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公司政治行为与公司效率

2.2.1 公司特征

在公司特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将其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企业基本特征，包括企业年龄、地理位置（所在国家地区）、市场位置、行业类别、企业规模（总资产或企业人数）、空间位置、规模大小和行业种类等属性，它反映企业基本或初始分析状态，我们称之为企业自然特征，这里主要研究企业年龄这一企业自然特征（陈运森，2015；程虹，2016；姜涛，2013；张建君，2013；杨嬛和张学良，2016；杨玉民和刘瑛，2006）。另一类称之为企业社会特征，包括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类型特征、治理特征、企业战略特征、社会关系及所处的网络结构特征等，而治理特征更细化为股权特征（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董事会的年度会议次数、有政府背景的董事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个数、董事会勤勉度）和高管薪酬（董事与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等，所有这些反映企业经营的社会关系状态或社会结构状态，我们称之为企业社会特征，本章主要研究最终控制权这一企业社会特征（姜涛，2013；陈运森，2015）。

2.2.1.1 企业自然特征

企业自然特征年龄研究组织进入和退出、设立和死亡、死亡率、存活率，以及相对同行业规模存量大小和企业年龄的关系特征。鉴于企业年龄对企业规模、企业成长的影响，西方学者提出年龄影响理论，认为企业年龄是影响公司持续成长的显著性因素，并呈负相关关系（Evans, 1987）。虽然该理论已得到一些实证支持，但因时间窗口选择和地域性差异，负相关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Shanmugam & Bhaduri,2002）。另一重要研究是企业年龄与企业死亡率的关系，目前有三种观点：随着企业年龄增长，公司的生存能力会增强，死亡率会逐渐减小（Evans, 1987）；由于组织惯性，死亡率会随着企业年龄增长而上升（Hannan & Freeman, 1977）；死亡率会随着企业年龄增长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形关系（Thornhill & Amit,2003）。

企业年龄影响企业运营实践。在处理企业外部市场刺激方面，与年幼的企业相比，年长的企业倾向于科学的和结构化的市场形势研究，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年龄相比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更大概率进行市场研究的因素（Mohan-Neill, 1995）。企业年龄影响公司知识战略的成功（Gopalakrishnan & Bierly, 2006），在公司创始人价值观对公司业绩中表现为调节效应（Yan, et al., 2007）。进入国外市场战略决策中，企业年龄正向调节国际化生存与发展，年轻公司经历显著的短期高增长率（Carr, et al., 2010），制造企业研究证实（1998—2007），受企业年龄演变的国际化能力和动力的共同影响，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年龄＞7）都具有较高的国际化可能性（杨嬛和张学良，2016）。进入新战略生态位后，年轻公司更有竞争影响力，而年老公司有更高的产出（Kotha, et al.,2011）。证据表明，中国10年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年龄人数与营业收入呈负相关，与资产正相关（杨玉民和刘瑛，2006）。

由于公司年龄的复杂性，人们对企业年龄知识的增进和理解至今仍极其有限。这些研究的缺憾在于至今企业年龄尚未有明确的定义。目前主要定义有：组织生态观的成立年龄（Yan, et al., 2007）、金融财务学的上市时间（周伟贤，2010）和行业年龄（Henderson, 1999）等。目前这些研究很少关注各类年龄关系分析、如何进行年龄有效估计，以及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的年龄特征与其效率的关系。

企业位置与规模。民企政治关联与创新关系研究发现，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与东南沿海民营企业相比，政治关联更有利于促进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蔡地，等，2014）。

企业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中国，企业年龄达到约10年的内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企业年龄与企业效率呈现出倒U形关系，外资企业不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程虹和宁璐，2016）。另一个研究发现，不但小型年轻企业热衷与政治关联，中型中年企业也对政企关系较为积极，转型期间的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年龄与企业发展雄心、组织资源紧密相连，进而影响企业效率（张建君，2013）。那么，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是否存在年龄效应，即企业年龄是否影响企业效率？这仍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设立党组织的上市公司的企业年龄这一企业自然特征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2.2.1.2 企业社会特征

