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7，房屋十年记
我写《1993年上海大拆屋》时，街上成堆的建筑垃圾和路边翻修到一半的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准风景。我最记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应该说它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房子，工人们忙碌着拆除房子上的违章搭建，加固摇摇欲坠的阳台，清洗外墙上几十年的积尘，那些房子，隔着毛竹搭起来的脚手架看，好像一张女人的脸，上面还留着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别是外墙粉刷到一半的房子，有种狼狈而惊愕的表情，那个表情极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见的女人。这样的风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
就在那时，偶尔路过了徐家汇。偶尔见到从来都紧闭门窗的修女院，竟然大门洞开。我为此大吃一惊。那里是天主教修女的静修院，一向与世隔绝。小时候，我来这里参观万婴墓的时候，曾听到过她们唱圣诗的声音。小孩子很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为他们背地里都喜欢吃小孩的眼睛。路过修女院时，女孩子们都紧紧挤在一起，全身的鸡皮疙瘩。这时，从涂满黑色柏油的篱笆后，传来了修女们的歌声。女孩子们被歌声惊吓到，像一群鸟一样尖叫着，四下逃去。那时我很小，但因为曾经吓得要死，所以一直记得那个修女院。
在接近修女院时，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褐色木门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谢绝访客”，那字写得端庄谦卑，使人想到五十年以前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运动以后，中国毛笔字里这种清秀恭敬的精神，已经永远消失了。
1950年代，修女院关闭时离开上海的修女们（摄影：Sam Tata，1950年代）
修女院后院地上的“欢迎”字样（摄影：陈丹燕，1997年）
当年修女院的讲经堂（摄影：佚名，年代不详）
直到已经来到了宽大的走廊里，直到从修女们的小图书馆窗前，再次看到那道涂了黑柏油的篱笆，我还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走进修女院来了，直到我看到木门上贴着的耶稣像。画片上的耶稣是如此清秀温存的青年男子，如此充满爱意，却丝毫没有男人的进攻性。我在翡冷翠乡间的小教堂里也见到过类似的耶稣像，那时只觉得意大利人的可爱，可在这老修女宿舍的门上再见，却突然被感动了。这耶稣，让人只想爱他，怜惜他，追随他。修女们几十年在这大房子里静修，从不出门，直至老死。原来，就是这样的耶稣陪伴着她们的漫漫一生。推开房门，里面已经搬空了。徐家汇渐成闹市，于是，修女们搬离，教会将修女院租借给了商家。这就是我可以走进来的原因。
后来在讲经堂里修整的百叶窗（摄影：陈丹燕，1998年）
房间里很暗，因为关着木头百叶窗。那木头百叶窗早已腐朽，几乎散架，所以只能关着，靠窗框的力量维持它们不散架。
房间里还残留着老女人干燥的气息和处女的洁净与单调。墙上的涂料已褪尽了，裸露出涂料下面的水泥。水泥也龟裂出无数细小的裂缝了，让人想起满是皱纹的手背。壁炉早已废弃，天花板如今是深灰色的，高高吊下来直接插在塑料插座上的灯泡。老修女们在自己床头贴了更多耶稣和圣母的画片，画像上的圣子和圣母，都有比拉斐尔笔下甜美得多的眼神。那不是艺术中永恒的神圣，而是人间轻抚人心的甘甜与完美，它们更像年画。如今单人木床搬走了，被遗留在床头墙上的旧画片，因为显得哀伤，而神圣起来。那时我想，要是修女们了解到那些小女孩当初是如何的怕她们，她们会怎么微笑一下。
修女宿舍和小图书馆的尽头，是她们的小礼拜堂。在空无一物的小礼拜堂里，我竭力回忆小时候听到过的歌声。她们是在这里唱的吗？这里让我想起意大利乡间那些温存明朗的小教堂，这里有种多年修女们祈祷的歌声遗留的温存气氛。有些小教堂，比著名的大教堂更能保留祈祷时人心的善意和诚挚，因而保留着一团暖意。如今，我依稀能感受到修女们的歌声，它像回忆中的某种精神性的物质，你能感受，但无法触摸，也无法形容。我那时突然想，也许女孩子们尖叫着四下逃散，并不是真的害怕，而是感到了歌声的诱惑。
刚刚搬空的小教堂，地上还堆着做礼拜时用的香炉。（摄影：陈丹燕，1997年）
整修外墙时的徐家汇修女院（摄影：陈丹燕，1998年）
