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具备绝佳风险收益比的投资机会
刘文动|华夏未来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
拥有22年从业经历，历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组合基金经理，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分管投资）、投资委员会主席、投资总监、基金经理。
选择了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视市场的涨跌，高枕无忧了吗？持有不同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
谈到“择时”，刘文动认为，如果“择时”是指准确预测市场点位，那么它很难实现；但是，如果它是指合理评估市场的相对吸引力或风险回报水平——风险收益比，毫无疑问它是可行的。
谈到最近被市场追捧的“核心资产”，刘文动表示自己并不认可这样的概念。他认为不存在所谓“长期的核心资产”，因为任何资产的相对风险收益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此时的“核心资产”，彼时就可能会“瓦解”，失去估值吸引力。“核心资产”不过是一个宏观周期的表象。
投资要尊重常识，控制回撤是长期稳定回报的基础
雪球：华夏未来资本管理公司有一套对市场趋势及短中期市场波动进行预判的框架——MPELVS模型，我们能否将它看作一套择时模型？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MPELVS模型的逻辑框架？为什么华夏未来资本管理公司会应用这样一套框架来指导投资？
刘文动：MPELVS中的6个字母分别代表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盈利、流动性与信用、估值水平以及市场心理这6个方面的因素。与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用于分析企业竞争力的“五力模型”类似，MPELVS模型试图用一套分析思维和分析框架来评估市场的相对吸引力、市场向不同方向运动的概率以及风险水平。
“择时”在投资界争议很大，不同的人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有很大区别。一个声称完全自下而上选股的投资者，如果选股时考虑的是安全边际或估值，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择时，因为他需要等待一个好的买入时机，而不是选择了优秀上市公司就不再考虑买入时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反对用“择时”来概括MPELVS模型的作用，因为它在本质上确实是在权衡风险回报水平——风险收益比。
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想澄清以下几点：首先，运用MPELVS模型并不意味着将获得投资收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对市场时机的选择上，而不考虑选股；其次，择时一般意味着高频交易，需要不停地在市场上选择方向、进行交易，而MPELVS模型主要用于判断市场中短期内的风险回报水平相对于其长期稳定的风险回报水平的偏离程度（即相对吸引力），其核心是清楚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并对市场中期的运动方向做出预判。需要明确的是，准确预测市场点位是很困难的，但合理评估市场的风险收益比、确定市场的风险水平是相对可行的。
通过MPELVS模型进行判断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指导后续的投资决策：一是对个股选择的风险偏好进行调整；二是对大类资产配置进行调整。
市场上的投资理念形形色色，我认为最主要的投资理念有以下两种。一是经典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理念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股票背后的企业的价值，即企业在较长时期内赚取自由现金流的能力。二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的“反身性投资”。反身性投资理念认为价值是不可计算的，股票市场本质上就是不同趋势的形成和瓦解。
不管什么投资理念，本质上都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信仰”，对投资理念和方法的选择并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正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中提出的“共同演进”过程，一个人采取的投资理念和方法取决于其投资久期、客户要求、监管环境以及其个人特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这个人的选择。
纯粹自下而上，基于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进行选股而不考虑买入时机的策略并非不能获得成功，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很合适。因为资产管理作为“受人之托，替人理财”的行业，还需要考虑客户资金性质、投资期限要求、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投资行为监管等因素。
另外，纯粹自下而上的选股，既不能保证短期收益，也不一定能保证长期收益。短期收益得不到保证是因为股票的波动性极大，A股尤其如此。即使是过去20年里最好的股票——贵州茅台，也曾在2008年回撤过50%以上；即便排除在2008年高点时买入的极端情况，而是在2008年低点买入招商银行、万科A等股票，在之后的六七年中也不会获得很高的收益，而且这段时间这些企业的业绩并非没有增长。比如，2008—2018年，万科的业绩增长了10倍，但其中的前7年万科的股价却没有上涨，直到2015年才在宝能事件的催化下开始上涨，开启了价值发现之旅。可见，即便选择了最好的企业，也不能保证每年都能获得较高收益，甚至可能承受巨大的亏损。如果你的投资眼光足够长远，追求10年之后的回报，比如在2008年买入万科A股票，并一直持有到2017年，那么也会达成很好的结果。但是在此之前，你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收益。而这还是在你选对了长期增长的优秀企业的前提下可能遭遇的问题；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没有选对股票，结果又会怎样？你不仅无法获得短期收益，连长期收益也泡汤了。此外，这里还涉及选股成功的概率的问题。价值长期持续增长的企业在市场上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估计这个概率不超过5%。
