴字相真，号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咸丰元年（1851年）20岁时参加了恩科乡试，得中举人。之后他没有马上进京参加会试，而是回乡协助父亲陈伟琳办理地方团练，抵御太平军的进攻。

咸丰十年（1860年），陈宝箴离家进京参加会试，不料名落孙山，便待在北京，准备参加三年后的下一科会试。宝箴在北京期间，在酒店望见圆明园上空的冲天火焰，知系侵华的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不禁愤怒万分，捶桌悲号，伏案痛哭，声撼全店。第二年，他回湖南探视母亲后，前往拜会了屯兵安徽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大为高兴，称他为“海内奇士”。曾的幕僚长李鸿藻主动提出，以宝箴取代自己，宝箴未接受，但他对化解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以及席宝田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非常赏识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赠送他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器重之意，溢于言表。陈宝箴后到江西策划军务，屡出奇计、立功，被保举为知府，未受，却于同治三年（1864年）到南京再度拜会了曾国藩，回到曾国藩的幕府，时常与曾国藩谈诗论文，二人讨论诗文的文章被收入晚清学者王先谦编的《续古文辞类纂》中。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陈宝箴先后担任了署理湖南辰、永、沅、靖道事，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务。在升为浙江按察使时，光绪皇帝还召见了他，并有所询问。陈宝箴在所任官职上，以卓越的才干办了许多实事，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痛苦，如调往河北道，陈宝箴创办了“河北精舍”，重视培养人才，深受人民的敬重。与陈宝箴交往密切的朋友有洋务派或维新派中的中坚人物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琛、谭继洵、郭嵩焘、黄遵宪等人。

陈宝箴早年饱读经典名著，通过科举考试起家，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人正直刚烈，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陈宝箴严厉谴责当时权臣李鸿章；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全国上下议论李鸿章将再度出任直隶总督，听到这个消息，陈宝箴大为愤慨，痛哭道：“无以为国矣。”不仅拒绝前往拜见，而且公开宣告，如果李鸿章早晨就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这一举动震撼了清末官场。

1895年8月，陈宝箴奉诏出任湖南巡抚，在蹇涩多年后，自己终于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此后至1898年任湖南巡抚期间，陈宝箴在湖南独当一面，他推行的新政将自己的满腹经纶充分地施展出来。

陈宝箴在湖南，认为新政是富国强兵的有效措施，于是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他宣传开放思想，澄清吏治，裁汰冗余官吏，罢免昏庸的官吏，在官场吹起一阵清风。经济上，他兴办工商实业，开辟航运，引进机器制造，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尤其陈宝箴、陈三立创办“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时务学堂”的《学约》明确规定，“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说之意”，其办学宗旨是“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其处理中学、西学关系的原则是“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西方诸学”。⁽¹⁴⁾由此可见，和张之洞一样，陈宝箴、陈三立也是以“西学”之新瓶，装“中学”之旧酒。

当时的湖南，黄遵宪来湖南担任盐法道（后为按察使），江标、徐仁铸先后任学政（教育厅厅长），梁启超受聘到长沙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陈三立推荐、受陈宝箴之请），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寅恪《读吴其昌撰书后》（载《寒柳堂集》）一文有记载，李峄琴为西文总教习，熊希龄管理时务学堂，唐才常主持《湘学报》，谭嗣同筹备“南学会”。这些全国第一流的人才，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如时务学堂培养出了民国初年的护国大将军蔡锷，著名学者、“汉圣”杨树达（1885—1956年）。可以想见，在陈宝箴的引领下，湖南的改革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这与1898年京师的戊戌变法相策应，其性质为试行西政。

不仅如此，陈宝箴还怀着忠君爱国的满腔热忱，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重臣张之洞进入执掌军国大权的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并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以及京外官员三十余人，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辅佐新政。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改革，诱发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在正当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剥夺了光绪皇帝一切权力，通缉康、梁，杀害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六君子。

图1-8　杨树达著《积微居小学述林》

图1-9　杨树达著《积微居读书记》

戊戌变法前，陈宝箴的举止已经遭到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1864—1927年，字焕彬，号郋园）的攻讦。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因拥护光绪皇帝变法，成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经荣禄等人向慈禧太后求情，陈宝箴因“滥保匪人”的罪名，受到革职、永不录用的处分。陈宝箴被罢官后，携全家老小，回到江西南昌。不久，搬到南昌西郊的西山，筑庐而居。

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既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湖南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经过三年的努力，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面目一新，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小省，不数年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为以后湖南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正如当时《湘学报》所赞扬：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

