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母亲爱我，但最初她并不想生下我。她怀上我前的几个月，为了买避孕药拼命地攒钱——有时是她步行很远去集市省下的一点车钱，有时则是她卖番茄时讨价还价抠下来的几分薄利，诸如此类。她是绝不敢在我父亲面前提“避孕药”这三个字的。雅兹迪人不和教外的人通婚，也不向教外的人传教发展信徒，唯有通过多生多育才能保证我们不会有朝一日彻底绝迹；此外，一个家庭要是孩子越多，就可以有越多的人分担地里的劳作。我的母亲设法连着买了三个月的避孕药，直到花完了她存的钱才作罢。几乎是同时，她怀上了她的第12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我。
我的父亲结婚两次，结发妻子不幸早亡，留给他四个孩子。我父亲为了找个女人照料他们，娶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出生在科乔村一个贫穷而又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家庭，生得美丽动人；而父亲当年颇有田产禽畜，在科乔村里已是富户，所以当他去我母亲家提亲时，我的外公很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我母亲在不到20岁的年纪，连做菜都还不会，便嫁作人妇，不仅一下成了四个孩子的继母，自己也很快怀上了新的孩子。她没念过书，目不识丁。
和许多母语是库尔德语的雅兹迪人一样，她不会说阿拉伯语，几乎没办法和村外来参加婚礼或者做生意的阿拉伯村民打交道。甚至连我们雅兹迪人自己的宗教故事，她也只是一知半解。然而她却硬是一肩扛起了身为农民妻子的无数重担——她生了整整11个孩子，并且除了生我的双胞胎哥哥萨乌德和马苏德那一回，几乎从没去过医院，一直都是在家里分娩。可在雅兹迪人的眼里，女人不仅要能生能养，还得能上山劈柴，下地插秧，自己开拖拉机，除非临盆，否则一刻都不得休息，甚至连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也得抱着自己的娃接着干农活。
我父亲是科乔村里有名的老派雅兹迪男人，恪守传统，信仰坚定。他把自己的头发编成一根根长辫，头上也常年裹着传统的白头巾。每当村里来了吹笛打鼓、吟曲诵经的游方乐人（qawaal），我父亲也常常会和几个村民前去迎接他们。在村里的集会所（jevat）里，我父亲也常常代表其他男人们，在宗教或者世俗的问题上请求长老的意见，在村里颇有地位。
我父亲平生最恨不平之事，疾恶如仇，又因为他是个最为仗义之人，往往会为弱者拔刀相助。与他相熟的村民们常喜欢回味他的那些英雄事迹——有一回，我们的长老艾哈迈德·贾索被附近一个部族绑走，险些遇害，多亏我父亲营救才逃出生天；还有一回，有一个逊尼派族长的马厩里跑了几匹值钱的阿拉伯马，却发现科乔村的一个贫穷农夫哈拉夫正骑着一匹在附近的田地里晃悠，便要找他算账。我父亲靠着一把手枪，帮哈拉夫解了围。
我父亲的朋友在他去世后告诉我们：“他总想做仗义的事情。就像有一回，一个逃离伊拉克政府军的库尔德兵跑到你家，他明知政府的警察正在搜捕此人，可仍然收容了他，并且留他在自家睡了一宿。”后来那个库尔德兵被上门的警察逮住时，我父亲也差点跟着坐牢，可他说服了警察放过自己。他告诉警察：“我帮他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我帮他是因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警察们就放了我父亲。“谁想得到他救的人是马苏德·巴尔扎尼的一个朋友！”我父亲的朋友们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对他当时的奇遇啧啧不已。
我父亲从不欺负弱小，但他也从不怕事。多年前农田里一场冲突使得他半边失明，一只眼眶里只剩下一颗萎缩而混浊的眼球，样子像我小时候玩的弹珠子一样。这也使得他看上去就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我常想，如果“伊斯兰国”占领科乔村时我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拉起一支人马反抗那些恐怖分子的。
1993年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关系早已疏远，而我母亲也日日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她曾告诉我说，我父亲前任妻子的长子几年前在两伊战争中战死之后，家里就没有再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父亲那段时间还曾带另一个名叫萨拉的女人回家，还纳她做小。如今那女人和她的孩子们住在我家另一侧的一间房子里——在我母亲眼里，那房子从来都应该是她自己的。一夫多妻制虽然并不触犯雅兹迪人的规矩，但终究不是一件体面事，科乔村里要是有人娶妻后再纳妾，大抵要被同村人戳脊梁骨。不过村子里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过我的父亲。他迎娶萨拉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大片土地和许多只羊，当时正值两伊战争，经济制裁和战火的双重压力之下，他急需添人进口才能渡过难关，而要我的母亲接着生育，实在是强人所难。
