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7，咖啡馆十年记
目睹上海的咖啡馆，就像目睹人生的变化一样，这家开张，那家歇业，此起彼伏。当年我常去的咖啡馆，细数起来，竟是变化的为多。
时代咖啡馆关门了，裘德的酒馆也关门了，连房子都拆掉了。我做人物访问时常去的邮局对面的佐伊咖啡馆，现在成了广东发展银行营业厅的一部分。有天黄昏时和大学同屋散步经过那里，她说：“从前我们总在这里见面。”我说是的，那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喜欢日式的抹茶咖啡。华亭路口的真锅咖啡馆也不见了，在那里，作为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的作者，我接受过日本记者的访问。我写《时代咖啡馆》的申申咖啡馆，现在是一家受欢迎的新式川菜馆子，我还常去那里和朋友吃饭，还喜欢坐靠窗的敞亮座位。
和平饭店的大堂咖啡馆现在已不是外滩最合适会朋友和歇脚的地方了，更多的屋顶花园开张了，更多的咖啡馆开张了，现在，那里很少见到隆重地来喝一口咖啡的上海本地人了。
不过，红宝石面包房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红白方格子桌布已经被洗得起了球，但还用着。每逢星期四早上，圣约翰大学校友的早餐会还在继续。只是在早餐会上，老人们越来越少，即使来参加，也越来越沉默。陪他们来的子女，成了谈话的主力。一个寒流将要到来的阴霾星期四早上，我坐在早餐会旁边的桌上看他们，还像从前一样，他们选在一个角落里，将小桌子拼起来，桌子上的羊角面包和本地产的笨拙不锈钢奶壶，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情形。老人们沉默地喝着咖啡，他们头发已经花白的子女们就台湾面包房的蛋糕价钱高谈阔论。
1931'S咖啡馆也还在原先的旧公寓大楼底层开着，大致保持了原来的模样。只是，这些年以怀旧为号召的咖啡馆数不胜数，它便沉寂下来。当年，它在茂名路上发出第一声对旧世界的呼唤，现在，这个街区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小小一开间门面的精致店铺，都以上海本地人清淡精致的怀旧口味装饰起来，抗衡淮海路上的美式大商厦。从1931'S咖啡馆开始，一路往南去，一路都是旗袍店，鞋店，小画廊，旧家具店，小餐馆，形形色色的A货铺子，上海菜餐馆的菜谱里有小黄鱼汤馄饨和油焖笋。过了复兴中路的红绿灯，就是一家上海人开的爵士酒吧。满店堂用的，都是复原的1930年代西式家具，连壁炉和楼梯，门和地板，都是一一从拆迁的旧楼里找来的，生生地在单调的简易房子里装饰出一个旧日上海。
我就在附近住，每次在傍晚时分，看到那小小一开间的咖啡馆泻在人行道上的灯光，都想起在里面吃雪菜笋丝年糕的那几个小时。周璇的歌就搅拌在年糕的袅袅热气里。后来，凤凰卫视来做作家访问，也把那里当采访的场地。许戈辉以为我十分喜欢这地方，但我却好像并不是这样。要喜欢一个地方不容易，也许它只是有趣。还有一次，我在那里喝了盐汽水——我小时候夏天的苏打饮料，1950年代后漫长海禁时代的上海可乐，完全没有咖啡因的朴素饮料，再加上一点劫后余生的异国情调。从那里的窗上，能看到南昌大楼，那是1929年建造的著名的装饰艺术公寓，即使多年失修，门厅里停满旧脚踏车，住户们只能侧身而过，给佣人们的楼梯更是堆满弃物，好像几十年来都不曾清扫过，但它的表面，仍洋溢着喧嚣明快的现代主义遗风，甚至连粗鲁的白色空调外挂机，都不能破坏它镀金时代的乐观和炫耀。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年少时光的眷念，和一个市民对自己城市过去的怀想，是富有意味的，并饱含着价值判断的感情。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感情如同历史真实和丰富的细节一样。探索这种感情，不光可以因此而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探索自己的途径。它因此而吸引了我。这种感情还很容易被误会，这是后来我才懂得的。十年前，我以为鲁迅骂施蛰存“洋场恶少”，黄宗江称赞姚克“洋场良少”的时代都已经过去，现在我知道也许并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而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价值判断中的文化意义会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一切都因为标上了价钱而庸俗。
十年后，我再去一一探访那些原先我写过的咖啡馆，才发现自己竟也好久没有到这些地方去了。还是一出太阳便暖得令人不知季节的冬天，还是街上的行道树枝光秃秃的在半空中纵横交错，摇晃着发黑的悬铃，我的老理光相机已经报废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如今已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它的气氛还是自命不凡又松弛颓唐。十年的时间，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但我都去哪里了呢？
我去了陕西路口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在那里我读完了一些书，包括奈保尔的几本游记和库切的小说，他们是我喜欢的作家，这时我可以说自己的喜欢，因为心中明确。我也见到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读书。有个女孩读到酣处，将一头长发松开，长长地从沙发扶手上挂下来。就像格林童话插图里被囚禁的公主，将长发从城堡上垂下，接应她前来幽会的情人。