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的政治改革主张渐进徐图，而康有为、梁启超辅佐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抗衡，并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决中国的宪政问题，结果反被“后党”以非常手段解决，史称“戊戌之变”。今人刘梦溪曾说：“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江西南昌西山居住时，陈宝箴的言行时时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与陈三立常在深夜的孤灯下，为国为民而叹息流泪。1900年6月，陈宝箴去世于南昌西山，后葬杭州西湖之侧。

陈宝箴的言行，尤其是新政实施，学习西方励精图治，立足民族文化而又开放的心态，对儿孙影响很大，集中表现在两点：一是踏实、渐变的维新思想及实践；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父亲陈三立（1853—1937年）、母亲俞明诗（1865—1923年）

寅恪父亲陈三立（1853—1937年），字伯严，号散原（系纪念陈宝箴去世于西山而名，《水经》中称“散原山”），是陈家的第一个进士。与谭嗣同、陶葆廉、吴保初并称为清末“维新四公子”，著名的爱国诗人，作为清末“同光体”诗人的代表、“新江西派”的首领，他的诗受到徐志摩、泰戈尔等中外诗人以及陈衍、钱锺书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后来名气、名声不亚于陈宝箴。⁽¹⁵⁾

“三立”之名，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德”，就是树立良好的德行，是中国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立功，就是在从事的事业中做出贡献。孔颖达疏：“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就是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力争传于后世。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也就是“著书立说”，流传后世。

陈三立是一位积极探索救国之方的爱国者。

陈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于光绪八年（1882年）在南昌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恶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应试时不遵，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但终生没有做官。同年，陈三立在长沙与俞明诗（寅恪生母）成婚，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为进士，授吏部主事。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陈三立觉得北京官场黑暗污浊，难以有所作为，就以侍候父亲的理由未到京城，而在陈宝箴左右协助处理公务，以“变法”为己任。同时他又与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文士如黄遵宪、郭嵩焘、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商谈国家大事，切磋诗文学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陈三立与父亲陈宝箴痛心“国无可为”，在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返国之际，于同年5月17日致电两江总督张之洞，“力请先诛合肥（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建议不可能实现，但是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忠贞爱国之心。不过，他在政治活动中的最大建树，还是辅佐父亲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1895年，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陈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画，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父子的通力合作，使昔日偏僻闭塞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中国的普鲁士”，即全国变法维新的先进省。不久，戊戌政变发生，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受到了革职处分，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陈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奸邪”，因为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是陈三立的主张。陈宝箴父子革职后返江西，居西山“崝庐”。

罢黜期间，陈三立在南昌陪伴父亲，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时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虽对政治绝望，陈三立决定“来作神州袖手人”，但仍以爱国之心，关心着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此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陈三立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他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与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等，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均未达到预想的目标。

民国初期，陈宝琛就任“下课皇帝”宣统的师傅，邀请陈三立进京协助。陈三立婉拒。此外，他后来接收的南浔铁路“总办”、江西方志“编撰”等头衔，都是虚衔，并无实职，他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成为秉具独立直行操守的志士。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寐叟，如是记述三立：

然则先生之学，海内士大夫翕然服之，朝廷嘉之，固已至矣，而不意见称于东西学者之书，尤有加乎是者。德国学者恺士林莨谒先生，纵谈良久，其著述言先生事至悉，至推先生为中国圣人。东灜则服从先生者友多，至有以先生字名其书者。其没也，东西学者闻而惜之，同于中国。⁽¹⁶⁾

陈三立从1900年在南京定居后，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特别是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庭坚为台柱的宋诗江西派的传统，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一派，是晚清以来影响最大的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的重要代表、“新江西派”的首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价：“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民初诗坛的泰斗地位。学术界称三立为“最后的古典诗人”。⁽¹⁷⁾陈三立还是古文大师，在旧文学界中被奉为一代宗师。有的人甚至评其为元好问之后八百年来第一人。所撰写的古文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处，绵密精炼；又含蕴着桐城派注重义理、考据的特点，行文雅洁，卓然自成一家。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前往杭州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访了陈三立，中外三位不同风格的大诗人欢聚一堂，会谈甚欢，成为中外文坛的一段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1929年11月，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卜居于庐山牯岭新宅“松门别墅”。这时，他已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

