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千载良机

默罗的新年前夜广播六周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将埃夫里尔·哈里曼召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聊着，总统突然说道，他打算派哈里曼到伦敦工作，负责监督英国对美国援助的使用情况。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租借法案》即将获得国会批准。

时年49岁的哈里曼家里经营着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他与总统的这次谈话古怪得令人不安。总统说话的口气好像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任职，然而，就在几周前，白宫刚刚拒绝了他出任公职的申请。此前，罗斯福总统对委以哈里曼重任一直了无兴趣。两人已经结识35年，对于办公桌对面坐着的这个黑头发、方下巴的男人，总统始终不太相信他的智商和人格可以胜任公职。

两人其实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都在哈德逊河沿岸长大；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弟弟豪尔是哈里曼的朋友；两人的母亲是多年的老熟人；哈里曼的姐姐玛丽·拉姆齐（Mary Rumsey）热心社会改革，拥护新政，担任美国政府消费者咨询委员会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夫人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

尽管两家渊源颇深，但是，罗斯福家族作为哈德逊谷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之一，从未真正接受过靠不义之财发家的暴发户哈里曼家族。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父亲E. H.哈里曼将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美国最重要的铁路之一，但他本人却声名不佳，被称作美国最大的强盗资本家之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老哈里曼是美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为富不仁者”。

富兰克林选择进入政界，而埃夫里尔·哈里曼则步父亲的后尘成为一名锱铢必较的商人。他没有富兰克林的个人魅力、社交能力和生活情趣，痛恨家长里短式的交流方式，缺少幽默感，讲话喜欢直来直去，缺少耐心，即使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是如此。给他做过多年助理的罗伯特·米克尔约翰（Robert Meiklejohn）说：“哈里曼不善交往。我在他的公司工作多年，从未听说过他个人生活的趣事逸闻。”

其实在这次白宫会面前，哈里曼已经经营着几家公司，并且担任着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长。然而，罗斯福还是把他看作一个半吊子运动员外加纨绔子弟。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哈里曼曾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获得过马球比赛冠军；20世纪30年代，他把爱达荷州的太阳谷打造成美国最高级的一个滑雪胜地。尽管个性沉闷，经历过两次婚姻的哈里曼却很受女人喜欢，他的桃色新闻不止一次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哈里曼彬彬有礼，带着一些羞涩甚至脆弱，因此很有女人缘。尽管外界盛传他为人吝啬，但对女友却舍得大把花钱。罗斯福总统的助理，战争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回忆说：“他相貌俊朗、多金、有高冷范儿，颇受女人欢迎。”华尔街律师出身的约翰·麦克洛伊曾在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任职。

此外，哈里曼对政界人士也舍得金钱上的投入。“他曾资助过政客……积累了政界人脉”，麦克洛伊评价说。同怀南特一样，为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哈里曼也毅然脱离共和党。不同的是，哈里曼对新政的支持不是为了普通大众的福祉，而是为帮助美国经济摆脱萧条。另外，与怀南特不同的是，哈里曼懂得两边下注。1940年大选后，罗斯福向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提到，哈里曼为他提供了25000美元的竞选资金。威尔基反唇相讥：“富兰克林，他也偷偷给我捐了25000美元。”选举前，哈里曼曾对一个朋友提起，如果威尔基获胜，他愿意在政府中担任公职。

1933年罗斯福新政启动后，哈里曼一直处于权力边缘，但迫切希望在罗斯福团队中获得更重要的位置。虽然总统对他的野心、忠诚和目的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在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一再举荐下，罗斯福最终决定给这位富商一个机会。他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联络官，赴伦敦与丘吉尔首相和英国政府商议《租借法案》。

这份公职正是哈里曼求之不得的。激动之余，他认为总统对待《租借法案》的态度有些冷淡，这让他困惑不解。尽管他渴望进入权力核心，但哈里曼求得这个职务却另有原因：他强烈认为美国有义务出手，以免英国战败。在与总统会面前几天，他在纽约的耶鲁俱乐部发表讲话：“我们愿意面对一个希特勒统治下的世界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还有时间援助英国。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三心二意，摇摆不定，那样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

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后，哈里曼不太确定总统是否也认识到局势的紧迫性。罗斯福对于《租借法案》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实施语焉不详，对哈里曼的工作职责也含糊不清，没有明确给出指导或者指示，只是让他在英国四处转转，“提出建议，除了参战，美国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不列颠群岛不沦陷”。会面结束后，哈里曼在备忘录里写道，总统“对于我该和政府中的哪些人共事一头雾水，因为他尚未成立《租借法案》的相关机构。他说，如果有重要事情，可以和他直接联系”。

当天稍晚，在向白宫新闻记者宣布哈里曼的任命时，总统仍然含含糊糊。“一旦《租借法案》下的防御计划得以完善，哈里曼就立刻赴伦敦就任。大家可能想知道他究竟担任什么职务，我真得想出一个头衔……我们认为还是叫‘稽查员’吧。这就是你的新头衔。”罗斯福笑着说。

“总统先生，”一名记者高喊，“哈里曼先生与我驻英使馆有何关系？他可以直接代表您吗？”总统大笑：“我不知道，这无所谓！”另一位记者接着问：“哈里曼向谁汇报？”总统回复：“我不知道，无所谓。”

哈里曼认为，尽管罗斯福的这种模糊态度让人感到不踏实，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何尝不是千载良机呢？哈里曼的新工作少有掣肘，如果一切顺利，他完全可以将其发展成总统心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做到这一点，他将完全从E. H.哈里曼那无所不在的庇荫中走出。

少年时期，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个头已经远超他身材矮小的父亲，但在其他方面，他却自愧弗如。商界巨头老哈里曼被很多人奉若神明，从铁路业竞争对手，到亡命徒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和日舞小子（The Sundance Kid），都对他敬畏有加。布奇·卡西迪和日舞小子经常打劫他的列车，后来老哈里曼雇用了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一帮侦探，这些歹徒方偃旗息鼓。

为了满足父亲的期望，少年埃夫里尔颇感压力巨大。传记作家鲁迪·亚伯拉姆森（Rudy Abramson）写道：“E. H.哈里曼不断教育他要自律、努力、自我提高。”他的继女也说：“埃夫里尔的童年毫无乐趣可言，从未学会如何表达情感。”父母很少给予他温暖、亲情与鼓励，埃夫里尔终其一生都需要“不断强化自尊”，一个朋友说道。