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除了采用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策略，还会利用自上而下的周期性——风险收益比评估，来提高投资的潜在回报。
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2019年出版的《周期》（Mastering the Market Cycle）一书中提到的很多理念都与我们一直践行的MPELVS模型不谋而合。马克斯谈到了经济周期、信用周期、流动性周期、估值周期和情绪周期等，但没有提到政策周期。我们也是从这几个周期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可见，MPELVS模型其实是一个评估市场周期性或风险收益比变化周期的模型。这个模型的作用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会利用MPELVS模型为市场做定位。该模型就像温度计一样，告诉我们当前处在市场周期的什么位置，是否系统性地高估或低估了市场，市场可能的运动方向如何。
马克斯既讲解了各种周期，又提出周期不可预测。事实上，周期能否预测并不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周期的“钟摆”到达一个极点后，终究会摆向另一个极点，避开高估的极点，抓住低估的极点，投资就成功了一大半，中间的过程则大抵可以忽略。但这样的做法有以下两个前提。
第一，两个极点之间的摆动幅度不能太大。毕竟股市不是钟摆，钟摆到达一个极点后会义无反顾地摆向另一个极点，中途绝不回头；股市则不然，常常“一步三回头”，当其并未处在极点位置的时候，波动性也很大，这令很多投资者不知如何应对。
第二，可以持币观望，等待时机，不到低估的极点绝不动手。但是这样的时机实在太难得。当股市处在两个极点之间时，投资又该如何操作？
对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而言，对高风险区域和低风险区域的判断几乎已经成为常识。很多人投资亏损，是因为不尊重常识或抱有侥幸心理。长期来看，没有一只股票会涨到天价，也通常不会跌到价值全无，大部分时候股价围绕着一个中枢波动。这个中枢通常指长期潜在增长，对经济而言，就是GDP的潜在增长率；对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的长期潜在价值增长线。不管短期价格如何变化，大盘和个股都会有均值回归的一天。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的股票年化回报率为10%左右，一般认为，这就是在考虑股票类风险资产长期风险水平的前提下，投资者期望回报率的中枢水平。任何风险资产都有与其长期平均风险水平对应的长期要求回报率。因此，无论是股票还是其他资产，如果市场对其的长期要求回报率是10%，那么其长期回报率大体就是10%。这是因为市场自身就是一个“贴现机器”，它会自动根据风险回报率对未来的现金流（假定市场的“集体智慧”在较长时期内能够计算出这样的现金流）进行折现。
要获得超过10%的收益，无非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抓住周期；二是资产现金流超过集体预测的水平。假设一只债券的票面利率是5%，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那么其持有到期收益率是多少？答案是到期收益率取决于购买时的到期收益率，或者说当时市场的要求回报率。如果你的买入价对应的到期收益率是10%，那么你持有其到期的收益率就是10%。为什么你能赚取超出5%票面利率的收益？因为你利用了周期，尽管这只债券的长期回报率在发行时就已经注定，但市场的要求回报率会发生变化。
MPELVS模型的功能不在于每天、每月、每季度的择时，而是判断市场处在什么位置，以及下一步大概率会向哪里运动。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判断周期的高点和低点，但市场大概率所处的周期位置还是可以辨识的。
比如，如果我们想判断经济所处的周期位置，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失业率情况，大体了解经济形势；再如，想了解流动性和信用，可以通过观察银行间拆借利率、票据发行利率和货币基金收益率等来推测流动性的趋势，通过信用利差、信贷可得性来推测信用的趋势。诸如此类，观察和判断的方法很多。
我认为，投资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尊重常识。
雪球：不同的投资人对回撤的看法差异很大，而你们认为控制回撤风险是绝对收益的前提，那么对于控制回撤，你们有哪些好手段？
刘文动：就A股而言，从技术上控制回撤有3个手段：第一，如果对冲工具可用，进行一定的对冲；第二，如果对冲工具不可用，进行减仓；第三，调整组合的进攻性，通过风控纪律控制回撤。当然，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对于不同净值水平的产品，我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净值约为1，我们会相对保守地处理，避免客户亏损；如果净值远高于1，我们会表现得相对激进一些，使客户获得更多收益。从投资的本质来说，原本不应该在这两种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但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下，多数客户会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现在非常看重回撤，与我们的公募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根据我们在公募领域得到的经验教训，我们知道，大部分投资者都没能从基金中获取收益。原因是投资者常常后知后觉，在市场处于低风险区域的时候，他们对基金毫无兴趣；相反，在市场高涨的时候，他们趋之若鹜，蜂拥而来，结果往往买在了市场的高风险区域。同时，公募基金以相对排名作为主要目标，在A股这样的高波动市场中，其回撤的幅度往往非常巨大。结果是基金的长期回报似乎还不错，但真正获得收益的投资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长期的复合增长和短期的波动结合起来考虑，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短期排名。
