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革的大门之外

冰冻荒原向来不被当作文明的发祥地。美国政府在1868年以大约每公顷五美分的价钱买下阿拉斯加，被国会批评为白费金银去买一片“终年积雪地区里的不毛荒地”，土壤是众所皆知的“冻结深及近两米”，并且“气候不适宜文明人居住”。其实阿拉斯加大部分是在北极圈以外，有很大面积的地区因受日本暖流影响不冷不热，冬季气温比美国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还暖，但“不适宜文明人居住”的批评似乎是有理的。因为至少阿拉斯加的形象是终年冰封的，而冰冻荒原不像沙漠——沙漠还容许文明在自然环境上大肆修改，冰冻的荒原却不能。

我在准备本章资料期间，翻阅了19世纪探险家所写的书中隐约模糊而又色彩浓郁的北极冰封世界的版画地图。这些探险家迷上了宏伟的冰景和光线折射的奇异新世界。然而，一旦困在北极冬季里不得动弹，他们就不再抱有征服北极的希望，反而觉得受到环境压迫，精神因此畏缩，建设的欲望也冻结了。约翰·罗斯的感想就很典型：

这地方，这光辉的冰雪之地，从来就是，也永远将是无生气的、阴郁的、令人沮丧的、单调乏味的荒原，人心在其影响之下不再愿意思考，也不再觉得可能——哪怕这点可能只是一次，或只有一天之久——有什么新鲜事物刺激我们，因为视线内是一成不变的寂静和死亡。

在这种环境里，没待习惯的人会想自杀。在19世纪一位探险家看来，欧洲和西亚的冻原里“最乐观的景色也许就是旅鼠了”。19世纪20年代勘测澳大利亚西部殖民前景期间，探测者因为正好在短暂的雨季时到达，误以为荒漠是天堂。但是冰封冻原不会这样，即便是在最好的季节到来，也不会有这种误解。夏季的冻原也是一望即知毫不友善。一层又一层的永冻土极深，不但不可能耕耘，而且阻止融冰排出流动，形成的水塘在短暂却炎热的夏季里成了疫蚊的养育场。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就开始懂得改变土地，在土地够软之处凿挖燧石和红赭石，但在冻原这样的环境，连采矿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冰原这种环境似乎根本不可能出现文明。中世纪的奇闻贩子声称去过北极，撰写冒险传奇的人编造了亚瑟王“征服”北极的故事，这都是因为著述者不知道北极的真实状况：他们还以为暖流会使北极可以住人，能把冰化掉。探险家和小说家想象中的“失落之城”有着各式各样的背景环境，独缺冰原（见第二、第六章）。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一则恐怖故事，他是20世纪30年代的惊悚大师，住处距离我在普罗维登斯的公寓只有几条街。在写于1931年的《疯狂山脉》里，他描写“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探险队误闯了百万年前妖魔在南极建立的城市废墟：

巨大的形状不一的几何形状石块，形成几乎无止境的迷阵……在一块冰山之上耸立起碎裂又坑坑洼洼的峰顶……在足足有六千米高的古老恐怖台地上，气候可致人死亡。只有这些巨大石塔和大得不可思议的堡垒，才免于毁灭。

文明在冰原中不可能形成，就是透过恐怖故事的幽闭来表达的。

因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文明的写作者大多觉得自己与沙漠人比较相近，与冰原人的关系很远。把冰原居民当作异类，总是比较简单的。在芬兰的北极学术研究传统中，这点尤其突出，甚至相当明显，因为芬兰人正是由于亲属关系而被吸引到北方世界的。卡斯特伦是语言学大师，也是19世纪中叶首位以科学方法探究萨莫耶德人所在冻原的人士。他觉得自己“有时候……仿佛置身于一些远亲之中”，他说：

我甚至想到，这些所谓的大自然孩子的单纯本能、无邪简朴、友善真诚，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的智慧所望尘莫及的。但总而言之，在跋涉荒原的旅程中，我遗憾地发现，除了这些优点，他们还有许多可厌的、粗鄙的、野兽般的表现，使我怜悯他们而不爱他们。