埃夫里尔·哈里曼进入马萨诸塞州北部的预科学校——格罗顿中学就读。同圣保罗中学一样，格罗顿中学也采取伊顿公学的模式。尽管成绩一般，哈里曼还是顺利升入耶鲁大学，并被吸纳进骷髅会——耶鲁大学最负盛名的秘密社团，还成为新生赛艇队的教练。他决心帮助耶鲁大学赛艇队再次击败哈佛大学，大二时居然请假六个星期前往英国，向牛津大学赛艇高手取经。这说明哈里曼有着典型的不服输性格和竞争意识。“他全身心地投入比赛，”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回忆说，罗维特的父亲与E. H.哈里曼是同事，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埃夫里尔·哈里曼，“生活中，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最好的马、教练、设备，自己的保龄球场、门球场，为了比赛取胜，他可以拼命训练。”

在耶鲁大学，哈里曼的成绩和他在格罗顿中学时一样，不见起色。尽管如此，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履历使他获得巨大优势。同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实业家子女一样，哈里曼也进入本国的精英阶层，他们掌管着美国的政商各界。格里曼的校友包括罗维特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包括哈里曼在内，这些人将走上时代的舞台，为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发挥重大作用。

哈里曼从耶鲁大学毕业四年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大部分大学同学都参加了“一战”，这其中不包括哈里曼。在母亲的资助下，哈里曼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买下一个造船厂，希望趁着战争导致的商船运输需求大增狠赚一笔。他母亲说：“埃夫里尔希望通过经营商船运输比肩父亲在铁路上的成就。”最后，他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运输船队之一。然而，战争结束后，公司很快将所有盈利亏掉，1925年，他将船队出售给一家德国公司。

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哈里曼跑遍整个欧洲寻找项目：在苏联获得锰矿特许权，在西里西亚开采煤矿，在科隆经营自来水厂和有轨电车线路，在波兰开办钢铁厂和发电厂。他见过英国和欧洲的很多重量级人物，包括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丘吉尔还是英国财政大臣。哈里曼一生都钟情于结交权势人物，小E. J.卡恩（E. J. Kahn）在《纽约客》杂志撰文写道：他到处结交权贵，就像集邮者收集珍贵邮票一样。

“埃夫里尔喜欢攀附权贵。”一名生意搭档给了他如此的评价，“他的态度就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只有一个人值得交往——那就是拥有最大权力的那个人——而他就要做那个与权贵交往的人。”

“哈里曼事务所”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家族企业，而他则担任事务所的主席。不过，他管理企业的成就，可远不及他拉拢权贵的业绩。每每成功拉拢一笔生意，他都会立即失去兴趣。公司的具体运作，他几乎从不费心过问。正因如此，他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哈里曼的花花公子形象实在过于深入人心。生意伙伴们都觉得：如果长期滞留国外的哈里曼少一点功夫寻欢作乐，多一些心思努力经营，“哈里曼事务所”的状况不知道要比现状好上多少。

大家心目中哈里曼那随心所欲的既有印象，又在1928年加重了一层：这个时候，哈里曼决定从商业活动中暂时抽身，他要把无穷无尽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新的爱好——也就是马球之中。经过一番奋斗，埃夫里尔·哈里曼跻身美国国内马球运动员的顶尖行列。这时的他方才回归商场，成为联合太平洋公司主席。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哈里曼一直在为太阳谷（Sun Valley）竭力鼓吹和宣传。在他的努力之下，此地终于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滑雪度假胜地。

太阳谷的成功，并未改变美国商界和政坛里一众精英人物对于哈里曼的鄙夷态度。他旗下的度假村，也被大家一并嫌弃。毕竟，哈里曼不愿意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从那场战争当中捞取了不少利益。他的种种行径，自然不受欢迎。好些耶鲁校友甚至觉得哈里曼的举动有些可鄙可憎。有些人甚至和他绝交，对他不理不睬多年。鲍勃·罗维特（Bob Lovett）和怀南特有着同样的“一战”经历。作为一位飞行员，他谈到了哈里曼在当年的风评：“在那个年代，哈里曼这种人距离大家心中的完美模范实在有些远。”众人的指责一直让哈里曼耿耿于怀。多年过去，哈里曼对当年的选择也有一番点评：“理智上说，我觉得自己在‘一战’中的选择毫无错误。毕竟，运输才是战争的瓶颈所在。但是，情感上我还是因为未能参战而有些难以心安。”

哈里曼是个闲不住的人。时时刻刻，他总想开启新的挑战。30年代初期，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华盛顿的政局以及新经济政策方面。由于罗斯福政府的作为，华尔街不再是美国的权力中枢。宾夕法尼亚大道（美国政府所在地）重新执掌国家大局。此前从未参与政事的哈里曼也对首都的各种事务来了兴致。对此，他甚至显得有点急不可待。

其实，哈里曼对于罗斯福新政的关注很是偏颇。新政提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可不在他的兴趣范畴，罗斯福改革带来的商机，才是哈里曼参与政治的主要动机。经过一番努力，哈里曼终于当上了休·约翰逊（Hugh Johnson）的特别顾问。约翰逊在国家振兴委员会出任主管，其主要职责正在于重塑商机。这一点，和哈里曼的想法完全吻合。1934年，哈里曼被任命为“国家产业复兴委员会”的首席官员。除却这个职务，他在一年多的华盛顿生涯之内并未能够更近一步。既然无望获得政府高位，哈里曼也选择辞去官职而回归联合太平洋。不过，他仍和政府保持了密切往来。时不时地，罗斯福就能收到哈里曼的问候和种种礼物——比如，特使会把自己在纽约州郊野别墅附近打到的野鸡给总统捎去一些。有时候，他又会献上红酒表示敬意。殷勤的哈里曼，倒也获得了进入商务顾问委员会的机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工商界的大人物（一些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则会把这些人称作“罗斯福驯化的百万富翁”）。他们身居政府和产业界之间，充当双方的联系纽带。