企业类型。根据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程度，企业组织形式分为：独资企业（完全合一）、合伙企业（相对分离）、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分离）。公司制企业通过雇佣有优秀创新能力的专业经理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提高公司绩效，曾铖和郭兵（2014）研究发现，公司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非公司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绩效最优。

控制权类型。公司控制权是配置公司内部资源、协调公司经济运行的权力。1932年伯利和米斯（Berle & Means）提出公司控制权以来，至今都是一个经典的研究问题，康奈利（Connelly, 2010）等将所有权与多学科结合，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治理框架。最终控制权集中的大多是新兴经济体，掌握在国家或私人家族手中的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Kang & Shivdasani,1995）。蒂安和埃斯特林（Tian & Estrin, 2008）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和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为U形关系，这源于政府偏袒和所有权集中。

所有制类型。西亚和沃克（Xia & Walker, 2015）对中国大陆从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相对于行业时期和企业规模因素，所有制跨区域效果更加显著，反映了中国的分权制度和私有化的强劲走势。李延喜等（2015）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发展水平、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为正相关。转型初期国有上市公司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为负相关。

国有企业。吴延兵（2012）研究证实公有产权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并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尹筑嘉等（2013）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整体上市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对公司效率具有负面影响。董晓庆等（2014）发现寻租是导致国有企业创新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提出遏制国有企业寻租、增加市场竞争程度、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建议。唐松和孙铮（2014）发现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导致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绩效显著负相关。

民营企业。李维安等（2010）证实了民营企业初期的政治选择导致内部效率损失，后期借助联系的长期比较优势制衡政府干预，建议民营企业逐步实现由政治联系“过度偏好”向与经济型治理的“互补效应”转型。邱艾超（2012）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弱行政型治理有利于保护公司产权，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蔡地等（2014）发现，民营企业因政治关联驱动创新投入，小规模民营企业这方面的表现特别明显；政治关联有利于促进制度环境较差地区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唐松和孙铮（2014）发现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李维安等（2015）发现中国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慈善捐赠是民营企业为寻求金融资源与政府互惠的战略行为。

2.2.2 政治行为

企业政治行为研究主要有基于政治学、法学、战略管理的公司政治行为理论及基于金融学、关系网络与战略管理的公司政治关联的两类研究。

2.2.2.1 公司政治行为（CPA）

（1）公司政治行为理论。

贝辛格（Baysinger, 1984）将公司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CPA）定义为“企业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使之做出对企业有利的决策行为”，归属非市场战略范畴，主要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类型、动因、绩效、影响因素等。

①公司政治行为类型。盖茨（Getz, 1993）提出七种企业政治行为：选民培养（激励利益相关者从政并影响公共政策）、游说（公司游说家直接接触政策制定者）、听证证词（将企业观点传递给多个政策制定者，如出证国会、听证会）、合法行动（法官顾问辩护状的整理或使用诉讼合法程序）、私人服务（担任政府顾问或委员）、研究报告（分享最新研究给政策制定者以影响政策）和调查报告（将选民态度报告给政策制定者）。

②公司政治行为动因。政府控制观点为：公司政治行为是一种极强的非市场竞争行为，公司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受政府控制越大，其非市场竞争力就越显得重要（Getz,1997）；公共选择观点为：政治过程是自利倾向官员给企业有偿服务，促使潜在政策受益企业，进入政治领域——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市场交换行为（Baron,1995；王叶敏，2008）。

③公司政治行为绩效。阿普林和赫加蒂（Aplin & Hegarty, 1980）发现企业政治行为效果从小到大依次为：直接压力策略、公众曝光、信息基础策略与政治代理。尤克曼（Ulkmann, 1985）发现企业政治行为出现生命周期律为：先有公共利益，后有企业私有收益。迈克（Michael, 2000）研究表明选民培养大于专业游说，是最有效的立法决策影响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政府的立法或半立法机关是一种有效获得银行贷款的策略（Zhou,2009）。研究还表明，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信用和公共政策影响中相互内嵌和相互补充，尤其在非市场战略环境中（Rajwani & Liedong,2015）。