我没有办法指责我父亲娶萨拉这件事。毕竟，要是我们家一年种不出足够数量的番茄，或者腾不出足够的人手去寻找好的草场放羊，全家人的生计都将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想要娶二房生更多的孩子，实为生活所迫，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另娶妻子的动机并不单纯，他把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都逐出家门，赶到我家房后的一间小屋里住，钱粮田地一概不给。我知道我父亲爱萨拉远胜过爱我的母亲，我也知道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把别的女人带回家的那一刻起，已经彻底对他死了心。我们被赶走后，她常会对我和我的两个姐姐迪玛尔和艾德琪说：“上天保佑，你们以后可别像我一样受苦。”至于我，我希望长大了以后能和我母亲变得一模一样，可我也不想被人无情抛弃。
我的哥哥们可不像我们姐妹几个那么愿意体谅父亲。马苏德曾经火冒三丈地指着我父亲大喊：“神一定会惩罚你的！”不过即使是他们也承认，安排我母亲和萨拉各住各家，不让她们在父亲面前争风吃醋，还是让大家的日子都稍许平静了一些。几年以后，她们两个也渐渐学会了与对方和平共处。科乔村并不大，我们几个和父亲还有萨拉难免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每天去小学上课的路上，也都得路过我母亲当初生下我的，如今却属于父亲和萨拉的那间房子。上学路上总有许多狗跑来跑去，但只有他们家的狗见了我不会叫，因为它还认得我。
我们甚至还会和父亲他们一块去度假，坐他的车去辛贾尔城或者进山里。2003年，我父亲得了一回心脏病，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一个身体强健的壮年男人眨眼之间变得只能枯坐在医院的轮椅上，满身是病，老弱不堪。他几天后就去世了，我们都觉得与其说他是没熬过心脏病，更可能是他无法接受自己突然老不中用。马苏德开始后悔对他大喊大叫。他原本以为父亲坚强得很，什么事情都可以扛下来的。
我母亲在信仰上非常虔诚，笃信征兆和托梦——很多雅兹迪人都靠这些东西占卜吉凶。每到新月高悬的时候，我母亲一定会在院子里点起蜡烛。她跟我解释过：“这个时候小孩子们最容易生病或者走霉运，我得祈祷你们能平平安安。”
我的胃一直不好，犯胃病时，我母亲就会带我去找那些雅兹迪行脚医，他们会给我一些草药和茶，尽管我十分讨厌那些东西的味道，我母亲也会督促我服下去。若是村里有人过世，她就去找村里的神汉（kochek），确认死者已经安然离开人间，进入来世；我们雅兹迪人都会去伊拉克北部的拉里什山谷里朝圣，因为那里有我们最神圣的神庙，而大多数朝圣者在返程前都会采一撮那里的泥土，保存在口袋或是钱包里当护身符，而我的母亲日夜贴身带着那些土，哥哥们离家参军之后更是片刻不离身。她常说：“娜迪亚，他们在外面太危险了，能保佑他们一点是一点。”
母亲不但虔诚，也十分勤劳肯干，即使时世艰难，也努力让我们能生活得好一些。雅兹迪人在伊拉克算得上是最贫穷的群体，而我家在科乔村都难称富裕，我的父母分居之后更是不如以往。我的哥哥们经年打井为生，不仅得徒手刨坑，还得小心翼翼地在潮湿且充满硫黄的地底下作业，以免段了骨头；除此之外，他们和我的母亲还有姐姐们也会去别人的田里帮工，采收番茄和洋葱，从别人卖菜的利润里换来一点点微薄的酬劳。我10岁以前，几乎从未在晚餐桌上见过肉，都是靠煮菜过活；而我的哥哥们曾说，他们穿的旧裤子除非是破烂到露出整条腿来，不然是绝不会买新的来换的。
靠着母亲的打拼，以及2003年后伊拉克北部的经济复苏，包括我家在内的雅兹迪人的生活渐渐得到了改善。伊拉克政府和库区政府征募边境守卫和警察部队时，我的哥哥们都应征入伍。当兵是个危险的差事——我的哥哥贾洛加入了一支警察小队，负责保卫塔勒阿法尔机场的安全。伊拉克战争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战死在了那个机场。然而当兵危险归危险，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们最后攒够了钱，从我父亲的地盘上搬到了我们自己的新家。