1940年春天，美国政府不情不愿地开始了战争动员。应总统的号召，许多产业界大亨都聚到了首都。他们的华盛顿之行，自然是为帮助政府开展工作。这一次，哈里曼并未收到邀约。为此，他很是郁闷了一阵子——争权不力，自然让他烦恼；况且，哈里曼一贯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坚决地和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斗争到底。“一战”过后，哈里曼等华尔街大人物都在历经重建的欧洲土地之上投入了巨资。他和他的同类，都有一点国际主义情怀。他们觉得：美国应该扶助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欧洲，美国更是别有一番责任。1940年初，哈里曼就曾表态：“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现在并未被欧洲的战火所殃及。战争的后果似乎也不迫近。但是，在这个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美国应当担起自己的职责。”一些朋友觉得，哈里曼如此执着于推动美国干预战争，多多少少也出于“一战”之中未能投身军旅的愧疚。毕竟，这层经历一直让他苦恼至今。

无论原因如何，哈里曼都成了一个吹鼓手。他多次公开表态，鼓吹美国政、商两界应当竭尽所能为英法提供一切援助。他相信，如此作为十分必要。不过，哈里曼也向朋友去信表示：自己为了生意四处奔波。每到一处，都能发现大家其实满腔热忱地想要援助海外。人民对于援助英国及其盟友法国的支持态度，远远超过罗斯福等高官的想象。不过，哈里曼也察觉到了大众的失望情绪。“人民的心中其实有些郁结。”哈里曼表示，“大家想知道，我们国家下一步到底应当做何反应？他们作为一个个的国民，又可以怎样为国尽力？”显然，哈里曼本人，也是这群失望人民中的一员。

1940年6月，哈里曼终于得到了陈情的机会。政府想要向他求教：原材料运输业如何才能和政府的动员令互相配合？其实，哈里曼并不看重原材料运输业。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寻找机会，想要在引导美国加入战局这个事业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达成自己的心头目标，哈里曼必须向一位人物寻求指点。据说，此人有着马基雅维利的才能，又像斯文加利和拉斯普京一般富于蛊惑之术。他，就是哈里·霍普金斯。

当年的霍普金斯已经51岁。他对总统的影响力几乎无人可比。更不用说，他还和罗斯福有着一层不同寻常的关系。正因如此，大家都把霍普金斯当成了华盛顿的二号人物。即便守在总统身边，他也敢发泄自己的火气。

这位面色发黄的总统顾问有着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双犀利的眼睛似乎可以看穿一切。十几年来，他一直是“新经济政策”运动的干将。自他来到华盛顿开始主持政府的紧急计划和就业政策起来，霍普金斯一直主导着运动的方向。其实，他曾经的主要责任就是花钱。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霍普金斯“花掉的钱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毕竟，经他手中流出的资金达到了900亿美元。在他的监察之下，成百上千万的失业人士收到了政府的紧急救济。而后，他们又一步一步地重新获得了工作。从修筑道路到防治洪水，从撰写书籍到描绘壁画，所有这些工作岗位都得到了政府方面的资助。

在扶助穷困方面，霍普金斯这个曾经的社工有着极大的热忱。他总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制造出最多的工作岗位。而且，他只在乎最后的结果，却不大关心结果达成的具体过程。罗斯福政府的预算部长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认为，霍普金斯其人“从不被既有观念束缚，也不大考虑法律这个禁忌……其实，他对传统一向都缺乏尊重”。许多批评者还指出：霍普金斯在施行管理责任的时候一贯粗心大意。新政效率低下、腐败横行、浪费成灾等等现象，都和他的无能息息相关。一位曾和霍普金斯在20年代共事的纽约慈善机构负责人表示：“对于金钱的价值，哈里·霍普金斯这个人连一点最基本的认识都没有。”

霍普金斯面临的批评声浪之中，那些反对总统新政的保守人士表现得最是活跃。不过，总统的好些拥趸也对罗斯福身边的这位亲密顾问很不感冒。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曾经多次和霍普金斯进行官场斗法。而且，每一次都会以伊克斯落败而落幕。自然而然，内政部长觉得霍普金斯和总统走得有点太近。而且，他随时可能给罗斯福带来负面影响并成为总统的负担。持有类似观点的政府官员，可远远不止伊克斯一人。1938年，民主党内的保守派议员差一点集体遭到罢黜，事件的背后，正有霍普金斯的积极活动。而且，他作为罗斯福的政治顾问，又为总统和亨利·华莱士在1940年大选中得到提名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上种种作为，足以给霍普金斯招来更多的仇和怨。（罗斯福打破先例寻求第三次连任的举动，让民主党内的众多铁杆粉丝也有些不大舒服。同时，罗斯福还坚持让前任农业部长华莱士出任竞选搭档。这一举动，更是在党内掀起了一股反对的声浪。要知道，华莱士其人在民主党党内人缘差到了极点。）

霍普金斯睿智敏感，而且“舌尖嘴利，脾气大得像个野蛮人”。面对批评之声，他一向报以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更刺激了这些对他不恭的人。很多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人唤进他那间破破烂烂纸屑遍地的办公室，自己舒舒服服陷在椅子当中，双脚还无拘无束地放在了桌子上。按照《圣路易斯邮报》记者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 Childs）的回忆，霍普金斯“会突然爆发，朝着批评者们大喊大叫……他从不会注意言辞，很少拐弯抹角。只需一点点刺激，他就能变身一头怒兽而扑向所有（的敌）人”。

在发泄怒气方面，霍普金斯显得毫无顾忌。他很清楚，总统就是欣赏自己这种强硬的性格。霍普金斯的才干和忠诚，也让那个他引为主公的人离不开。作为白宫的局内人，他从1939年起就在总统官邸的一个房间当中栖身和居住。要知道，这个房间曾经是林肯的书房。而且，它还处于罗斯福卧室的下方。霍普金斯的尊贵地位，他本人也很是清楚。而且，他也肯定没人能对自己发起挑战。

有那么一阵，霍普金斯甚至有了自己的政治雄心。如果罗斯福遵循传统而在两届任期之后选择归隐的话，霍普金斯很愿意跟上主公的脚步而在1940年参与竞选。当然，罗斯福并未停下脚步，而霍普金斯也没有继续追逐自己的总统梦。即便罗斯福有意让贤，恐怕霍普金斯也无法如愿。1937年，他的第二任妻子不幸离世，而霍普金斯本人也因为胃癌而接受了手术。手术尽管取得了成功，却也切除了他的大半个胃。而后不长的人生历程之中，霍普金斯一直在忍受着营养不良症的折磨。他常常虚弱得不能视事。

不过，霍普金斯仍然坚持继续工作。接下来的八年时间之内，他忍着病痛，为美国总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服务与意见。至于埃夫里尔·哈里曼，则成了霍普金斯的主要助手。