（2）中国CPA类型和特征。

①中国CPA类型。田志龙等（2003）将中国CPA分为七类：直接参与（一些政府官员的国企领导、当选“两会”代表委员参与决策）、代言人（用社会关系游说政府）、信息咨询（参加政府会议或调研影响政府态度）、调动社会力量（通过影响媒体和舆论）、政府关联、财务刺激和制度创新。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提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包括主动反映（合作缓冲、政治参与、同官员熟识、经常性馈赠等）和被动反应（利用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麻烦时行贿、资本转移或减少投资、顺从）。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分类，企业往往会综合使用。

②中国CPA特征。中国公司政治行为实施具有三个特征：路径的直接性，由于中国现有政府与市场的分野有时难以界定，政府官员掌握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通过直接影响具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直接影响政府决策，或通过引导公众舆论与倾向来影响政策的制定；主体的单个性，中国企业更多是去争取政府某项具体政策扶持或支持，较少通过企业联盟或行业协会开展政治行为；战略的非正式性，中国企业虽认识到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更多依靠企业领导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能力，但缺乏明确的政治战略，无整体长远目标，有意识无制度（王叶敏，2008）。

2.2.2.2 企业政治关联（CPC）

菲斯曼（Fisman, 2001）提出“公司政治关联”（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 CPC）概念以来，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关联微观经验研究迅速涌现（Thornhill & Amit, 2003; Gopalakrishnan & Bierly, 2006; Yan, Zhao & Baron, 2007; Carr, et al.,2010; Kotha, Zheng & George, 2011）。在中国，企业间接与政府官员保持个人关系，或直接使企业高管成为“两会代表”、政府官员，建立公司政治关联。目前主要的测量变量有：公司的政治献金、公司高管大股东政治生涯、高管大股东与官员个人联系（Claessens, et al.,2008）。富安（Fan, 2007）等在中国情境下将企业政治关联定义为现在或过去曾在政府机关或军队任职的首席执行官（CEO）。

中国转型经济制度情境中，企业政治关联价值取决于公司的制度经济发展的地区环境，公司政治关系积极影响主要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发现这些关系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更有价值（Arnoldi & Villadsen, 2015），同时企业政治关联会增加公司内部治理的代理成本（Sun, et al., 2015），周（Zhou, 2015）对2012—2014年308名官员（其中35个中央或省级高官）因接受“组织调查”对关联企业的市场效率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官员政治关联企业中民营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上升，而地方国有企业的下降；当涉及省级政府官员时，私营企业出现了负的股票收益，这显示出，不同的政府背景的政企生态环境与企业政治关联对公司市场价值有影响。

（1）CPC前因变量研究。

企业产业因素、制度环境等共同决定了政治关联的产生。企业因素有：企业高管人际与社会连带结构、企业规模、实行创新战略倾向；产业因素有：行业供需状况、市场竞争压力、政府管制强度、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制度环境因素方面，本国政府拥有股权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愿意建立政治关联；越是开放程度低的区域、严格限制外资的国家，公司越积极建立政治关联；研究发现腐败程度越高、司法独立性低的国家政治关联更为普遍（罗明新和马钦海，2011）。

（2）CPC结果变量研究。

①公司合法性影响。转型新兴经济中，政治一致性提高了公司生存的合法性。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权作为政府干预和政治联系的双重纽带，研究发现央企和异地政府参股可作为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有助于公司获取合法性（王立清等，2011）。