那些只知道我母亲信仰虔诚、勤劳肯干的人们常常会惊讶于她极强的幽默感。她总是能在生活的艰苦中咂出一丝快乐的滋味。她很喜欢开玩笑，而且什么都敢拿来开玩笑，甚至连自己几乎肯定不会再嫁这样的苦楚事，都能变成她逗乐的材料。她和我父亲分居几年后的某一天，科乔村里来了一个男人，想追求她；母亲抄起一根木棍，把他撵出几里地去，告诉他自己绝不再嫁。她回来时乐得直不起腰，跟我们说：“你们真该看看那人被吓跑的样子！”她学着那个人落荒而逃的样子，把我们都逗得哄堂大笑。末了她补了一句：“我就是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被拿着木棍的老太婆吓跑的男人！”
母亲开起玩笑来百无禁忌——有时她拿被父亲抛弃的事自嘲，有时她拿自己的倒霉事儿打趣，在我迷上摆弄发型和化妆时，她也会笑我痴痴的模样。我出生之前，她曾去成人扫盲班上过课；我年岁稍长之后，也会帮她开小灶。她学得很快，我觉得其中部分原因是她犯错时总能一笑置之，从不感到沮丧。
每当她谈起怀上我之前拼命买避孕药的故事时，她的语气听上去总像是在讲述一个很久以前读过的小笑话。当时的她十分抗拒再生一个小孩，可她自打生下我的那一刻起，就特别喜欢我，如今她甚至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回首往事，母亲不禁感到好笑。每天早晨我都凑在家里的土灶边一边取暖，一边和忙着烤面包的母亲聊天。我早就暗暗下定决心，永远不会离开家，离开母亲。要是她流露出更喜欢我姐姐或者表姐的意思，我总是会朝她娇嗔吃醋。我甚至从刚出世起就和母亲睡同一张床，直到后来“伊斯兰国”进了科乔村，我们一家人才被迫背井离乡，天各一方。母亲在家中既当妈又当爹，我们长大懂事之后，才知道她一路走来尝过多少艰辛，我们对她的爱也因此更加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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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家的土地上出生长大，对这里充满感情，从来没有想过到别处生活。可在外人看来，科乔村贫瘠不堪，民生凋敝，穷得几乎无可救药。美国大兵们初来乍到时，遇见成群的孩子呼啸而至，向他们讨糖果或者笔的时候，恐怕也曾作如是想；而我，也曾是那些围着美国兵乞求施舍的孩子之一。
库区的政客们偶尔也会来科乔，但只有近几年如此，而且大抵只有在选举前才能见到他们的尊容。巴尔扎尼的库尔德民主党（KDP）2003年后在科乔村开了一个只有两间屋的办事处，不过大多数时候，只有村里的党员们会去那里消遣取乐。许多人私下里埋怨库尔德民主党强迫他们表态支持，强迫他们承认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的一部分，辛贾尔是库尔德斯坦的领土。至于伊拉克的政客们，他们向来对我们爱答不理，萨达姆曾经想通过威逼利诱让我们承认自己是阿拉伯人。他不知道的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而放弃我们的传承，即使强迫我们就范，我们也总有一天会起身反抗。
某种意义上，单单是敢住在科乔，就已经很需要勇气。70年代中叶，萨达姆就开始强制要求少数民族从辛贾尔山附近的家乡迁到新规划的煤砖房小区里，以便控制这部分人口，继而推进伊拉克北部的所谓“阿拉伯化”政策。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都在强制迁徙之列，不过科乔村因为远离辛贾尔山，反倒免于此难。迁走的雅兹迪人逐渐不再重视我们的传统，而这些传统的火种都在科乔村里得到了保存和传承。我们村的女人们依然和祖辈们一样穿着白色的薄纱衣裙；我们村的婚礼上还会保留原汁原味的雅兹迪歌舞庆典；也只有在我们村，人们还会为了向神请求赎罪而诚心斋戒——许多雅兹迪人早已放弃了这样的风俗。
科乔村是我们安全而温馨的避风港，即使村民们偶尔有土地或者婚嫁方面的争执，通常也会轻拿轻放，以和为贵，整座村子里始终亲如一家。即使是半夜三更，村里人也可以在路上溜达，穿门过户，一点都不用担心安全。我曾听村外的人说，每当夜晚降临，四里八乡只有科乔村有灯火的光亮。艾德琪也坚称，她有一回听别人说科乔村是“辛贾尔的巴黎”。
科乔村是个年轻人的村子，孩子也不少。亲眼见证过“费尔曼”的人在村子里凤毛麟角，余下的村民们则相信那些痛苦的岁月早已远去。我们大都觉得，如今这个世界早已进入了现代文明，像一群人因为信仰不同遭到屠杀这样的往事，绝难在今天重演——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童年听得最多的除了传统故事，就是对过去种族迫害的回忆，它们是每个雅兹迪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母亲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们讲过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姐妹仓皇离乡，从土耳其出逃的故事。土耳其曾是许多雅兹迪人的祖居之地，奥斯曼人开始迫害之后，她们几个逃亡的时候，在一个山洞里被困了数日之久，为了保命，她的母亲不得不煮皮革给她们吃。这个故事我听了无数次，每一次听，我的胃总是不住地打滚——我觉得就算我饿疯了，也绝不会把皮革往嘴里送。不过对我来说，这毕竟只是个故事罢了。