霍普金斯能和哈里曼缔结友情，还和他的一个爱好脱不了关系。对于生活品质，总统的密友一贯很是讲究。同时，他还喜欢结交有钱有名的朋友。霍普金斯生在艾奥瓦州的格林奈尔。当年来到纽约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社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在为了改善贫苦阶级的生活而尽心尽力。不过，他也热爱贵重礼物，喜欢出风头和泡夜店。20多年后，他成为参与罗斯福新政的中心人物之一。那个时候，霍普金斯就和不少纽约商界中的进步人士搭上了关系——当年，对方愿意和他交好，自然也有其目的。此外，纽约的文化艺术界当中也不乏霍普金斯的朋友。就这样，每到周末，霍普金斯或是前往哈里曼那座位于哈德逊湾的40间房间的大宅，或是来到著名报人赫伯特·巴雅尔德·斯沃普的长岛别墅。在这里，他可以呼朋唤友，和伯纳德·巴鲁克、威廉·佩利、乔治·考夫曼和约翰·海伊·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等人一起玩玩扑克，打打门球。

霍普金斯的长相难言英俊潇洒。不过，只要乐意，他可以展现出足够的机智和魅力——他总爱追求漂亮女性，而这些特性又在追逐之中格外管用。“有些怀有敌意的报纸总说他是个花花公子。对此评价，霍普金斯一概是受之泰然。有时候，他甚至乐在其中引以为荣。”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表示，“如此的描述让他自觉魅力非凡。”

1933年，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成了朋友。不过，直到1938年底，两人才真正变得亲密起来。当时，罗斯福刚刚把商务部长一职授予霍普金斯。总统心知，霍普金斯可不是美国商界喜欢的领导人物，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一干成员更不可能对他表示欢迎。而且，霍普金斯要想上任，还必须经过委员会的批准。就这样，罗斯福要求哈里曼帮霍普金斯一把。联合太平洋集团的董事长立即行动起来，他劝说自己担任主席的总统商务顾问委员会亲自出面为霍普金斯背书保证。而后，哈里曼又从其他商界巨亨那里搜集了不少赞颂霍普金斯的信件。哈里曼的努力没有白费。霍普金斯正式上任之后不久，便邀请哈里曼陪同自己前往得梅因（Des Moine）访问。在那里，霍普金斯第一次以部长的身份发表演讲。由此，他抛下了社会改革家的身份，转而誓言要用“全副的热忱和能量”促进美国商业的再度繁荣。回忆起那副场景，哈罗德·伊克斯还有些语带酸味。按照内政部长的说法，哈里曼“一直在努力扶住哈里·霍普金斯，而霍普金斯的手也总把哈里曼攥得很紧”。

反复发作的病痛，让霍普金斯不得不缩短了自己的任期。一段时间的入院治疗过后，他在1940年11月回到了总统身边。这一次，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主要战时顾问。整个国家的战备活动和武备进程，都要服从霍普金斯的监管。其实，他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和头衔，却能守在白宫自己寝室的一张方桌边上发号施令。他不知疲倦，总在催促、激励和鼓舞工商界人士尽快达成各项生产任务。尽管相关的目标，事前都被看作不可能的任务。

1941年1月，《租借法案》已经成了美国国会必须讨论的一件大事。此时，霍普金斯也得到了罗斯福的新任务。他即将前往伦敦，确定英国国防需求的同时，还得完成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霍普金斯需要判断一个问题：英国到底能不能抵御德方的猛烈攻势。准备出访期间，霍普金斯公开表示：自己一定做好准备而不会为温斯顿·丘吉尔如簧巧舌所蒙蔽。按照霍普金斯的看法，丘吉尔的能力远远抵不上他的个性。“我觉得，丘吉尔很可能会以世界头号伟人而自居！”霍普金斯告诉朋友。对此，朋友表示：“哈里，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想法去伦敦，那又和一个小地方来的沙文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那样一来你还不如立即取消行程好了。”

在伦敦，丘吉尔也得到了霍普金斯即将代表总统到访的消息。对此，首相只是表示：“这人是谁？”顾问们看出丘吉尔不是很在意，立即提醒首相小心应付。这个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首相随后也有所知晓。顾问们还告诉首相：霍普金斯一向觉得丘吉尔有些“反罗斯福”的倾向。因此，首相必须为自己洗脱冤屈。他需要向美国特使表示，自己一向对于罗斯福拥有最高的敬意。

各位顾问的种种吩咐，首相都一一照办。而且，他做得相当卖力。在首相的授意下，一辆列车来到特使降落的机场。由此，霍普金斯乘坐专列前往伦敦，并在唐宁街和位于白金汉郡的首相乡间官邸接受丘吉尔的款待。各位部长高官也遵从首相的吩咐，对于美国客人的问题几乎是知无不言。首相还亲自陪同特使走遍了满目疮痍的英国大地。其间，丘吉尔面对每个人，都竭力引荐身边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使节”。

五周的访英行程，让霍普金斯和英国领导人成了亲密朋友。虽然历史学家更加关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其实，霍普金斯和丘吉尔之间才显得更为真挚和温暖。虽然两人在出身背景方面差别很大，丘吉尔还是在罗斯福的特使身上发现了可亲可敬之处。首相本身就是个好斗分子，美国特使的尖刻、语言中的机锋和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都让他颇为欣赏。对方的责任心和坚定作风同样吸引了英国首相，更别提霍普金斯正在经受病痛折磨却无惧英国那严酷的寒冬。每到一地，特使都显得活力满满。其实，他只是依靠随身携带的各种药片强撑病体。首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及霍普金斯。丘吉尔觉得，此人“非同寻常……他就是海边伟岸的灯塔，放射出的光芒能够引导舰队顺利归航”。

一场旅行未完，霍普金斯已经成了首相的铁杆仰慕者。这时他才发现，首相并不反美，对于美国总统也并无意见。这些发现，霍普金斯都在信中向总统做了汇报。他还表示：“丘吉尔就是英国政府，这一点毫不夸张……我必须提醒您注意：您在和英方人员交往谈判的时候，唯一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人就是这位首相。”

