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查里奥
二十五年前，我曾经参观过乌得勒支的施罗德住宅（Schröder House），那之后没过几个月，我终于得以参观巴黎玻璃之家的内部结构。这两所房子分别设计于1924年和1928年，很能说明欧洲现代主义的英雄时代。施罗德住宅由格里特·里特维尔德和图卢斯·施罗德（Truus Schröder）共同设计，具有爆发性的空间感，再以荷兰人的率直加以实现。一块墙板重叠着另一块，没有任何东西被礼貌性地隐藏起来。亲眼观看这座住宅，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很显然，里特维尔德的设计在空间上体现出的复杂感，有一部分是因为照片中的每扇窗户都以90°的角度打开。玻璃之家建造华美，精雕细琢，是对机械装置极尽奢华的赞美。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当然知道自己会住在哪座房子里，这种选择不仅因为玻璃之家位于圣米歇尔大道的拐角处，紧邻花神咖啡馆，而施罗德住宅面对的是位于乌得勒支边缘的高架高速公路。
从理论上来说，20世纪的建筑是由大众文化与社会住房驱动的。人们可以通过精选出的一些房屋来讲述现代主义的历史，可这些房屋实际上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玻璃之家和里特维尔德设计的住宅当之无愧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们同时也反映出，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人离开之后，非凡的住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里特维尔德与他的客户图卢斯·施罗德初次见面时，双方都与别人有着婚姻关系，但他们在这座房子里共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这所住宅现在由乌得勒支中央博物馆照管，而其杰出建造者的每一丝个性现在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此参观的游客严格按照人数分成若干小组，进入住宅的时候还要穿上纸鞋套，至少我去参观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一切让这个地方不再像是一座住宅，而更像一座实验室，干净、安全，却被剥夺了太多意义。
玻璃之家则不同。让·达尔萨斯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他委托皮埃尔·查里奥建造了这座住宅，他在我去参观的前几年去世了。他的诊察室和手术室已经停止使用，但这座建筑仍属于达尔萨斯家族，只是偶尔向公众开放。它显然还是一座住宅，但也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家了—在20世纪30年代为法国进步知识分子举办沙龙的那个家。房子日渐老旧，橡胶地面变得脆弱易碎，书架上的书也许久不曾得到爱抚和阅读。
自那之后，这座房子被美国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买下，他过去是期货交易商，也是让·普鲁维和皮埃尔·查里奥作品的狂热爱好者。他对这座房子进行了细致的修复，就像他早期热爱古董汽车的时候修理汽车一样耐心，有条不紊。
房子与建造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约翰·索恩（John Soane）把他在伦敦的房子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他通过这种方式使这座建筑保持生命力，接待无数前来参观的游客。
阿尔瓦·阿尔托曾于1959年为艺术品交易商路易·卡雷在巴黎市郊建造一座住宅。在它刚被一家基金会收购后不久，我曾前往参观，那真是一种荣幸，因为当时你仍然能感受到屋主存在的气息。卡雷的妻子奥尔加的香奈儿套装还挂在她的衣柜里。从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给卡雷的献词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们曾经住在这同一座房子里。我之所以能享受那样难得的参观体验，是因为当天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场。一座完全向公众开放的住宅很难拥有那样的品质。
皮埃尔·查里奥是一个身量不高、衣冠楚楚的男人，总是喜欢穿双排扣西装，带着丝质手帕。只看照片，你永远不会想到他和荷兰建筑师贝鲁纳·毕吉伯（Bernard Bijvoet）一起设计了20世纪最杰出的住宅之一。从法律上讲，查里奥不能自称建筑师，他最开始在巴黎的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后来又学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最后成为家具制造商学徒。他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以后，为一些忠实的客户设计室内装潢、一次性家具，偶尔也设计电影布景。