到了晚年，陈三立爱国热情不减当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策划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此时罗振玉、郑孝胥等清室遗老遗少麇集沈阳，不惜堕落为汉奸，罗、郑企图策动陈三立到东北去效忠溥仪，为其所竣拒。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居江西庐山的三立老人关心战事，特地订阅一份上海出的航空版报纸，每到必读。一天深夜，全家人均在熟睡中，忽然被一阵猛烈的呼叫声惊醒。原来是三立老人在梦中大呼“杀日本人”，由此可见老人赤诚的爱国之心。1933年，其旧友郑孝胥公然投靠敌国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陈三立表示：“我决不逃难！”忧愤成病，绝食而死，享年85岁。弥留时还关心地问：外面传说中国军队在市郊马厂一带打了胜仗的消息是真的吗？陈三立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为生命着上光彩的最后一笔，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绝代贤公子”。陈三立著作颇丰，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去世后由儿子编辑定为《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1994年9月，江西省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可见后人对这对父子的纪念。到了21世纪，修水县修建了“五杰广场”，亦可见后人对这对父子的纪念。

寅恪生母俞明诗（1865—1923年，字麟洲），是陈三立的续弦夫人，来自浙江绍兴的书香世家。其父俞文葆系咸丰元年举人，曾任湖南候补知县；其兄俞明震、明观，弟明颐，均系诗人。俞明诗“解文字，习礼晓大谊”，有才学，帮助陈三立抄录诗文数十万字，善诗且善弹琴，有见识，自署“神雪馆主”，“淡素黜华”，朴实无华。

俞明诗著有诗集《神雪馆诗》，时常给年幼的寅恪兄弟、诸妹讲解诗文，让孩子们自幼就受到文学熏陶。1947年，58岁的陈寅恪怀着温馨的心情，写诗追忆11岁时母亲教读宋人姜夔词句的情景。1923年8月11日，俞明诗在南京“散原别墅”去世时，年五十九。陈三立亲自撰写了《继妻俞淑人墓志铭》，表达自己“含哀自写，气尽肠绝”的悲痛。时寅恪在德国留学，未能够回国服丧。

三、同辈兄弟陈衡恪（师曾）、覃恪、方恪、隆恪等

寅恪长兄衡恪（1876—1923年）、长嫂黄国巽均是早期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衡恪是陈三立五子三女的最长者，更是民国早期天才横溢的画家，我国漫画的创始人，画家齐白石的恩人。

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比寅恪大14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被父亲送往上海一家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学习，翌春东渡日本求学，后来毕业于日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留日期间，衡恪与鲁迅是同学，并与李叔同（弘一法师）等有交往。由此，后来寅恪与鲁迅有不错的交情。衡恪学成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审，长期从事美术教育。

衡恪多才多艺，诗、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堪称“三绝”，名满京师。曾得吴昌硕指授，擅山水花鸟人物，笔简意饶。山水参合沈周、石涛笔法，喜作园林小景；写意花果取法陈道复、徐渭，结合写生；偶亦作风俗人物画。1917年，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画家齐白石初到北京，得到衡恪的指点和帮助，画技迅速进步。衡恪与齐白石的交往，至今被美术界传为美谈。丰子恺说：“国人皆以为在我国，漫画是我创始的，其实不然，陈衡恪在《太平洋画报》上所发表的以毛笔做的简捷画，题意潇洒，笔力洁劲，事实上才是我国最早创始的漫画。”梁启超指出，陈衡恪“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他的高尚优美人格，可以为吾人的模仿”。⁽¹⁸⁾

衡恪还著有《槐堂诗钞》《铅笔习画帖》《染苍室印存》《陈师曾印存》《中国绘画史》（系译作和本人专论合成）《中国文人画之价值》（系译作和本人专论合成）等。1923年夏，因继母俞明诗去世，衡恪悲哀过度而发病逝世，年仅四十八岁。衡恪德艺双馨，平易近人，中外艺术界为之哀悼，梁启超把衡恪的不幸逝世称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齐白石更是悲痛万分，后来为报衡恪之恩，白石还为陈三立老人画了一张肖像，且执意不收润笔。

去世后，衡恪葬于杭州西湖边。共和国成立后，寅恪为父兄在杭州西湖边的墓不要因扩路而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传统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寅恪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氏父子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做了少许改动，使寅恪的要求得到满足。

衡恪的第二位夫人黄国巽，与妹妹黄国厚是湖南最早出国留学的20名女学生之一。

衡恪次子封怀（1900—199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后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是著名的植物园专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发表了《述植物名实图考所记载报春之种类及植物名称》《云南西北部及其邻近之报春研究》《报春种子的研究》《中国报春研究补遗》《中国珍珠菜属植物的分类与分布》等文章。

四兄覃恪（1881—约1953年），字陟夫，生于长沙，其父陈三畏，陈宝箴次子。自幼便与寅恪兄弟一起生活成长，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捐纳为“清湖北候补知县”。民国初，任江西赣县盐局主任，抗战时期回老家修水，在税务局任职。1949年后定居武汉，约1953年贫病以终。覃恪亦能诗，其岳父黄小鲁的《鲁叟诗存》有《和陈甥陟夫除夕韵》《陟夫以近作见寄援笔赋答并赠伯严吏部亲家》《和陟夫甥近作韵》诗。覃恪凡三娶，生四子五女（原配黄氏，乃清末文人黄嗣东之女。黄嗣东，湖北汉阳人，清末诗人，陈三立好友）。幼子陈云君，是津沽书法名家，诗词、骈文俱有声。