霍普金斯为人机智，总不忘记阐发一些尖酸的议论。可是，这一次的英国之旅，他却始终心怀敬畏——无论在首相别墅还是罗纳德·特里的迪奇雷宅邸度周末，还是回到自己位于克拉里奇饭店的房间，或是前往白金汉宫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霍普金斯都有些不大自在。其实在这些地方，他的地位都很崇高，要么被英国首相待若上宾，要么就和王后平起平坐。但是，优厚礼遇也无法改变出身，他终究只是个来自爱荷华州的乡巴佬，父亲不过以售卖马具为生。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觉，又开始袭扰他的心灵。后来，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觐见斯大林。其间，他把自己的旅英感受告诉了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在我看来，那段回忆有些悲戚……也有些酸楚，对于霍普金斯个人如此，对于美国也如此。”蔡尔兹表示，“这也是对美国的世界责任和领袖能力的一种讽刺。毕竟，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担当领袖的准备。身为世界领袖，又怎么会为了自己的出身而变得缩手缩脚呢？”

随着旅程的展开，霍普金斯对于丘吉尔和英国的感情也愈发加深。1941年1月中旬，英方在苏格兰组织了一场宴会，对霍普金斯的到来表示欢迎。席间，霍普金斯表现得尤其激动。“我很清楚，大家对我回程之后面对总统的汇报内容很感兴趣。”面对宾客，特使如此表态。而后，他转向丘吉尔并开始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你走到哪里，我就行到哪里；你在哪里停下，我就在哪里安居。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说到这里，霍普金斯还略微沉吟，随后加上一句：“直到永远。”此时的丘吉尔，也是眼眶泛泪。霍普金斯的真情流露，给了首相和他的同胞以崭新的希望：显然，美国已经到了放弃中立的边缘——可惜，他们燃起的这点希望却和事实的发展并不相符。

回到美国的霍普金斯“好像完完全全换了个人”。此时，他已经“满心都是紧迫感”——在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看来，霍普金斯就是如此。2月中旬，特使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就曾通过电报向总统先行表示：“总统先生，这个岛国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国应当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东西……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关乎英国在战争中的结局。是胜是败皆在此一举。”

1941年2月，霍普金斯搭乘的船艇驶入了纽约港口。甲板上，吉尔·怀南特已在恭候他的到来。那个时候，怀南特刚刚收到赴英履职的任命状。除了这位新任的驻英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也在迎接的人群之中。其实，霍普金斯出发之前，还曾接到了哈里曼的一桩请求。“哈里，让我一起去吧。我宁愿给你拎包。”商人曾经如此表达愿望，“我和丘吉尔见过很多次面，伦敦这个地方我也再是熟悉不过。”朋友的哀求，霍普金斯没有应允。不过，特使还是暗示：总统会有“一些安排”等待哈里曼去履行。如此机会，哈里曼当然不想错过。自然而然，他一定要和归国的霍普金斯见上一面。

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已经把朋友交代的事情办妥。在特使的劝说之下，罗斯福下了决心要在伦敦派驻一名专员，以便对租借援助事宜进行监管。霍普金斯还向总统建议：埃夫里尔·哈里曼最是适合当此大任。罗斯福虽然有些犹豫，到底还是应允了这出任命。转天，哈里曼就得到了前往白宫的邀请函。

3月8日，参议院终于（很是勉强地）通过了《租借援助法案》。而后，总统向新闻界表示：“现在，在华盛顿，我们都在考虑一个速度问题。加紧速度，就在当下。我希望‘速度，加紧速度，就在当下’的口号能为千家万户所铭记，从而成为国家的行动箴言。”

总统的话语固然恳切，准备履职的哈里曼却发现：罗斯福的号召并未得到真心诚意的响应，也没有一点付诸实施的基础。1941年初的华盛顿刚刚恢复了元气，可是，“加紧速度”的重要程度并未得到众人的认可。从英国人民绝望求存的战争之中脱身而出的各位记者，尤其感觉到了华盛顿的倦怠和缓慢。他们甚至认为，美国首都仿佛处身在一片自得其乐的孤立境地——“见过伦敦历经轰炸留下的片片瓦砾场，现在的华盛顿看起来也太过清洁有序了。”

1940年秋天，《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遵从上级的调令而从伦敦来到了华盛顿。同一时间，埃里克·塞瓦雷德的工作路线几乎和雷斯顿一模一样。对于自己的新驻地，雷斯顿觉得“非常舒适”。当然，“你必须得住在‘合适’的街区，而且没有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才行”。在塞瓦雷德看来，华盛顿是一个“树木茂密的梦幻公园”，而且“就是这个国家的郊区”。这里“干净清洁又围着篱笆”，与外界的喧嚣完全隔离开来。身处此地，自然难以觉察到世界乱局的严重程度。大卫·布林克利带着北卡罗来纳一家媒体的任命来到华盛顿，后来，他曾把华盛顿比作“一个毫无准备的城市和一个毫无准备的政府。面对突然降临的世界责任，它完全手足无措”。

当然，华盛顿正在前行，它积蓄能量，朝着一座世界都市而迅速变身。其间，全城似乎都陷入了一阵忽然而来的疯狂当中。“那一阵，华盛顿处处弥漫着狂热和混乱，一切事情都不可预料。那种情绪一点也不用夸张。”罗伯特·舍伍德如是说。1940年末，舍伍德放弃了剧作生涯，转而为罗斯福撰写演讲稿。同一时期，华盛顿方面正在为了兑现承诺而忙忙碌碌，相关的紧要事宜一件接着一件：政府需要控制物价，同时兼顾原材料的分配。为了满足战时生产的需要，旧有的工厂需要转向，而一些新的生产机构也亟须建立起来。毕竟，援英方案已经通过，而美国也需要面对可能来临的战争。

许多人都觉得，监督战时生产和动员的工作应当交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来完成，负责这一部门的人也要具备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表示臣服和统一行动的能力。需要这样一位“经济沙皇”的观点，得到了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伯纳德·巴鲁克等人的鼎力支持。他们甚至联起手来，催促总统赶快设置这样一个职位。可是，总统自己却另有想法。罗斯福从来不想把权力交给他人，这次也不例外，总统一心只想加强行政管制。1941年1月初，他主持建立了生产管理办公室（OPM）。而后，又有许多类似功能的政府机构相继成立并运行。它们的职责，都在于管理战时经济。可是，生产管理办公室其实并无实权，它无法逼迫企业转入战时生产，也不能下令把原材料从民营企业调到战备部门。当时，美国经济的复苏形势一片大好，面对民众的旺盛消费需求，企业自然不想拒绝生产那些大众求之若渴的东西——比如汽车。毕竟，放弃这些订单等于放弃利润。如此情况之下，生产管理办公室只能跛足前行。为了督促企业完成总统下的那些急迫的生产任务，生产管理办公室也使出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政府的生产计划和现实一点也不合拍。”回到美国的文森特·西恩在信中向爱德华·默罗表示，“关于‘国防’和‘援助英国’的大话倒是说了不少，却完全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可是，大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个历史时刻的严肃意义。”