投资的核心价值终究是获得收益，一味追求短期排名就偏离了这个本质。我们要追求的是较为稳定的长期复合增长，而要实现较高的长期复合增长，就要控制回撤的幅度。这个道理在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在均值相同的情况下，回报率的方差越大，长期回报率就越低。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如有一只基金，今年涨100%，明年跌50%，后年又涨100%，大后年又跌50%，长期复合增长率实际上就是0。很多波动性高的基金都是如此，长期复合增长率很低。
所以，我认为控制回撤很有意义。尽管它表面上不见得符合市场的口味，也不见得能迎合客户的短期需要，但长期来看，它是符合客户利益的，我们的成就感最终也只能来源于此。
寻求具备绝佳风险收益比的3类投资机会
雪球：你们把具备绝佳风险收益比的投资机会分为3类：价值蓝筹股、经典成长股和新兴成长股，你们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如何把握这些投资机会？
刘文动：对传统价值投资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企业的未来进行分析来评估其价值，用理论解释就是通过对其未来可能获得的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来计算其现值。但未来终究是不确定的，自由现金流难以被精确地确定。所以在实际运用中，投资者常常会为“价值”争论不休：价值到底是多少？
因为价值不确定，所以实践中又衍生出所谓的“价值”和“成长”两种投资策略，这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企业未来经营成果的确定性的认知不同。当我们说“价值投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认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计算，至少可认知。如果一家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存在差别巨大的若干种可能的发展路径，那么价值就变得虚无缥缈。要想对一家企业的未来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判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该企业所处的行业已经度过快速成长期，增速相对稳定；
第二，经过快速增长期的充分竞争，行业格局大体稳定；
第三，该企业经过市场洗礼，被证明具有相对稳固的竞争优势；
第四，该企业有较强的获利能力，能够通过份额增长持续增加价值。
当前中国的家电行业就满足了上述条件。当然，稳定和成熟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比如，日本的家电行业曾经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寡头垄断，竞争力很强，但随着韩国和中国的品牌崛起，其竞争优势正在慢慢消失。价值蓝筹股的投资机会大多会出现在格局比较稳定的行业里那些已经胜出的龙头企业中，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消费品行业。
很多人认为应该坚持价值投资，但大多数人无法对其所选企业的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时，根据一些价值投资概念进行投资就会变得很不合理，比如“安全边际”。当你在不清楚企业合理价值的情况下考虑“安全边际”时，“安全边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已。
“成长投资”意味着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存在着从乐观到悲观的若干种可能的判断。成长型企业的确定性比价值型企业小很多，其未来存在很多种可能性，企业和其所处的行业都处于快速增长期。成长投资又分为新兴成长投资和经典成长投资，分别对应成长的早期和中期。处于成长早期阶段的企业，投资者只能了解到一些概念，企业的商业模式还没定型，甚至可行性也还未得到验证，根本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如何。而处于成长中期的企业则相反，其商业模式已经比较确定，可行性也得到了验证，部分企业甚至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壁垒。
但总体来说，确定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确定的，投资同样如此，投资的本质就是以确定的现在去换取不确定的未来。做出投资决策后，你并不知道未来将得到什么，得到任何回报都只是一个概率事件。
雪球：华夏未来资本管理公司认为，在选择经典成长股时，需要选择好的商业模式。那么，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判断是否为好的商业模式？
刘文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成长股是巴菲特会喜欢的股票类型。当然，巴菲特投资不一定完全遵循经典成长股的投资规则，比如，他其实也会买入石油股，但石油股并不符合这个规则。我们姑且将其看作巴菲特的选股方法。它要求企业具备以下3个特点。
第一，有较高的行业天花板，从而保证较大的市场空间，不然增长将难以长时间持续，该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成为经典成长股。
