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窗外那片紫薇花

四周的窗全开着，雨做了重重的帘子，那么灰重的掩压了世界，我们如此渴望着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它总冷漠的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三毛《雨季不再来》

抗战胜利后，三毛一家由重庆迁到南京，定居在鼓楼一幢叫“头条巷四号”的大房子里[1]。

那幢房子有前院和后院，还有一个可供停车的偏院。小孩子总是活泼的，在南京难得的晴天里，三毛喜欢搬一只小板凳，在阳光下盯着一针一线纳鞋底的老仆人缀满皱纹的手，撒着娇要一块漂亮的小花布做鞋面。然后，她就穿着碎布衬底、布扣襻的蚕豆瓣一般的鞋子，围着梧桐树骑竹马，在雪地里与堂哥互相投掷雪弹，爬上假山采桑叶，惊慌地逃避着鹅的追赶……

多姿多彩的幼儿时光里，三毛还自己动手做过玩具。她从地上捡来弧形的树枝，在地上推着跑，树枝点到了前面的人就算是得胜了，这种树枝被她称为“点人机”。

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没有替政府做事，但是他们依靠学识和能力，使得家境稍显宽裕，加上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相互帮扶照顾，三毛自言未曾受过战争岁月贫寒的苦。兄姊都已经念书，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进入了中学，连比三毛大三岁的姐姐陈田心都进了学校。三毛还不到念幼稚园的年纪，只能跟着女工人兰瑛待在家里。

三毛家里原本是不需要工人的，但因为兰瑛是家中老仆人的亲戚，所以聘用了她。这个逃荒来的苦命女人还带着一个名叫“马蹄子”的儿子，长了个癞痢头的马蹄子，便成了三毛的玩伴。但是三毛并不喜欢他，因为他被涂抹了一头的药粉，还总是哭，即便把所有玩具都给了他，他还是止不住地哭。

为了清静，也为了找点乐趣，三毛跑进了家中的“图书馆”，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书。坐在大大的窗户下面，对着窗外的梧桐树，三毛打开了人生的第一本书——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她交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好朋友——“三毛”，这也是1974年发表短篇《沙漠中的饭店》时，她开始使用的笔名。

渐渐地，她的读物中又增加了更多有插图的书，再后来，她发现了国外的童话著作。当时家里有一套专门给小孩子看的书，编著者正是鼓楼小学的陈鹤琴先生——姐姐所在学校的校长，后来三毛入读鼓楼幼稚园，也成了陈先生的学生。

遇到不认得又想不明白的字，三毛便拿去讨教兄姊，几个小脑袋挤在一处，半猜半懂地讨论书中的内容。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三毛在假山上看野蚕的时候，原本应该在工作的父亲突然回来了。他给了三毛一大叠金圆券，这东西可以换“马头牌”冰棒，她和姐姐都高兴得很。

这时候，正是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时期，为了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局势，中华民国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这种货币，于1949年7月停止流通。民不聊生，莫过如此。

孩子不懂时局，大人却是再了解不过的。老仆人流着泪说，要“逃难”到台湾去了。在很多文艺作品、甚至在三毛自己的《滚滚红尘》中，这段历史短暂又混乱，人心惶惶。

对于这段逃难的往事，三毛说：“就是母亲在中兴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的躺着。”[2]三毛感到害怕，可是不知怎样能帮到母亲，只能等到靠岸的那一刻，这场灾难才会过去。

1948年，三毛全家由大陆搬到台湾。

进入小学后，三毛渐渐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处，却因她是个孩子，这些许的不平常总是容易被人们忽略。陈田心回忆，三毛从小就会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体罚提出不同意见，这是非常少见的。毕竟在任何年代，循规蹈矩都是常态，更何况七八岁的孩子？面对“权威”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如何选择呢？只能被动接受。

但三毛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早，姐姐形容她：相比其他姐妹兄弟，“想法更澎湃一点”[3]。她会直白地表达出不解，会问为什么，会打破常态，会将疑惑与愤懑一次一次、一笔一笔深深地刻在心底，在某年某月某日一齐摊开在这世界面前，叫人们冷不防地看到她的固执。

温馨自由的家庭氛围让幼小的三毛更关注内心是否愉悦。她会因为自身的不公遭遇而不满，也曾为别人打抱不平，因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悲悯的同理心不允许她忍耐。她接触不到外界那么大的宇宙，只能坐井观天地观察自己的灵魂。三毛不是从谁身上复制、粘贴下来的人，独立的人格意识让她能更客观地审视人间冷暖。

三毛的独立意识，令她永远不因身份、地位、经历的变化而改变骨子里的执拗，当然，也不会因为生活被课业占据大部分时间而忽略对世事的观望。三毛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在《紫衣》中，她记述了陪同母亲参加同学会的故事，从子女的角度记录了“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找到”的母亲的一次“发疯”经历。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母亲从邮差手中接过一封信，然后望着窗外发呆，三毛把信接了过来，开始关注这件不同寻常的大事。原来母亲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做家务的家庭妇女，她也是独立的、有着另一个社会角色的女人，也拥有家庭之外的故事。