有了《租借法案》的授权，罗斯福也下了新的命令：美国生产的战争物资将会五五分，分别交由英美两军分别处置。不过，作为和军方一线进行接触的负责人，哈里曼发现美军参谋部的各位高官并不想把有限的武器和其他资源拱手让给他人。而且，高官们的反对态度还相当强硬。毕竟，对于这些东西，美军自己也是求之不得。还好，陆军司令乔治·马歇尔和海军司令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认识到了援助英国的必要性。几个月来，两人一直催促总统加大援英工作的力度。他们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罗斯福的意愿。可是，美军的战备状况太过苍白，而美国的战备和动员工作又来得过于迟缓。两位司令最终也转变了态度。他们一口咬定：美国自身国防需要的各种资源，绝对不能交给英国方面。

1941年早期，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只能位列五流。相较其他世界强国，美国的陆军在规模方面仅仅居于世界第17位。当时，德国陆军的兵员超过400万，英军也有160万之众。嗷嗷待哺、巴望议会拨款的美国陆军的总人数不超过30万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也只是刚刚入伍）。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都还未能整备成形。受训期间，新兵们只能拿着扫帚当步枪，并把锯木架想象成为反坦克炮台。一名研究军事历史的学者觉得，当时的美国陆军实在太过不堪。如果“墨西哥的强盗土匪跨过里奥格兰德河入境劫掠”，恐怕美国陆军也不是对手。海军的状况虽然好上一些，但是，大多数船艇的历史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于空军方面，能够参战的飞机也只有2千架。

经过与军方和政府高层人物的数轮会谈，哈里曼终于认识到了一点：“我们的军事能力目前还相当有限。陆海军为了凑出目前这些援助物资，几乎已经大伤元气。接下来，他们已经是捐无可捐了。起码在好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英国人都收不到任何捐助了。”哈里·霍普金斯倒是一直在为英方急切求助。可是，他并未能够打动美国高层，反倒有好些高官觉得霍普金斯如此热情只是着了丘吉尔的道而已。“深更半夜从港口递来一封信函，我们怎么可能严肃对待呢？”这是一位高官抱怨的话语。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在指责总统顾问和英国首相之间那出了名的彻夜深谈。

美国军队当中不乏对英国观感不佳的人士。他们觉得：英国的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竭。美军的悉心援助，最终只能成为德国人的战利品。正是由于这股反英情绪，援助事务也变得更为复杂。1940年底，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曾向一名副官坦承：自己面对“美国海军当中甚嚣尘上的失败主义情绪，真是有些身心俱疲”。在诺克斯看来，这种情绪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肯尼迪大使归国之后发表的那出演讲”。

上任之后不过几天，哈里曼就意识到了自己这份工作的难度和意义。他很清楚一点：要想劝服美国军方领袖，让他们将武备和援助心甘情愿地交到英国人手里，自己必须先让丘吉尔和英国方面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英方必须证明，他们索求的资源可以得到立即运用，而且有着急切的必要性。为此，英国人必须把己方的所有机密一一道出。他们的库存和生产能力，也要向美国人完全袒露。“如果我们不知道首相对于战争的规划与策略，”哈里曼在备忘录中告诫自己，“我们的军方人士只会拖他的后腿。”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哈里曼还得说服美国总统，让他在租借协议之外为英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没有几个月的等待时间，这些物资根本不会登上英国的海岸。跨越大西洋的航路漫长而又充满危险。哈里曼觉得，美方军舰应该为途中的英国商船提供护航服务。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史汀生、斯塔克和多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认同。不过，罗斯福对一切形式的护航活动都抱有反对态度。他的政府已向人民和议会作了保证：所谓租借援助条款，其实就是美国避免战争的一种保证。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在不卷入战事的情况下阻止纳粹的扩张（国会当中，佛罗里达籍议员克劳德·佩珀是《租借法案》少有的几个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佩珀的态度相当坚定。不过，他的理由也来得颇为粗鲁——有了美国的援助，英国人可以“像雇佣兵一样为我们而战”）。美方一旦加入护航，就有和德国的海空力量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一点，罗斯福当然心知肚明。要知道，这种冲突，当时的美国总统可还没有做好准备。

前往伦敦之前，哈里曼和罗斯福进行了临别会谈。3月初的这次见面，反倒让哈里曼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隐约间他仿佛觉得：其实总统对于英国的生死存续并不特别上心。“我总有一种感觉：总统并未认识到我心目中的现实处境。要知道，我觉得德国很有可能……在英国支撑不住之前就将其完全击倒。”赴任途中，哈里曼写下了如此的感想。“总统并不想要引导民意，也不愿意推进参战的过程。他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只要我们的援助能够到位，英国人自己就能把事情搞定。我很担心：如果英国突遭变故，我方的各项援助可能都会来得太迟。”

3月15日，哈里曼抵达了布里斯托尔。在这里，丘吉尔的海军大臣接见了他。随后，特使和大臣登上军机，前往首相郊野别墅附近的一处军用机场。此地距离伦敦北部大约50英里。几小时过后，美国方面负责租借援助事务的特使已在英国首相用于乡间度假的卧室当中安下了身。当时，丘吉尔正因为感冒而卧床休养，可是，他还是挣扎起身并和哈里曼见了一面。“私下里，首相和我谈到了战争的方方面面。”稍后，哈里曼向留守纽约的妻子玛丽写信，“大西洋海战和商船的保护工作就是他心目中战争的决胜关键。”哈里曼告诉首相：自己必须对英国的战备情况和相关需求知根知底。即便最为绝密的信息，英方也不得有所隐瞒。他的意见，得到了首相的全力应允。丘吉尔给予哈里曼的回答，几乎和早前面对怀南特的话语一模一样。而且，首相还表示：“我们不会对您有任何隐瞒。”