过了几个月，我再去修女院，已不得不沿着门口一大堆沾满建筑灰尘的电线走进去，整修开始了。教会派来看大门的老教友，此刻已被满面尘灰的装修工代替。就像当年老教友一定要我得到教会的许可，才能参观搬空的修女院一样，工人也一定要我得到东家的许可，才可在工地走动。于是，我见到了修女院的新东家，恒寿堂餐馆的老板。他是个谨慎的男人，问了许多问题，直至他看到我工作证上的名字，确定我写过《上海的风花雪月》，才起身，握手，亲自陪我去工地参观，并建议我在觉得合适的时候一定也写点这个房子的历史，并向我保证他不会破坏这栋房子，只会将它小心复原，使它更好看。
修女们的宿舍（摄影：陈丹燕，1997年）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特地带我去了小图书馆。所有的百叶窗都集中在这里，由专门的工人修复。他点给我看绿色百叶门上的贴条，小贴条上注明了每扇门是从哪里拆下来的。
修整时的走廊（摄影：陈丹燕，2006年）
“也许我可以在原先的会客间里做一个小博物馆，展出这房子的原貌和历史。我收集了一些实物，还到档案馆去买了些照片回来。我知道老房子的价值。客人们等吃饭时，就可以先到小博物馆来看看。”他说，“小博物馆还可以出售老东西，要是客人觉得好，随手就能买回家去。”
“你还可以做些明信片。”我提议，“我读过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名字叫‘一栋老房子的生命史’，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其实，是我自己想为这栋房子做这件事。那些绿色的百叶门将装回到窗台上，那些墙上的耶稣画片将消失在餐馆包间平整的墙上，那个温柔的小教堂将成为一间高级宴会厅。这栋老房子的生命史，如乱世中的人生一样充满转折，无法料想。
走廊的修整将要完成之时（摄影：陈丹燕，1999年）
“明信片，是的。”他点头同意，突然笑了，“想想看，邮局里到处都是我们餐馆的明信片，传来传去。”
上海老站时代的走廊（摄影：陈丹燕，2006年）
他带我经过走廊，去了后院，那里的篱笆已经不见了。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修女的园子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暖房，里面种着瘦小的玫瑰树。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倒在地上。然后，我认出来，它就是小时候我见到过的万婴墓的墓碑。整个童年时代，令我印象最深的旧上海，一是外滩的洋行大楼，二就是这块黑色的墓碑。我又感受到记忆无声的深处，修女们的歌声，以及小女孩们穿透树荫的尖叫声。它们如同关节那样，将这栋房子的过去和将来连接在一起，并让它们转动自如。
他说，他知道怎么小心修复所有的百叶窗，保留当年造房子时所有从欧洲进口的地砖，但不知道怎么处置这块墓碑。
“你可记得小时候的忆苦思甜教育？来这里参观育婴堂。”他问我。
是的。所以我说：“大概你可以将它放在花园里，再做一块碑，放在它前面，来说明它。”
他看看我，我想他以为我在说反话，但我却真没有。
临走时，他诚恳地给我名片，邀请我再来，他许诺会给我一张贵宾卡。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修女院，那里已是上海老站餐馆了。当年修女们用的大厨房，现在是餐馆的厨房。跑菜的男孩们在那里穿梭不停。餐馆经营的是改良的上海菜。与他规划中的一样，走廊里当年的瓷砖都还在，而且已经擦洗一新。百叶窗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可以轻松地开关，小教堂保留了墙上原先的玫瑰花图案。我在二楼的包房里吃了晚饭，那里原来是修女们的宿舍。从前用水泥封死的壁炉修复了，房间的墙上很干净，门上也很干净，用的是当年上海的西式建筑流行的深褐色，有甜美眼睛的耶稣和圣母当然不见了。
那记忆中的歌声当然也不见了。
甚至，这房子在修复的时候，在灰白色的烟尘中隐现的整修好了的绿色百叶窗散发出的特殊的温情，那种混乱中的期待也不见了。
仿佛一个飞翔着的天使终于落到了地面，成为一个街市上兴致勃勃的妇人，这房子脱尽了它与世隔绝的神秘和深陷于历史纠葛的书卷气，终于成了一家空气中飘荡着油烟气的餐馆，前尘往事成了它的消费特色。
宴会厅时代的小教堂，保留了祭坛后玫瑰花窗的形状，但更换了没有宗教色彩的彩色玻璃。（摄影：陈丹燕，2006年）
那夜，在修女们的寝室里，餐桌四周有异乎寻常的寂静。我们房间的侍应生是个面容端庄的小姐，穿着服帖的黑色唐装，她静静地为我们布菜，换碗碟。这里有着在现在上海的餐馆里少见的沉静，好像一条都市夜色中浮动的鱼。但我不能确定这感觉是否真实，也许只是因为我心中一直萦绕着这房子的历史而产生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