然而，对查里奥来说，生活的意义不在沉溺于为了新奇而新奇，而在于追求完美。他在圣乔姆街31号建造的玻璃之家就是这种追求的表现，从客厅高耸宽敞的空间，到浴室的肥皂碟，无一细节未经过精心设计，就连衣架都是特别定制的。
玻璃之家的正立面是整座建筑最引人注目也最美丽的特征。方形带凹纹的玻璃砖由涂成黑色的钢框架固定，整体效果有如日本纸屏风一般精致，同时创造出一堵三层楼高的全玻璃墙。它使室内能够洒满阳光，图案又可以避免路上的行人看到房屋里面，从而保持了良好的私密性。房屋的内部空间围绕着一个两层楼高的工作室规划，设计同样前卫激进。
在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人家里，用多孔铝板代替壁纸，把巨大的钢梁，以及埃菲尔铁塔塔身上那种鼓起的铆钉，统统暴露在外，显露在客厅之中，把布满颗粒的橡胶铺在地板上，这样的想法以前从来没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过。“我记得有一位女士不愿意迈上玻璃之家的楼梯，因为那里既没有栏杆，也没有扶手。”屋主的一位友人曾如此写道。这里也没有传统的窗户，只有用特制飞轮控制的通风倒窗，就像发电站里的那样。据说人们曾看到勒·柯布西耶在附近闲逛，为自己看到的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事物而叹为观止。
玻璃之家是这样一座建筑：它充满活力和想象力，并且能够改变随之到来的一切。能做到这些的建筑并不多见。查尔斯·伊姆斯在洛杉矶的住宅也同样很有影响力。弗兰克·盖里于20世纪80年代在圣塔莫尼卡建造的房子，还有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波尔多郊外的房子，则很可能是这一独特品类的最新案例。这样的建筑依靠的是像查里奥这样充满想法，不愿相信任何事情，下定决心重新思考每个细节的独立设计师。
这个项目没能将查里奥从财政困难中解救出来，他出了名地不擅长做生意，后来不得不把自己杰出的艺术品收藏变卖，那些都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获得的。原来挂在公寓里的布拉克和毕加索，办公室里的蒙德里安，全都得卖掉。他收藏在花园里的莫蒂里安尼雕塑现在属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纳粹入侵法国后，查里奥逃到美国，艰难谋生。他于1950年在美国去世，生前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帮美国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设计一间工作室。他回收利用了战争时期剩余的预制军用棚屋，将之与一个温室结合起来。不过，就连这间工作室现在也已被拆除了，就像查里奥在图尔斯建造的酒店一样。如今留下的只有查里奥作为室内设计师时所做的一些精致家具，还有玻璃之家。
达尔萨斯一家是查里奥和他出生于英国的妻子露易丝·戴特长期以来的朋友。查里奥之前就为他们设计过一套公寓。建造玻璃之家耗时四年，部分原因是，在达尔萨斯为建造新公寓买下的房产里，原本住在二楼的住户拒绝迁走。因此，查里奥想出了把她的楼层提高，在下面拆除建筑其余部分的方法，只为她留下一个作为出入口的楼梯，再把达尔萨斯的房子整个插入缝隙之中。这项工程的工作图纸很少，只有一些精心绘制的草图，主要靠工人们在施工现场的即兴发挥，这是达里奥很喜欢的一种工作方式。“建造者的创造性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这在建筑领域和家具领域都是一样的。工匠能想出设计师和规划师做梦都想不到的点子。”查里奥如此说道。在玻璃之家，查里奥依靠他忠诚的金属制作师路易·达尔伯特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后者被建造过程搞得精疲力竭。
房子的前部由一个位于二楼的双层高起居室构成，正下方是手术室。卧室在顶楼，餐厅和更加私密的空间则在房子的后部，从那里可以俯瞰花园。转动装有枢轴的浴室橱柜，抽屉和架子便显露出来，这些收纳空间足以满足医生和问诊病人可能存在的任何需求。为了确保电工无须损坏墙壁和地板就能接通线路，查里奥将所有电缆都放置在离墙壁6英寸远的独立金属管中。为了让他的客户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去路，电灯的开关都预先编程，可以引导居住者穿过房子。只要在前门按动一个开关，电灯就能把你一直引到卧室。
查里奥的创造力与优雅体现在住宅的每一处细节中。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得更久，建造更多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