总体而言，丘吉尔还算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许多方面，两名美国外宾都成了首相求教的重要高参。按照首相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的看法，美国大使馆“几乎成了唐宁街10号的一处延伸”。科尔维尔还表示，“我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都经常造访格罗夫纳广场1号（去和怀南特商谈事情）。”秘书甚至不止一次带着首相的文稿，前往大使官邸请怀南特审阅和斧正。他还记得，有那么一次，大使“阐述了四点重要的观察所得。这些所得，都和美国方面的支援脱不开干系。他的洞见和敏锐让我深表叹服。而后，我向首相汇报了大使的意见，也得到了他的接受”。

怀南特和唐宁街10号接触频繁，同样也与外交部和安东尼·艾登来往密切。1941年，艾登取代哈利法克斯勋爵成为外交大臣。交往之中，美国大使和外交大臣变得非常亲密。他们的许多交流，甚至没有经过外交文件的正式记录——这一点，在国际交往的历史上可是前所未见。艾登觉得，自己和大使“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一点：如果我们之间的对话需要事无巨细的记录——要知道，我们每天很可能有两到三次交流的机会——那么一切事情可能都无法达成”。他们的会面地点，通常选在艾登那“洞穴一般”的办公室。对话开始之前，大使还会习惯地对着大臣书桌上方悬着的乔治三世画像戏谑一番。他们的话题相当广泛，从美国的援助一路聊到英美对待法国维希政府的态度，几乎无所不包。“我和大臣的关系不算正式甚至有些奇怪，”怀南特表示，“它基于个人友情，又和我们国家之间的邦谊息息相关。”

关于怀南特的人缘，哈里曼也曾向总统提及。上任一月有余的特使给罗斯福去信表示：“您的大使赢得了英国各个阶层人士的一致信任和尊敬。我觉得，他在离任之前就会变成英国历史之上最受爱戴的美国人。他富于热情和悲悯，又具备献身精神和敏锐的判断力。”

供职社会安全署期间，怀南特的行政能力一直为人诟病。到了大使任上，这个缺陷也没有丝毫改善。按照使馆里政务参赞西奥多·阿基利斯（Theodore Achilles）的看法，大使“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行政人员之一”。他常常忘记约谈的时间，还会把英方要员晾在办公室外面长达好几个小时。而且，大使总是把各种机密文件揣进兜里，而后毫无顾忌地游来逛去。在他的住所里，馆员们可以轻易搜出各种机密电报，这些文件通常四散在公寓的书桌乃至地板之上。对于大使的这点习惯，安保人员当然十分恼火。有一次，他甚至忘记首相即将前来共进晚餐，而他的管家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待到丘吉尔大驾光临，大使却拿不出任何东西可供款待。

除却这种种缺点，怀南特仍不失为一位富于感染力的上司。在华盛顿，他的这个优势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上任时间虽然不长，使馆工作人员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前任大使给他们留下的反感和厌恶，由此一扫而空。通过使馆，华盛顿方面收到了不少有效情报。英国的战争准备和战事发展，对于美方的相关工作自然大有裨益。怀南特等人提供的情报涉猎广泛——从英军处理伤员和轰炸残迹的工作进展，到英国国产坦克的踏板缺陷，都在报告当中能够找到踪迹。后一类的信息，更是让美国军方在坦克装备当中避免了许多走弯路的可能。

1941年5月，爱德华·默罗给纽约的一位朋友去了一封信：“你肯定很想知道一点，怀南特和哈里曼在这边的工作实在堪称一流。美国使馆的工作速度和效率也叫我刮目相看。”不过，丘吉尔虽然很是尊重怀南特，却在哈里曼的身上花去了更多的时间。首相觉得，哈里曼的存在对于本国的战争前途更为关键。时光流转，哈里曼的重要性还在逐日增加：愈来愈多的英国商船遇袭沉没，而希特勒对于希腊的觊觎也在公开化。要知道，希腊一向都是英方的保护国。在北非，德军正有援助意大利盟友的动作。先前，英军已经在意大利军队身上取得了胜绩。当时，丘吉尔只想美国人提供更多的舰船、飞机、武器和装备。要达成这个目标，哈里曼这个新来乍到的美国客人可是必须伺候得当。不过，首相曾经成功降服了霍普金斯和怀南特，这一次，他自然要为了自己的所需所求而故技重施。

哈里曼甫上任，英方就为他在海军本部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英国军方的秘密电报和文件，美国特使都可以随意调看。战时内阁就大西洋海战召开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哈里曼也列席旁听。关于运输、补给、飞机制造和食品、战时经济等各部大臣更是要和美国特使时时展开会谈。哈里曼自己也表示：“每位大臣……都对我把最为敏感的信息和盘托出。面对他们的坦诚，我有时候倒显得局促起来。毕竟，他们的许多问题我都只能虚与委蛇。美国具体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我也答不上来。”哈里曼还觉得，英方人员并不把自己当成一只“守着美国援助物资的看门狗”，相反，他更像一位“大型企业派来的生意伙伴”。在一封写给“联合太平洋”总裁的信件中，哈里曼坦承：“我现在基本就是英国内阁的一位编外成员了。”面对妻子，他更是骄傲地宣称：“每一周，我都会和首相共度一天。到了周末，我俩更是常常形影不离。”这番炫耀确非虚言。哈里曼在英国的最初八个周末当中，七个都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度过。他可是丘吉尔热情款待的一位座上客。“我真是兴奋透了。”数年之后，哈里曼回想往事也是兴奋不已，“就像一个闯入了战争中央的乡下仔一样。”

英方的礼遇，让哈里曼产生了大权在手的兴奋感觉。而后，他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盘，格罗夫纳广场3号，成了他的“租借援助使团”在伦敦的所在地。楼宇共有27个房间，而使团总共不过八个工作人员。哈里曼自己的办公室当然宽敞豪奢。按照助手的看法，特使的这个办公地点“让人嗅出了一点墨索里尼的感觉”。这也难怪，房间本来就是由一处豪华公寓改建而来。

怀南特却不喜欢肯辛顿宫的那处堂皇的官方寓所。于是，他也选择成为格罗夫纳广场3号的一个住客。在大使看来，栖居之地的首要要求在于接近使馆。于是，他租下了一处装修简单的三居室。而且，他坚决要求和英国国民同甘共苦——对方必须遵守的配给制度，他也要一体遵行。大使的高风亮节，还让他的管家大感失望。