②对公司效率影响。正面影响的研究，如李和张（Li & Zhang, 2007）的中国研究，戈德曼（Goldman, 2009）等的美国研究，法齐（Faccio, 2006）的跨国研究；有些研究认为存在负面影响，如富安（Fan, 2007）等对中国私营公司的研究，吴（Wu, 2012）等发现中国情境对私营企业有正面影响而对地方国企有负面影响；有些研究表明无影响，如奥恰托夫斯基（Okhmatovskiy, 2010）对俄罗斯的研究。也有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有助于研发活动开展，市场发达地区政治关联与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康华等，2013）。李维安（2015）等发现民营企业在管制行业的政治关联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债务融资。

③对竞争优势影响。麦克·威廉姆斯（Mc Williams, 2002）等认为，政治关联提高竞争对手获取资源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奥利弗和霍津格（Oliver & Holzinger, 2008）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3）影响CPC调节变量。

正向调节因素包括：不确定性高、执行竞争战略。负向调节因素包括：竞争强度增加、行业低增长因素。产业类别：相对服务企业，制造企业政治关联获益较低（罗明新和马钦海，2011）。

（4）政治关联效应。

①帮助效应。在法律保护较弱国家，政治关联能有效保护公司产权免遭政府侵害，成为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马晓维等，2010），同时带来银行贷款、税率、政府补贴和特许市场份额（Faccio,2006），转型国家的法律保护不健全、政府官员腐败及国家垄断壁垒下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Fisman,2001）。中国企业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避免或减少对企业资产侵占，经济纠纷常因法律执行不力而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需要官员关系解决；即使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司法系统也多倾向政治关联企业（蔡地等，2014）。戈德曼和罗霍尔（Goldman & Rocholl, 2006）发现共和党关联公司股票回报率比民主党关联的公司高。沃斯和费格逊（Voth & Ferguso, 2008）发现1933年与德国纳粹党关联的公司，股价上涨并非因商业环境改善而是关联的纳粹党势力提高，股票收益率高出5%～8%。李（Li, 2008）等发现，在中国法律保护与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私营企业家党员身份明显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②掠夺效应。弗莱和施莱弗（Frye & Shleifer, 1997）发现了政府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政府从政治关联利益中攫取一部分来实现政治目标，损害了企业的价值（见表2-1、表2-2）。

2.2.3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研究涉及法与金融（fiance and law）、交易成本理论（TCT）衍生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领导理论与高管团队的研究。

2.2.3.1 法与金融理论（LLSV）

经济发展与法律制度关系长期被学术界忽视。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德鲁·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Vishny）、哈佛大学的拉·波塔和拉-德-西纳内斯（La Porta & Lopez-de-silanes）等学者（LLSV组合）为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对多国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关系的研究，提出用法律变量解释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LLSV成为“法与金融”研究代名词。LLSV采用金融计量技术探索各国法律制度与其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增长与公司金融、法律和金融等关系，理论成就体现于两大方面：法与微观金融、法与宏观金融。前者研究投资者保护、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法律质量、所有权、企业规模与企业融资成本与融资能力等关系问题；后者研究法律起源、法系、司法效率、投资保护与金融市场发展等关系问题，主要理论研究结果有以下方面：

（1）好的公司治理效率源于好的法律制度。市场透明度、法律公正性源于良好的财产法律保护机制，某种程度提高了企业投资信心和效率。一国法律来源决定该国公司法、商法体系、所有权结构、投资者财产保护水平程度，后者共同决定该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模式选择与融资能力，进而直接作用该结构下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从而决定该国的公司效率、宏观经济增长与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LLSV（2002）指出，“到一定契约成本程度，国家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是公司治理更有效的手段”“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的程度差异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会通过作用于企业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融资能力表现出来”。LLSV（2006）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保护越薄弱，企业所有权集中程度越高，证券市场法律制度越缺乏，单凭市场力量不能形成繁荣的证券市场。