第二，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个竞争优势可以使企业的长期资本回报率高于资本成本。如果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企业价值并没有得到提升。所谓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护城河”。我们要观察护城河的变化，很多过去比较宽阔的护城河，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技术的采用逐渐消失了。比如，巴菲特曾经认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具有宽阔的护城河，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它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竞争优势需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但总的来说，竞争优势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过长期竞争保留下来的品牌力、市场垄断力和产品力等。当然，网络时代，平台型企业拥有的则是另外一种竞争优势，比如网络效应。
第三，有较好的企业治理结构。首先，存在一整套规则和制度体系，确保管理层基于企业价值行事，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情况；其次，拥有久经考验的管理团队，并且管理团队相对稳定，不存在频繁更换管理层的风险；再次，管理团队富有进取心，且能驾驭各种风险，带领企业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持续获取胜利。
雪球：在选择新兴成长股的时候，该如何判断哪些技术处于爆发的临界点？您会选择怎样的新兴成长股？
刘文动：不同于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写为VC），二级市场投资者不需要在很早期就押注，完全可以等后期技术方向确定后再选择好的投资标的。所以在选择新兴成长股的时候，我们不会选择那些刚出现的、纯概念的股票。
我们真正会选择的新兴成长股是那些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商业模式可行性、技术应用场景已经比较明确，并且即将迎来大规模发展的投资机会，比如之前的移动互联网，现在的5G技术——你能预见它们即将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当然，对于一些偏向单纯概念的投资机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考虑，比如当企业估值能完全靠当前核心的、稳定的业务支撑起来，同时企业试图做一些转型的尝试，或者进行收购的时候。这时我们投资就相当于免费获得了一个看涨期权，即使新业务没做成，也有原业务支撑，而且并没有为这个不确定的新业务付出溢价。一旦新业务成功，就能获得额外的回报。
投资中国，选择成长
雪球：近3年，价值蓝筹股在市场中获得了很好的回报。您认为这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吗？您对当前A股的价值蓝筹股整体估值如何？哪些板块还有好的投资机会？
刘文动：这肯定不会是长期趋势。现在很多人提倡所谓的“核心资产”，我并不完全认同。“核心资产”这个提法就像过去的“漂亮50”（Nifty Fifty，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可以一直持有，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市场永远暴露在激烈的风险回报的竞争中，一些现在看起来确定性很强的资产，即未来赚取现金流的能力似乎非常确定的资产，由于现在市场要求的回报率降低，其估值得以上涨；但与此同时，其潜在回报率也大大降低了。那么，如果未来出现预期回报率比该资产高得多的其他资产，你是否会买入？一定会，这就是资产的比价效应。过去，很多人会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买入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简写为MMF），其回报率为3%～4%，甚至更糟，但人们依然趋之若鹜。这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承担风险，而是追求所谓的确定性，结果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大幅提高，也就是潜在回报率大幅提高，但市场常常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MMF总是在股市出现机会的时候出现危机？就是因为当风险偏好上升的时候，大家又竞相把投入MMF的资金取出，并投入股市，但这个时候无风险利率也在上升，导致MMF持有的资产出现账面亏损。
投资者投资，必须比较资产的潜在回报率，而不是看它是否为“核心资产”。投资者从始至终一直在抉择着资产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察觉到风险和回报的关系改变了，就会撤出。即使把现金存在家里，也会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本质上，没有任何资产是无风险的，投资者必须时刻综合评估风险和回报的关系。
因此，我不认为现在的核心资产“抱团”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宏观现象，2004年和2005年也曾出现过。
购买商品要看性价比，购买股票也一样。没有哪只股票会卖出天价，也很少有哪只股票会跌到分文不值。任何确定性资产在市场“贴现”机制的作用下都会有波动，何况股票这种不确定性极大的资产。然而，尽管它偶尔会有极其乐观的预期，偶尔又会有极其悲观的预期，但终究还是会回归其长期回报率的均值，这就是所谓的“均值回归”。均值回归其实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说到底，投资者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总是在短期回报不佳或最好的时候，寻找各种理由合理化这些短期表现，自以为在做分析，其实不过是顺从了人性的弱点，行为金融学对此进行过很深刻的研究。所以投资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克服贪婪和恐惧的本能。每当市场情绪高涨或者极端恐惧的时候，一些人会列出很多道理，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其实已经被自己的潜意识所欺骗。因此，时刻“监督”自己思维过程的“第二层次思维”，对股票投资来说非常重要。