哈里曼的身家，在美国也能居于最前列，自然，他可不想效仿怀南特那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多切斯特酒店底楼的一处豪华套间，是哈里曼在伦敦选好的住所。10年之前，酒店刚刚落成。纵观整个伦敦，大家都觉得这所酒店在面对德国空袭的时候最是安全。而且，此地的隔音效果也特别有名：卧室的地板和墙壁当中都塞进了压缩海草，外墙则有软木塞隔音。位于梅菲尔的这间酒店不乏尊贵的客人——其中包括英国内阁的各位大臣，也有欧洲各国流寓此地的王族和要员以及世界各国的将军和元帅。当然，轰炸的阴影下，家资饶富的伦敦人也是这里的常客。著名作家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就觉得自家的砖石结构不甚牢靠，于是搬进酒店以避难。伦敦交际圈的一位红人认为，多切斯特酒店就是“专供富人入住的一处金光闪闪的避难所”。至于“现代巴比伦”和“挤满了阔佬的城堡”之类的名头，也是不一而足。

国难期间，大多数伦敦人都在承受食物匮乏的痛苦。多切斯特酒店的各位住客可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享用的草莓、熏鱼和牡蛎完全供应充足——其实，伦敦的其他著名食府也是如此。用餐的时候，酒店的乐队还会在一旁演奏助兴。某位保守党成员曾在大轰炸期间来到酒店吃过一次饭。而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想：“我是没见过比今天这场宴会更为铺张浪费的场合，更加销金的事情大概也不会有了。大家吃掉的食物、舞池的拥挤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屋内的灯光和欢乐，与屋外的黑暗与枪炮声形成了鲜明对比，真让人不寒而栗。”

死亡和毁灭的陪伴下，如此的奢侈生活自然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胃口。“身处萨伏伊和多切斯特的餐厅当中，我总觉得自己内心难安。毕竟，轰炸方才过去而已。”本·罗伯逊写道，“音乐和食物，就像是对良心的拷问。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防空掩体中栖身，还有更多的人已经失去了生命。”战火当前，伦敦竟然出现了如此对比强烈的生活场景，爱德华·默罗同样也为此深感揪心。广播中，他曾提起某处避难所里污糟而危险的环境。而且，这家防空洞就位于多切斯特酒店的对面。当然，默罗也说起了酒店自带的防空设施，设施就在酒店的地下室，那里的简易床上也铺好了舒适的鸭绒被和蓬松洁白的枕头。

当然，哈里曼可没有类似的愧疚之情，对于自己的新住处和新生活，他怀有满满的激情。作为城中最新的一位“美国VIP”，他沉浸在他人的关注与邀约之中。“最近我收到的信件实在太多。”特使致信妻子表示，“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在英国拥有这么多知交与朋友……共度周末的邀请，可以让我的档期一直排到世界末日。晚餐、午餐、鸡尾酒会，各种邀约数不胜数。”哈里曼结交天下的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几乎有些应接不暇。他告诉妻子：“有一天，澳大利亚的总理突然闯进我的房间。他这人真不错——这可不是吹嘘——第二次相见的时候，我就开始叫他的昵称‘鲍勃’了。”

为社交生活乐而不疲之余，哈里曼也得适时收敛爱好。每到工作日，他实在有太多急于处理的烦人事务。和怀南特一样，哈里曼初来乍到就要为英美关系中的种种疙瘩而烦恼不已。随着时间推移，美方的一项要求也愈发坚定：为了抵偿美国的援助，英国人必须出售相应的资产。对此，英方自然大为光火。罗斯福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总统希望丘吉尔能用金钱表达诚意，同时减轻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毕竟，有些孤立主义者担心，英国人会利用租借援助条款而吃白食。1941年初，总统命令一艘驱逐舰前往南非。在那里，美国人收获了价值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并将其搬运回国。而且，罗斯福政府还强迫英方将国营企业美洲黏胶公司出售给了一个美国财团，而后，财团又把公司以更高的价格抛售出去并大行牟利。

美国人的如上行动“就像一个苛刻的治安官，正在对债台高筑、孤苦无依的人进行最后的搜刮”。——愤怒的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当中如此发泄情绪。只是这封电报，首相从来也没敢发送出去。“我敢肯定，你们如果不想用参战之外的一切方式向我们表示支持，你们肯定也不愿意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没法断言自己一定能够击败纳粹。而你们能否获得整装待战的时机，我就更不清楚了。”面对内阁的一位下属，首相干脆地把自己对于美方的怨气一吐殆尽，“因为据我的估计，德国人不但会剥了我们的皮，还会把我们的肉也剔得一干二净。”美国方面那一板一眼的生意经，让英国人简直怒不可遏。尽管哈里曼等人竭力灭火，这股怒气也一直存在，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散去。“对于美国的援助，英国人真是怨愤不已。”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在日记中表示，“不过，他们必须吞下对方递来的善果。可是，上帝啊，这枚果子实在让人如鲠在喉。”

哈里曼忙于处理英方的资产。与此同时，他和怀南特还有另一重艰辛的工作：丘吉尔首相也好，一般的英国民众也罢，大家对于美援的期待都在不断上升。他们甚至觉得，美国会在1941年的暮春或者初夏加入战局。如此错误的认识，倒也有着好几个立论基础——霍普金斯“至死追随”的演讲打动了不少人。温戴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的一番评论也吊起了英国人的胃口。威尔基觉得：如果罗斯福能在1940年连任总统，美国就会在4月之前正式参战。哈里曼代表的“租借援助”，也是英国方面的一颗定心丸。其实，霍普金斯倒是几次想给首相和他的人民浇点冷水。哈里曼和怀南特，也在试图安定大家的情绪。

《租借援助》的敲定，代表美国朝着参战迈出了一大步。不过，哈里曼和怀南特都指出：此等协议并不具有决定性。有那么几次，他俩都在向英国公众介绍本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运动的巨大能量。美国政治的一些特性——比如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哈里曼和怀南特也希望英国公众能有相应的认知。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首相因此觉得自己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其实，他和他的阁员都不知道英美体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毕竟，英国的代议制度当中，行政权和立法权紧密结合，而所谓的党争其实也相当有限。

正因如此，怀南特和哈里曼不得不反复告诉首相：虽然他可以掌控英国上下两院，罗斯福却没有这种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宣战是国会的权责，而总统对此并无发言权。1941年春天的那个时候，国会当中的大部分议席还被孤立主义者所把持。他们可没有一点参与战争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