（2）法律制度安排决定公司金融市场交易水平。“投资的法律监管保护的基础源于国家法律历史渊源，各个国家给予投资者的权利存在相当大差异：法国法系国家对投资者保护最弱，普通法系国家对私有财产者保护最强，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与德国法系国家居中”。LLSV在1998年的“法与金融”奠基论文中将49个国家按法源分组的研究结论是，各国法源差别决定其产权保护水平差异，导致其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活跃度取决于储蓄者投资意愿，后者由所在国契约安排、私人产权法律保护程度决定；金融活动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的司法机制相联系，即执法机制与法律制度决定支配金融交易、激励约束着金融的发展。

（3）中国政府对国有公司的控制。“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的20多年，逐步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政治制度的历史产物，计划体制不可能有企业股票市场发行，计划经济和绝对公有制缺陷导致所有者和代理人的利益有效激励约束难以建立，对区域生产和消费分散性信息不能有效协调（郁光华和邵丽，2007）。”虽然从1978年开始改革，国有企业在1990年才实行公司和股份制，期间政府依然保持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控制，1999年862家上市公司中，国有股541家，尽管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国有股依然控制着大型上市公司，所以是否放弃对大型企业控股，首先由政治决定，只有这个决定后法律、合同和其他市场机制对股份分布才起作用（郁光华和邵丽，2007）。

（4）中国政治因素证据和LLSV的发展。中国上市公司所有权集中是政府决策的直接结果。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1998年前，国有企业依然缺乏效率；政府不愿意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决定建立证券市场，这既让国有企业缓解严重的资本短缺，同时也适当解决了国有企业市场激励、约束机制的效率问题，所以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出现首先是一个政治决定（郁光华，邵丽，2007）; “改善国有企业效率是股票市场和证券法规在中国建立的初始目的，如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筹资，但对这些效率不足的国有企业缺乏强约束机制，那么政府就不可能要求这些企业，按照舶来的西式证券法改制的中国条例要求，承担严厉的民事或刑事处罚”（郁光华和邵丽，2007）。在此，政治目标坚持和民事条款严格执行相矛盾。证据再次表明，“政治经济因素依然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解释。除非把资本市场发展作为政府重点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设计，法律和市场因素才能起到更大作用”（郁光华和邵丽，2007；王庆娟，2013）。李延喜（2015）等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发展水平、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转型初期，国有上市公司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负相关。

2.2.3.2 公司治理理论

（1）公司治理内涵。

以詹森（Jensen）、梅克林（Meckling）和吴敬琏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anance）是一系列复杂的约束机制，研究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条件下如何减少代理成本，促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Jensen & Meckling,1976）；以哈特（Hart）、钱颖一和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司治理是一套处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制度体系、决策机制和决策结构；以施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 & Vishny）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其是用以确保财务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的投资制度安排（杨红英和童露，2015）。总之，公司治理是基于正式非正式的、协调公司内外部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产生、运行和制衡机制、信息披露、经理选拔、激励约束等内部安排，也包括资本市场接管、政府监管、司法干预和舆论监督等外部治理安排（李洪伟，2012）。

（2）影响治理因素。

①法律政治因素。公司治理嵌入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决定了公司所采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正如上述LISV所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决定投资选择水平，与所有权结构共同作用影响公司治理（王庆娟，2013）。曲红燕和武常岐（2014）研究了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上市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及高管权力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影响高管离职的两大主因——财务绩效和高管权力——对国有企业高管离职降低作用都比较弱甚至不存在。

②市场经济因素。效率是最终决定公司治理形态的关键性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经济体间的竞争强度不断加剧，各国的公司治理将越来越同态。一个国家的外部资本、产品、人力资源、企业家和职业经理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结构、市场状况影响了公司治理效率及其所选择的治理模式（王庆娟，2013）。

（3）治理问题。

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国家制度环境下，“最佳”公司治理其实是各种利益群体和复杂社会力量“建构”结果，所以并不存在所谓普适的“最佳”的治理模式，其适配度很大程度由这种治理模式是否契合所嵌入的制度环境所决定（杨典，2013）。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依据企业自身需求、发展阶段和所有者性质来建立的，并随企业外部生存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成长而进化（李洪伟，2012）。肖海林和薛琼（2014）研究发现有效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鲁桐和党印（2014）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行业特点匹配发挥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资本密集型行业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正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核心技术人员期权激励对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邱艾超（2012）发现国有企业的行政型治理与财务绩效呈微弱提升效应；民营企业弱行政型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公司产权、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