以卡斯特伦后继者自居的芬兰语言学者凯·唐纳，于1911年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乘雪橇出发，“从现实奔入奇妙的传说世界”，去研究萨莫耶德人。他抛弃了文明的标志——“我的好面料西服、上过浆的衬衫、床单、枕套、牙刷、剃须用具”，穿上传统“野人”的厚重皮草：双层麋鹿毛皮，以抵挡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他决心要体验冬天的北极，于1912年2月到达波科尔基——“塔兹人的都会”，所有临河而居的萨莫耶德人的“首府”。他发现，萨莫耶德王的“宫”中聚会处是唯一像人住的建筑：“一个半埋在地下的、有木墙的棚屋”，上有泥土和树枝搭的烟囱。地板上满满睡了30个人。因为太冷，没有人会在睡觉时宽衣，所以有虱子跳蚤，臭气弥漫。每天虽有几分钟的日光，“里面却永远是一片黑暗，因为任何光线都穿不透厚厚的冰窗”。

他参加了一趟毛皮贸易旅行，领教了北极环境的严酷。可猎捕的动物太少。一行人为了有食物可吃，从雪中拖回腐烂的兽尸。妇女们把自己身上养肥的虱子“当作糖果一般”吃得津津有味。即便是守在火旁，温度也从未高过0摄氏度。驯鹿若困在雪堆里，人们得穿着雪鞋牵它们出来。这一行人山穷水尽到得用红越橘制茶，用桦树刨花当烟抽。他们扔下行李，像奥斯加克人一样在雪崩形成的墙后藏身。唐纳发生了幻视幻听，又长了冻疮。寒冷稍缓时的温度可以升到零下4摄氏度。这番经历却使他对“与野蛮人相处并学会爱与了解他们”的冰冻荒漠产生了浓浓的浪漫依恋。

他的记述呼应了一个悠久的传统——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时代就开始的人种研究。俄罗斯人却不像芬兰人那样对自己的“北方小民族们”自然而然有很深的同情。造访过这些民族的俄罗斯人痛斥他们容忍“猪一样的生活”——和狗一同睡觉，身上带着鱼腥味，彼此交谈时不先鞠躬脱帽。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俄罗斯人批评自己的社会时却认识到——或认为——在自然法则下艰苦生活的“自然人”具有恰当的美德，体现了“原始的共产思想”，遵循的道德规范“完全没有都市文明带来的种种罪恶”。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乔治·杰克逊曾经到过瓦伊加奇岛，这是基督教未传入时萨莫耶德人埋葬死者的“神圣岛”。相对于芬兰和俄罗斯探险家的观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观点比较不那么绝对，也比较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他所见的萨莫耶德人是肮脏而懒惰的，但也是诚实又孩子气的：“他们简直浑身是虱子跳蚤，而且有一股不知什么发出的臭味”，但他们热情好客，“不会争吵，也不会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如果只是凭借传闻来认识冰雪世界，的确会以为他们就是那样。古代的人大多认为森林已是相当蛮荒的栖居处了。跑到森林线以上的地方居住，显然就是越过了野蛮的极限，在探讨文明的人士看来，他们如此选择受自然摆布是奇怪的。公元1世纪末的塔西佗有关这种人的记述，是现存这类著作中最古老的。他称他们“极端野性又非常贫穷”，是摆脱文明焦虑的乌托邦人：

这些人相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在田里流汗度日的人、辛勤建造的人、拿自己与他人财产做买卖的人要快乐。他们对于人与动物都不关心，他们已经做到了最难的一件事：不再受到人的欲望的折磨。

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在描述萨米人时，重振了这种蛮族思无邪的神话，称他们“不懂得狂怒吵闹……没有社会冲突，不猜忌地住在一起，分享一切，不知欺骗……不愿以尔虞我诈折磨自己……不可能偷窃他人财物”。不过，在高贵野蛮人的神话盛行的同时，相反的神话也一样盛传。15、16世纪的俄罗斯故事把萨莫耶德人视为“兽人”，即中世纪传说中的“类人生物”（similitudines hominis）：他们为了防止皮肤开裂，夏天要到海里度过；每到冬天，水从他们的鼻子里流出来，把他们冻在地面上，他们就死了；他们的嘴长在头顶上，进食时要先把帽子拿起来才能放上食物；他们长着狗的脑袋，或是脑袋长在肩膀下面；他们生活在地底下，要喝人的血。

即便如今为冰原居民和冻原猎人辩解的人士，仍会陶醉在赞许高贵野蛮人的矫揉造作里，而非正面挑战他们自己所谓的文明人观念。最不遗余力地为斯堪的纳维亚北方萨米人辩护的是尼尔斯·瓦尔凯亚帕，他以自己被归类为“原始人”为傲，且认为他颇负盛名的性魅力就由此而来。但是他却不带反讽意味地说，萨米是“遥远穹地”，在那儿生活的人“矮小而发育不良……住在草泥小屋里，仅能糊口……他们因佝偻病而有弓形腿，烟熏火燎使他们的眼睛总是眯着，并且挂着分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