她听到母亲与父亲商量着要去参加同学会，家里的几个孩子谁来看管；她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这次她一定要参加，然后猛然觉醒，原来母亲读过很多书，还参加过篮球队。在这种全新的认知中，她感受到母亲并非全然是那个“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4]形象。母亲如今的生活是否幸福呢？为了这个家庭，母亲所放弃的一切，还有多少未被发觉？她会不会后悔嫁给父亲，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又无力改变？她会不会因此深深厌恨她的丈夫、孩子、家庭，以及所有牵绊她追求另一种人生的存在？

从那天开始，母亲变得不一样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变成了鲜活的彩色画片。那张令三毛感到新奇的珍藏的照片，那个“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5]的十八岁女学生，那些让她感到“混乱和不明白”的故事，那个弯着腰剪裁衣料、做制服时露出微笑的面孔……与平日的母亲完全不同。三毛意识到母亲的变化，但八九岁的她无法说出原因，也不懂得这变化有着怎样的意味。

对母亲来说，这或许是重新与世界取得联系的一次重要行动。可彼时的三毛并不懂得这些，只关心新衣服是不是她喜欢的粉蓝色。“等待是快乐又漫长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6]。母亲从未忘记那些湮没在岁月里的过往，在被道出姓名的瞬间，失散十多年的同学仿佛就站在眼前，她的脸上洋溢着当年的青春。写出这样字句的三毛，对母亲快乐的少女时代应该很好奇吧。因为她自己所经历的矛盾重重、忧郁烦闷的青春时期，似乎并没有太多阳光和温柔。

三毛请好了假，终于等到一切就绪。却不想，前去赴约的那天，天色忽然变得阴郁。母亲带着姐姐来接她，一起坐上了三轮车。能坐上三轮车，其实已经与平时不同了。脱掉制服，改穿白色的嵌着紫色花边的新衣，换上新袜子和平时不穿的白皮鞋，短发扎上同色系的丝带，依偎着陌生而熟悉的、带着香水味的母亲，三毛感到今天很不同。虽然下雨，但是三轮车上的每颗心都是雀跃的。

为了这次同学会，母亲准备了两大锅食物。在越来越猛烈的风雨中，她艰难地维护着女儿们的舒适与体面。漫长的路途中，她不停地祈祷着能赶上这次聚会。然而，一切的努力都在喷着黑烟的汽车离开后化为乌有，狼狈追逐的母女与三轮车夫老周“在风雨里发疯似的放声狂叫”[7]，那些曾经被提及的名字又一次冲出母亲的唇齿，带着希冀和绝望，让幼小的三毛感到恐惧。

她觉得母亲疯了。坐在三轮车上，她紧紧抓着雨布。这时，她还不能理解，失去这次机会对母亲来说等于错过了什么。她只能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蜷缩在角落里，默然承受着冷雨带来的凄惶。

母亲终究被遗弃在这里。空间距离可以缩短，记忆可以重拾，但是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从嘶吼中平静下来的她，擦去女儿们脸上的雨水，却顾不得自己湿润的面颊。

她仍旧退回那个家庭主妇的位置，仿佛没有过这次追逐。

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母亲说自己已然没有印象。三毛想要跟母亲“讲讲那件紫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窗外的紫薇花，还有同学的名字”[8]，却被母亲对下一代的关心转移了话题。

母亲真的忘记了吗？三毛并不这样想。可能只是很多事情都回不到当时，所以选择不去理会，任由时光封锁记忆。

当时的三毛不过八九岁，却牢牢地记住了母亲这次不成功的“叛逃”。那些铭心刻骨的细节，当然也会被人解读为加工过的、虚构的往事。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母亲会做出与平时形象有着巨大反差的行为，看似矛盾却又合乎情理。这种镌刻在岁月中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令人震撼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幼稚的，但是反差带来的冲击却是真实存在的，三毛超出普通人的敏感，让姐姐也惊叹她“怎么能记得这么多？还揣摩到妈妈的心？”[9]

这就是三毛的不平凡之处，并不是她的人生有何不同。其实普通人的一生也会有许多故事，许多故事堆叠在一起，拼凑出了人生。在三毛的笔下，故事总是简单的、实在的，所以我们总能感同身受。母亲追赶的、回不去的青春岁月，与三毛自己空洞而充实的童年一样，被涂抹上蜡染一般的油彩，连缀成完整的画卷。亲历者与旁观者的界限模糊了，不断刷新、重复的痕迹在光影的作用下渐渐晕染开，最后变成一幅扭曲的图案，再也无法分辨模样。

唯有感受是真实的，在永恒的变化中坚守着悲喜。

[1]引自《我的快乐天堂》，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2]引自《逃学为读书（代序）》，收录于三毛作品集《背影》，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3]引自《三毛1943-1991》，师永刚、陈文芬、沙林编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4]引自《紫衣》，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5]引自《紫衣》，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6]引自《紫衣》，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7]引自《紫衣》，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8]引自《紫衣》，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9]引自《三毛1943-1991》，师永刚、陈文芬、沙林编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