尹筑嘉等（2103）发现整体上市成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新途径，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对公司效率具有负面影响，有必要完善相关政策。杨红英和童露（2015）认为公司内部治理中，增加非公有资本的话语权，完善监督决策、信息披露、人员选聘、激励约束与绩效评价机制，切实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效率；职业经理人市场、行政化管理、市场竞争、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治理的外部环境和制度的保障，缺少了这些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难以实现。

2.2.3.3 公司政治治理

发展基于政治制度的理论、企业与政府互动及合法性的政治观点，有助于理解政府的干预动机如何对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Stevens, Xie & Peng, 2016）。中国政党制度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区别在于，在企业内部成立党组织，参与公司决策和企业经营活动，形成中国特征的公司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将企业党委会明确纳入国企治理结构中，因此在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党委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并存，在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中暂未发现（王元芳，2013; Wang, 2014）。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可能从国有企业中提取社会或政治利益，但政党、政府对企业管理的监控降低了管理者的代理问题。使用所有权作为政府控制措施，随着政府控制减弱，企业价值首先增加然后减少，这表明政府控制可以进一步削弱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此外发现，当公司治理系统不发达时，政府控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必要但昂贵的机制，通常保持对国有企业更强的控制比，以减轻代理成本（He, Wang & Xiao, 2016）。对中国非公有企业而言，党通过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途径，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领导，即通过政治治理巩固对民营企业领导的合法性，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何轩和马骏，2016）。

（1）公司党组织的活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其立法宗旨明确：党有权依我国《公司法》，在所有公司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公司制企业中，企业党组织可以开展党的活动；设立的党组织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公司制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时，公司不能以公司章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限制党组织正常活动，相反，应当提供必要条件。对于国有企业，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又提出了一系列特别规定，明确了国企党组织活动内容，包括对企业的政治领导、重大决策参与和“企业干部”的人事建议任免，对企业群众组织政治领导（马景昌，2010）。

（2）我国政党制度与政府行为。

中国政党制度，是以马列多党合作与中国国情结合的壮举。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领导党（王元芳，2013; Wang, 2014）。政府是中国最强大的组织，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介入、管理无处不在。执政党决定政府的政策，各级党委对政府行为的决定作用明显，政府行为与执政党党委关系密切。

（3）公司政治治理的多重效应。

公司政治治理主要研究企业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结构、经营活动和公司绩效的影响（龙小宁和杨进，2014）。研究发现，一方面，上市公司党组织决策权受非国有大股东或大的机构投资者约束（Opper, et al., 2002; Wong, et al., 2004），相对于大股东决策权，上市公司党组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于经营层的决策权，上市公司党组织则与企业绩效负相关（Chang & Wong, 2004）；另一方面，强势党组织的企业具有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影响更大；强势党组织不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绩效，却促使其经营层倾向较多的政治联系而非专业耕耘（Wei,2013）。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家的偏好风险，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程博，等，2015）。公司价值研究发现，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上市公司中，党委书记担任公司董事长或董事，能有效降低公司股价暴跌风险（stock price crash risk），而党委书记兼任其他职位不能降低股价暴跌风险（Li & Chan,2016）。另外，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补充，以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为代表的党组织具有“把关定向”的公司政治治理效应，能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熊婷，等，2015）。

对于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研究，邱艾超（2012）发现，国有企业党委书记董事会任职抑制内部人控制，但法律环境较成熟区域，则易产生干预效应。企业党委“双向进入”程度与董事会效率正相关，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不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马连福，等，2012）；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增加公司冗余雇员规模，降低高管的绝对薪酬，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马连福，等，2013）；并购行为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并购溢价水平较高；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时，对并购溢价水平有正向作用；当将国有资产股权出售给民营外资或异地国企时，党组织治理对并购溢价水平有正向影响（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

