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到北京去

在喀喇科忒尔隘口的那边，我们到了黄河旧道。这里离北京有900英里。我极其渴望能到中国国都，但这似乎并不是容易的事。

漫漫的长路，我们终于看到了西宁城。在西宁城外停住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我看见一个更夫在城墙上打着鼓慢慢地走动，显然马鞭子是打不开城门的，我希望更夫能开启城门让我们进入，我答应给他一点小费，可他还得派一信差到道台的衙门去请示。一个半小时后，信差回来，告诉我们天亮前不得入城。

在西宁我已不需要那么多仆人了。我请除斯拉木巴依以外的所有仆人都回家。这样，斯拉木巴依管理我的行李，两人赶着车辆和骡子到平番，然后用大的土耳其斯坦车子和马到凉州府去。

冒了不少险，我们才进了那美观的凉州府的城门，到一个英国教士伯尔切（Belcher）的家里去。在那里我们受到极热忱的招待。然而我那住了12夜的礼拜堂里却不很暖。我买了一个形状如同茶壶似的黄铜手炉，里面的灰中放着几块炭可以烧上一整天。

在凉州府住了多日，我的光阴都消耗在城里城外的查访中。我看见中国农民可以随意离开田间工作，而到教堂中去向贞女玛利亚行礼。我觉得很奇怪。据说这里还有很多人家是七代的天主教徒。

从宁夏到北京还很远。亚洲实在是大而无边！我们下一个站得经过那有大草原的鄂尔多斯沙漠。它的东西北三面以黄河为界，南面以长城为界。骆驼每日走不了很多的路。到包头去的360里行程得18天走完。

我们在黄河厚冰上穿过的河面有1222尺宽。一个星期后，我们经过荒凉的沙漠。那里只看见极少的蒙古人的帐篷。风刮过沙漠的时候，我们坐在骆峰中间冻僵了。我们遇见一阵真正的大狂风，简直不能前进，整个沙漠都被灰沙遮住了。我们蹲在极小的帐篷里，穿着皮衣以保护我们的体温。

我们渡过黄河之后，进了包头，住在美国基督教会的瑞典教士赫勒伯格的家里。这让我感到分外高兴。这些出色而自愿牺牲的人们和无数别的教士都在1900年被义和拳杀死。

我在这里和斯拉木巴依与大队分离。他们将继续向前进，直到张家口去。同时我自己和两个中国人坐着一辆小蓝车由归化[注1]到镇上走走。沿路有很多的美国教堂。

在张家口我雇了一辆骡轿。从南口到北京用了4天的工夫。我到北京西北面的平原，受了极大的冲动，一刻不可忍耐。我费了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想要接近的城市就在眼前了。

日落时分，我隐约地看见树林中有一个灰色的景物。这是北京的城垣了！我觉得仿佛是去赴一生中最大的宴会。

这已是1897年1月。

我的轿子摇摆得像一只船，从皇城南门城洞下慢慢走过。在使馆租界中走的时候，我看见左边有一个大白门，外面站着两个哥萨克兵。我大声地问他们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他们回答道：“俄国公使馆。”我想到多年前熟识的俄国人。于是我从摇摆的轿子中跳出来，过一个大院子走到一所尊贵的中国式的房屋。里面满是中国仆人。

我听到一个下人在叫我的名字，不到两分钟，俄国代理公使帕甫罗夫（Pavloff）出来接待我。他极热烈地庆贺我完成了我的旅行。他说他早已经接到从圣彼得堡外交部来的命令，让我使用公使喀西尼公爵住的房子，因为公使现在回国了。

在北京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和李鸿章相见。他也被称为当时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但我没想到他会很俭朴而谦逊地住在一所曲折的房子里。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很狭窄，也不是很整洁。因为街上的灰尘多以及城市较大的缘故，人们只得骑马或坐轿以代步。

李鸿章看到我和帕甫罗夫的来访很高兴。他问了我的旅行和计划以后，约我过几天后来府上吃饭。

那次宴会实在是惊奇得很。在一间普通屋里摆着一张小圆桌。墙上除了两张照相以外，没有别的装饰。一张是李鸿章和俾士麦；一张是李鸿章和格拉斯通。

我们吃的是西餐，还有香槟酒。我们的谈话专门有一个人做翻译。我和李鸿章谈到前年（1896年）他到莫斯科去赴加冕礼、到美国及别的几个欧洲国家的游历。我们还说到我在亚洲的旅行。我们的谈话时有针锋相对的地方。李鸿章凭经验判断，所有到北京来游历的欧洲人都怀有自私自利的目的，到这里来只为得些好处。他相信我也是这样的，便不加掩饰地对我说：“自然你到这里来是将要在北洋大学得一个教授位置吧？”

“不，谢谢你！就是阁下给我部长的薪金让我当一个教授我也不愿意去。”我回答道。

谈到瑞典皇帝的时候，他用“王”的称号，意思就是藩属的君长。帕甫罗夫对他解释说，瑞典是有自主大权的皇帝。他和别的欧洲皇帝一样。我于是问道：

“阁下上年为什么不到瑞典去游历？你离得很近了。”

“我没有工夫游遍那里的国家。但是给我讲讲瑞典和你们瑞典人的生活。”

“瑞典是一个大的快乐的国家。冬天不很冷，夏天也不很热。那里看不见沙漠和大草原，只有田地、树林和湖泊；猛兽也很少。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

说到这里，李鸿章打断了我的话。他转身去对帕甫罗夫说：“你看，多好的一个国家！我劝俄皇去取了瑞典。”

帕甫罗夫有些为难和尴尬，却不知如何转换话题，便回答道：“阁下，这是决不能的！瑞典皇和俄皇是最好的朋友，彼此并无敌意。”

李鸿章然后向我说：“你说你已经游历过新疆、西藏北部、柴达木和蒙古南部。你究竟为何经过我们的藩属省分？”

“为的是查访那无人知晓的地方，画它的地图，考察地理、地质和植物的情形。最要紧的是查查是否有些合适的地方可以给瑞典皇帝来归并。”

“妙极妙极。”李鸿章显得很激动，笑着举起手来并且高声喊道。

我报复了他一下。但他却撇开中国藩属地方和瑞典最终胜利的问题，想从另一方面使我陷入迷津。

“原来如此！你亦研究地质学的。那么若是你经过一个平原看见远处有一座高山，能否立即说出来那山中有金子没有？”他又问道。

“不能！我先得到那山上细细地将其中的矿物鉴定一次。”我说。

“呵，谢谢你！那是不需要技术的。我亦可以办到。问题是得远远地决定有没有金子。”

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上的失败。但无论如何，这次辩论是有价值的，因为李鸿章是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就这样，我们边吃边不停地谈话，直到告别。我们坐了轿子回家。

我在北京住了12天后，便回张家口去。同时斯拉木巴依已经带着行李到那里了。我决定从蒙古和西伯利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