雪球：您怎么看待金融（尤其是银行）和地产行业的低估值？现在是好的投资时机吗？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银行和地产行业会与过去有哪些不同？
刘文动：金融和地产行业的低估值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的，2009年后，银行就走上了长期价值压缩的道路。总体上讲，2009年后，银行盈利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好的银行，比如招商银行，还达到了15%的年复合增长。那么，为什么银行的估值一直在降低？第一，整体经济增速降低，导致作为国民经济大载体的银行的估值中枢下行。第二，经济下行周期内，市场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抱有很大的担心。这是因为银行本质上是经济中各行各业的一个组合。经济下行周期内，人们通常不信任银行资产，所以银行的估值就会“打折”。第三，存贷款利差缩小。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本质上可以被看作一个套利机器或一个中介，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其中的利差就是它的利润，存贷款利差缩小对银行不利。在影响银行估值的这3个因素中，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心占主导地位。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在当前的估值下，如果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发生巨大危机的可能性，那么银行是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但是短期来看，在没有特别的驱动因素或催化因素的情况下，上涨的时间也只能靠时间来证明。
地产行业的情况稍有不同。首先，地产行业估值低是因为整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人均住房面积来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约40.8平方米，在世界上都属于不低的水平。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行业高速增长的阶段无疑已经过去。那么，在存量竞争的格局下，相对来说，龙头企业更有价值。也就是说，我相信龙头企业还会有比较好的增长，但是地产企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地产行业会受到政策预期的很大影响，所以它的情况总是时好时坏。比如，2014年，像万科这样长期来看比较优秀的企业，其估值也跌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很多短期投资者不愿意买入其股票，直到“宝能收购”等催化剂出现之后，股价才开始有了好的表现。这类有一定成长性，同时盈利能力较好的企业也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即在一定时期内股价不上涨，被压缩到极致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次爆发性的反弹。2015年以前的格力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总而言之，对于银行和地产两个板块，如果投资者追求的是长期的回报，龙头企业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短期来看，这两个板块或许没有太大的机会。
雪球：近期科技行业受到了很多关注，政策频频提及，相关股票也是涨势良好，下一个科技上行周期真的要来了吗？
刘文动：我认为，很多时候科技趋势与A股的关系或许没有那么紧密，因为A股的产业代表性并不强，与中国产业转型的格局也并不相称。A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制造企业，相当多反映未来科技趋势的企业并没有在A股上市。当然，或许科创板的推出会带来一些变化，但这需要时间。比如，消费电子产业的上一轮周期实际上是由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所带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了消费电子产业一个较长的繁荣期，这一繁荣期从2010年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中间虽有波动，但总体上是增长的。虽然A股市场的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企业受惠于此，但是A股市场内并没有在科技新周期下商业模式发生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因为过去的上市制度不允许这类企业在A股上市。可以说，尽管过去10年4G和移动互联网崛起并发展得如火如荼，但A股的投资者并没有从中享受到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多少好处。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科技浪潮似乎正在奔涌而来，但一切又似乎刚刚开始，未来到底会有哪些成功的应用，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目前大多数新技术应用还很不明确，一些应用方式虽然已经开始显现，但其发展也还处在早期，比如，物联网被应用于智能家居产品中，但这只是很小的领域，物联网发挥作用的更大空间还不清晰。当然，二级市场投资不需要过于前瞻性地把握那些新技术应用开发还处在早期阶段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确定性很低，一般而言并非好的选择。一级市场投资追求的是“高赔率”，二级市场投资则更多地追求“高胜率”。