2.2.3.4 领导理论与高阶理论

企业领导者是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惊人成就的重要力量，学者并没有建立理论来解释高度不确定性、激烈市场竞争及政策不断变化的中国情境中的企业领导力。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都被视为培育企业领导力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在塑造领导方式发挥作用。近些年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员工新的价值观促使领导者再次改变他们的领导实践，这有助于理解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力及其有效性（Zhang, et al., 2014）。

使用中国样本，构建无情境约束的领导理论，修正现有的领导理论和发展中国情境下的新理论，在理论构建与情境融合的深度是有区别的。中国本土化领导理论研究是最高情境化的领导理论，其理论构建要与中国情境深度融合（Zhang, et al., 2014）。徐立国（2012）等基于中国本土领导的界定，提出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框架方法，即从“领导如何成长、发挥作用及领导本质”问题出发，以问题导向的探索性建构扎根，对中国本土领导数据收集整理，形成中国本土领导理论（徐国立，等，2013）。在中国制度环境下，离开市场就难以把握组织战略方向，离开“政治”就难以实现市场目标，因此领导需要同时把握市场与“政治”：把握市场是为了使得公司持续发展，把握“政治”是为了确保公司有效运行。领导者在企业发展中承担设计师、市场政治家和形象代言人，而市场政治家具有中国本土特征。市场政治家概念的形成，源于海尔集团领导人的市场和“政治”素养：抓住市场机会在于看透市场迷雾，造势企业在于借势市场，这体现领导人的市场素质；融洽各级政府、供应链同行等组织联系，对外长于把控关系；不断磨砺领导艺术，对内深受同事信任；做国际品牌的政治抱负体现其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徐立国，等，2013）。

高管团队与董事会行为影响企业政治活动和组织绩效。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的运行和发展起重要作用（Hambrick & Mason, 1984）。托泽（Ozer, 2010）提出公司参与政治活动取决于其高层管理人员政治参与活动情况，发现特定高管的政治参与活动会影响他们公司对政治活动的承诺。曲红燕和武常岐（2014）发现非国有企业中影响高管离职主因——财务绩效和高管权力，对国有企业高管离职降低作用都比较弱甚至不存在。埃斯利（Eesley, 2014）等研究发现创始团队的多样性可能会实现竞争激烈商业环境的高绩效，专业化高层管理团队应与企业战略和环境协调。

2.2.4 公司效率

2.2.4.1 企业绩效的理论

企业绩效理论主要有权变、交易成本、资源依赖、制度主义等理论。权变理论将企业绩效归因于企业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交易成本理论将企业内部组织架构和发展战略的外部道德风险最小化，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业绩；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能够通过其权力，获取其他企业资源提升绩效；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满足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制度条件，企业才能提升绩效（边燕杰和张磊，2013; Scott,2008）。

关系主义视角的企业绩效理论。关系主义视角强调企业法人的社会属性。翟胜宝（2014）等发现提高银行与企业关系，有助于改善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主义视角企业绩效指出，关键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企业生存发展不能简单通过市场化、科层化来实现。权变理论强调依据具体环境信息决策，而关系主义提出，只有通过组织间的关系网络才能获悉这些信息。资源依赖强调环境资源获取时，拥有的相对权力，关系主义将权力定义为：企业组织网络的中心位置。关系主义通过组织网络控制道德风险，建立长期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关系主义同构性（isomorphism）将组织社会网络植入合法性为基础的制度理论之中。