五兄隆恪（1888—1956年），字彦稣，长寅恪两岁，亦在长沙出生，按陈氏家族的大排行为第五。隆恪在17岁前，主要在家塾读书，后于1904年与寅恪同时考取官费留日，于是与衡恪一起，兄弟三人共同留日。起初，隆恪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后来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学习。1912年，在八年苦读后毕业，学成归国后与陈三立同年进士、同乡喻兆藩的三女成婚，并一直在九江、汉口等地从事财经、邮政等工作，生有数女，1951年，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56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8岁。隆恪虽学财经，但诗也写得很好，曾获兄长衡恪的好评。著有《同照阁诗抄》传世。女公子小从（1923—2017年，谱名“封玖”），出版有诗集《吟雨轩诗文集》，以及《图说义宁陈氏》《松门别墅与大师名流》等书。

七弟方恪（1891—1966年），字彦通，少寅恪一岁，是陈家同辈兄弟中唯一未出国留学者。受家风熏陶，以及梁鼎芬、沈增植等名家指教、点拨，方恪国学功底探厚，精通目录学，对书法和诗词下过一定的功夫。方恪从震旦毕业后，由梁启超介绍，曾在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还曾在苏州开过书店。1942年与南京的抗日组织有了联系，被日军宪兵队抓获，日本投降后获释。与方恪朝夕相处的同学宗白华后来成为诗人、美学家。方恪善诗词，著有《适屡集》传世。1949年以后，长期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又担任过南京市政协委员和江苏省政协委员。1966年1月病故，《新华日报》刊登了《讣告》。⁽¹⁹⁾

八弟登恪（1897—1974年），字彦上，小寅恪7岁，亦在长沙出生，在家读家塾后再入读上海震旦学院，不久，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留学，钻研法国文学。学成回国后，创作了一本反映留学生趣事的小说《留西外史》，笔名“陈春随”，于1928年出版，曾流行一时。他的一位留法老同学回忆说，陈登恪“谈论时略有口吃之病，然颇多风趣，形容细致，令人解颐”。1949年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授，与寅恪友人刘永济（1887—1966年）等并称“中文系五老”，曾任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人大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年11月因病去世。

寅恪胞妹三人。分别是康晦（1893—1962年），与合肥张宗义结婚，寅恪三个女儿称为“康姑”，晚年寓居南京。胞妹新午（1894—1981年），祖父陈宝箴取名“兴午”，寄望振兴国运，后改为“新午”，小名“九毛毛”。1929年，与归国的寅恪表弟俞大维成亲，姑表联姻，1981年去世于台湾。胞妹安醴（1895—1927年），与薛琛锡成亲。

可以看到，寅恪一家，由于世代书香，散原老人陈三立以诗名，诸子大多为近现代学界名流，寅恪同辈兄弟五人，衡恪长于诗书画，以画艺而闻世；覃恪、隆恪均长于诗文，方恪擅文学，登恪是外国文学家，撰有《留西外史》传世，均是人文社科、艺术界的杰出人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上都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寅恪不仅仅是学贯中西、学界泰斗，更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支柱。

因此，吴宓指出：“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实为“近世之模范人家”，就是说，陈家满门俊彦，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家庭，对近代乃至后世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做出了贡献，他们掌握了时代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折射出时代起伏变化的发展，的确既是簪缨世家，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文化家族之一，他们的遗风流响，值得后人缅怀、总结。

---

(1)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8—29页。

(2) 罗香林：《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3)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5—6页。

(4) 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6页。

(5) 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0—551页。

(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0页。

(7) 程德林等主编：《影响历史的家族》，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8) 陈小从：《回忆录》，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7页。

(9) 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9页。

(10) 陈封雄：《回忆录》，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7页。

(11) 陈宝箴：《书扇诫示隆恪》，《陈宝箴集》卷四十“文录三”，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页。

(12) 陈小从：《回忆录》，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7页。

(13) 鲁迅：《琐记》，收入《朝花夕拾》，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14)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5)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2—17页。

(16) 汪兆镛：《碑传集三编》，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3页。

(17) 刘纳：《陈三立：最后的古典诗人》，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第84—92页。

(18) 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转自朱万章《陈师曾》（《中国名画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2页。

(19) 潘益民、潘蕤：《陈方恪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