《漫卷西风》的提纲和前两章都在那里完成，就在窗边的圆桌上，那里离电源插座最近。后来，它的出版合同也是在那里谈的，那是2004年的冬天，我的编辑正害着腰椎病，在椅子上歪着坐了整整一下午。我们说了许多事，突然他惊呼：“医生让我至多只能坐一个小时的！”接着，他的腰就立刻直不起来了。
在那张小圆桌上，我见了不少朋友。
我美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作的上海人，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他的书会被那么多语种的出版社喜欢，他说，也许因为他在写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读英语的，不是读中文的。这有一种叙事上微妙的区别：更坦诚，更简洁。
我英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中国菜谱的伦敦人，她完成了一本新式四川菜的书以后，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所以来了上海。她解释了来中国好好休息的理由：让她的神经感到更放松。我们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我仗着自己的一张东方脸，自告奋勇做了中国菜献宝。她当时滴水未漏，没说她有川菜三等厨师的证书。
我喜欢临窗角落里的那张小圆桌，私心里将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座位。要是被别人抢先占了，我找到别的座位安顿下来，完成自己要做的事，可心里终是不痛快。
我还在那里陪孩子度过准备中考最艰难的几个星期天。那是暮春。考试前夕，她做卷子已经做到麻木，但却不肯放弃，所以我们到咖啡馆里来。我对她说，在一家你感情上觉得舒服的咖啡馆做事，可以放松神经，提高效率，甚至可以获得意外的灵感，这都是我的经验。常常，我们就与旁边的客人聊起天来。
有一次，旁边桌上坐着的祖孙三代都和我们说话。老祖母是个钢琴教师，孙女是个文雅的大学生，她们齐声鼓励我的孩子说：“你一定行的。”我的孩子则对我说：“你一定要老得像那个婆婆一样帅气，我好带你出来喝咖啡。”
还有一次，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坐在我们的桌子旁边。他很寂寞，只好借了我孩子的数学卷子去做，然后开始与我们说话。他说孟买也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我们比较了纽约，孟买和上海的星巴克牛奶咖啡的价钱，找到里面的微妙差别：美国本土的最便宜，孟买的最贵。不过，口味都是一样的，点心的品种也一样，店员招呼客人的用语都一样。所以即使跟孟买或者上海的店员说英语，也没有什么不妥的感觉。那个印度人说：“这就是全球化。”他觉得举目无亲的时候，就来星巴克坐坐。
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美国和英国，甚至维也纳，要是觉得举目无亲，我也去星巴克，在那里喝一大杯滚烫的牛奶咖啡。一小条滚烫的水顺着食道蜿蜒而下，整个身体就柔软下来，勇于将自己的身体嵌进一张陌生的沙发里。咖啡馆的沙发都是充满别人的痕迹和皱纹的，但你能感受到他们与你相同的寂寞和安顿，这就安抚了你飘摇的心。
在美国的星巴克咖啡馆，我写了外滩的采访记。在伦敦的星巴克咖啡馆，我继续写外滩的采访记。它们都是草稿，最后的润色，是在陕西路口的星巴克咖啡馆里完成的。窗外能看到正在做2006年圣诞节采购的人们，正从百货商店的大门里汹涌而出。这情形，让我想起上一年在芝加哥过圣诞节，和在伦敦过复活节时，透过星巴克玻璃看到的街景，它们有某种类似，我想。这也是全球化吗？
写到外滩之书的最后一章，我已经接近崩溃，几乎不能在自家写字桌前安定下来，每天必须去星巴克的那张小圆桌。牛奶咖啡的账单每天一张，就像中学生的周记一样，一张也不缺，看上去很机械。
星巴克的客人们安抚了我的焦虑。他们走来走去，或者发呆，他们高谈阔论，或者读书，他们吃东西，研究地图，谈生意，做面试。中年男女在这里小心翼翼地接近对方，试图发现对方是否可以与自己共度以后的日子。年轻男女在这里热烈地讨论结婚的排场，十万够不够，二十万够不够。中年女子在这里与中学时代的密友讨论，中年以后，男人和女人在性情上的变化。美国和法国的旅游者在这里讨论，襄阳路市场被拆除以后，到哪里可以买到做工精良的亚洲A货和盗版游戏盘。他们自由自在，各自为政，但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虑。在四周流水般客人的陪伴下，我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六年来我一直期待这个时刻。向后靠向椅背，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在这里鼓励我孩子的老太太的脸，她干净而狡黠的脸，她闪烁着一百条皱纹的美好微笑，自己原来还没有忘记她。
是的，这些年，我总在星巴克咖啡馆，总是喝一大杯牛奶咖啡，不加奶油，也不试新品种。世界各地的星巴克，上海从陕西路口，到徐家汇，到外滩的星巴克，那相同的牛奶咖啡配方，让我和那个孟买人一样觉得安慰。咖啡馆的世界大同趣味开始流行了吗？它不再是本地人的客厅，而是人们在世界各地的避难所。十年前咖啡馆的个性，也已渐渐转化成营销美学意义上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