2.2.4.2 公司效率

组织理论上的“组织绩效”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取决于研究者所定义的视角（Scott & Davis, 2011）。根据斯科特（Scott）等的“组织绩效”的研究分析结论，本章侧重于组织作用的客观结果，以及组织过程中企业做得怎样，即企业经营过程中资本周转情况怎样、企业经营过程中现金保障能力（企业生存保障能力）怎样、企业发展研发与创新过程中资源获取能力怎样，并且这些过程伴随的企业活动最终结果，即企业的资产增值、业务增长、盈利水平（用资本保值增值率、净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表示）方面的指标情况，作者把这两个反映结果和过程的客观问题的解答称之为“企业效率”问题，即对企业客观活动过程和客观结果的度量，以区别于组织行为研究中基于组织个体或群体行为主观问卷调查所展现的组织效能、行为效能等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的测量。组织与管理行为研究通常被称为“组织绩效或企业绩效”。而组织理论上的组织绩效包括了上述“组织效率”（本章指组织绩效分类研究的第一层次客观结果、第二层次客观过程）与“组织绩效”（本章指组织绩效分类研究的第三层次组织行为心理结果变量）的内涵，本章强调组织绩效分类研究的第一层次客观结果、第二层次客观过程，称之为“组织效率”的研究。

管理和组织研究中选择何种产出变量、绩效、能力以及生产经营效率取决于研究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目的，以及管理实践的需要（Scott & Davis, 2011；谭劲松和郑国坚，2004；吴延兵和米增渝，2011；谢莉娟、王晓东和张昊，2016；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基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目标，我们将公司效率分为最终效率和中间绩效。最终效率表现为：顾客创造、创新绩效、运营效率（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资本创造（财务盈利和增长发展绩效）、生存能力与健康绩效等维度；中间绩效包括企业（市场）价值、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平行为、组织合法性、组织活力、组织多样性、组织战略能力、产品质量、企业公民行为和供应链能力等方面。中间绩效为最终效率服务，最终效率反过来可以改变企业的未来中间绩效及其质量。菲拉托特契夫和那卡吉玛（Filatotchev & Nakajima, 2014）基于组织合法性与组织效率产出，发现在不同法律制度和体制国家，公司董事会、所有权和高管激励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组织效率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

2.2.4.3 公司效率测量

（1）运营效率。

李维安（2010）使用总负债比率、债务资本比率、长期借款比率、资产周转比率等指标实证检验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程度对公司运营绩效的影响。邱艾超（2012）使用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比率、资本负债率等指标实证研究检验了制度环境与行政型治理及行政型治理与运营绩效的关系。尹筑嘉等（2013）使用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资产费用率等对整体上市前后样本公司运营效率变化进行研究。资金保障程度和现金流方面，哈福德（2014）等研究发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天然联系影响着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能力，再融资风险是现金持有量的关键因素，企业现金持有量、现金流和再融资的风险存在相互依存关系。阿查亚和莫拉（Acharya & Mora, 2015）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时期（2007—2009年）银行从政府机构和政府性行业组织获得信用额度才能保持流动性提供者优势，银行试图以更高的利率吸引存款，减少了私人企业的新增信贷资金。

（2）创新效率。

鲁桐和党印（2014）在研究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使用研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作为企业创新效率指标；吴延兵（2012）在分析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中，使用研发支出、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效率指标。董晓庆等（2014）使用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的合成指数，以民营企业为参照，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分析。颉茂华（2014）等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环境规制对R & D投入的影响，其中，附注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公司管理费用或经营活动相关其他现金流量摘注为科技开发费、科研经费、研究与开发费、技术开发费、研发费、科技投入、研究开发投入、研究开发费、研究费用等细项资料，以及资产负债表公司“开发支出”科目数据为披露的R & D支出主要数据来源。

（3）财务效率。

李维安（2010）验证了民营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双重影响。邱艾超（2012）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率ROS等指标实证研究检验了制度环境与行政型治理以及行政型治理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尹筑嘉（2013）等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股票累积超额收益率等指标对整体上市前后样本公司财务效率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广泛使用的财务绩效测量指标（唐松和孙铮，2014；曲红燕和武常岐，2014；肖海林和薛琼，2014）。销售收入增长率或Tobin-Q值、公司总资产对数（公司规模）、现金比率、上市时间、管理费用率可以作为财务绩效模型控制变量进行应用（王立清，等，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