雪球：当前市场在3000点左右徘徊，这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您比较看好哪些方向的投资机会？
刘文动：我们相对更看好成长股。
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有能力避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国经济还在下行，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甚至难以预测其下降的具体幅度，但所有追赶型经济体都必然经历这个阶段。另外，绝对增长率本身也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产出缺口。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但这并不妨碍美股的周期性兴衰和长期增长的趋势。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其中，传统行业正沿着价值链向高端迁移，新兴行业布局良好，占据了有利形势。从全球经验来看，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临一个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就是典型。除了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西欧和北美，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很难跨过这个危机。无法跨过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核心的原因是：严重的贪腐问题、极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过早的民主化导致的民粹主义，使这些国家很难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引起了社会周期性失序，经济危机频发，社会意识形态在左右之间来回变动，无法凝聚发展共识，以至于几十年来都无法摆脱发展停滞的局面。反观中国，政治长期稳定，改革开放虽然节奏有快有慢，但总方向从未动摇。我深信，这一政治优势对于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另外，从中国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最重要的3个经济周期中，即库存周期、产能周期、信贷周期，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已经基本处于底部，信贷周期目前虽然仍处于高位，但也已经趋稳。A股上市企业的杠杆率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当前经济的高杠杆其实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层面，其对应的资产主要是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特点就是回报周期比较长。因此，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仍需一段时间。但不同于消费型债务，这些基础设施资产终将对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分工的发展起到无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在提及中国经济的前景时，很多人对部分产业转移、资本外流的现象忧心忡忡，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不佳。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最终要依赖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所以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产业必然要从价值链的底端向高端转移。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保留了全部的产业，而是因为淘汰了低端产业，在保持其可贸易部门的效率的同时，利用可贸易部门的高效率带来的货币购买力，通过全球分工，交换发展中国家低生产率部门的劳动，从而享受闲暇和富足。今天，如果让美国人继续生产鞋子、袜子、衬衣和玩具，美国人付出的劳动一点儿也不会比中国人少。所以中国人要想过好日子，绝对不能靠自己持续生产低生产率的产品。转移低生产率产业，用高生产率产品交换低收入国家的低生产率产品，是产业发展的本质规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在很多传统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可以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的通信领域毫无疑问正在崛起，甚至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化工领域也有突破性发展，比如，万华化学的产品驰名世界精细化工领域，维生素行业同样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机械产业、电力设备行业以及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也在持续不断地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新兴行业也位于世界前列，比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
虽然中国经济总体上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在传统领域，中国在向价值链的高端迁移；在新兴领域积极布局，占据了较好位置，产业转型势不可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光明的发展前景？
投资中国，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