科乔村的日子并不好过。村里每个当爹妈的人，尽管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可也没有不为养自家孩子而发愁的。为了养家，每个大人都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刨食。若是谁家孩子生了病，大人就去采草药，若是草药治不好，大人就得把孩子送到辛贾尔城或者摩苏尔看医生。
若是孩子要衣服穿，当妈的就得亲手缝，家底殷实些的话，才能每年去赶一次集，买些新衣服回来。联合国为了赶萨达姆下台制裁伊拉克的时候，我们都哭得泪汪汪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买不到糖了。等到村子里终于盖了一座小学，过了几年又添了一座中学之后，大人们都在心里默默打起算盘，思考到底是该送孩子读书还是留孩子在家帮着干活。雅兹迪人大都没有上过学——不仅伊拉克政府不准我们接受义务教育，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也不愿看到雅兹迪孩子上学。他们担心国立学校上课的时候会提倡异族通婚，让雅兹迪人的后代逐渐失去身份认同。至于父母们，他们担心的则是家里少一个劳力可能带来的困难，此外他们也会嘀咕：就算让孩子上了学，将来能有什么出路？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工作？又能找得到什么工作？科乔村里显然是没有什么工作的，而会想要离开族人移居村外讨生活的人只有两种：要么真的是志向远大，要么就实在是走投无路。
为人父母有多爱自己的孩子，一旦不幸失去他们，受到的痛苦就有多深。干农活并不是什么安全的劳动，事故时有发生。母亲曾亲眼看见自己的姐姐被加速的拖拉机甩出驾驶座，在家里的麦田中间活活被碾死。她常说那一天是她童年的结束。我的哥哥贾洛和他的妻子阿斯玛生过八个孩子，可因为阿斯玛遗传的一种怪病，其中四个都是在襁褓时便早早夭折。贾洛两口子一贫如洗，买不起药，也看不起病。
雅兹迪女人和伊拉克其他地方的所有女人一样，不管婚姻生活有何种曲折，只要丈夫一纸休书端到面前，便得任凭他们处置，毫无半点权利可言。我的姐姐迪玛尔离婚后，一部分孩子就被她的丈夫领走，剩下的则死在了战场上。我出生的时候，第一次海湾战争已打了两年，激战正酣，而离两伊战争结束，也不过才过去五年的时间。萨达姆和伊朗打了整整八年，除了满足他对自己人民扭曲的控制欲之外，对伊拉克并不曾有过半点好处；而那些不幸早早战死，从未与我们谋面的孩子们，好似盘桓在全家人心头的幽灵，久久不散。我父亲在他的长子牺牲后，剪掉了他的辫子志哀；虽然后来父亲又为我的另一位哥哥起了与长子相同的名字，但曾经的骨肉之痛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他终其一生，再也不曾启齿念过那个名字。父亲管我的那个哥哥叫小名“赫兹尼”，意思是“悲伤”。
由于天气恶劣，四时节令变化无常，雅兹迪人只能靠收获和节庆来计算时日。严冬来临时，科乔村里的泥巴巷子仿佛水泥一般，能硬生生将穿在脚上的鞋子拽下来；夏天则是酷热难耐，全村人都只能在夜里摸黑下地，以免被白日的热浪炙烤到昏厥。要是某年地里的收成不好，接下来的几个月，村民们脸上总难免一片愁云惨雾，死气沉沉，直到来年开春播种才能堪堪打起精神；有些时候，即使年景不错，可无论收成多少，我们始终挣不到几个钱。每年收获之后，我们把成袋成袋的蔬菜扛到集市上卖，买主们各取所需，而我们则不得不面对直白而残酷的市场行情——哪些庄稼卖得不错，而哪些则注定要烂在我们手里。小麦和大麦通常是卖得最好的；洋葱虽然也卖得出去，但卖得不多；至于常常积压过多的番茄，好几年我们最后都不得不拿去当饲料喂给畜生吃，只求把它们全部处理掉。
可是，无论科乔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我也从未想过离开。村里的路虽然一到冬天就泥泞不堪，但它连接着我所有的至亲好友，让我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他们，而不必跋山涉水才能见上他们一面；科乔村的夏天或许骄阳似火，可我们也因此有了结伴在屋顶上过夜的乐趣；在田里讨生活虽然辛苦，但靠着老天赏饭，我们也能过上朴素而又快乐的日子。我深爱着科乔村这片土地。我还小的时候，就会用废弃的纸箱和捡来的垃圾拼拼凑凑，搭个小小的科乔村模型解闷。凯瑟琳会和我一起亲手削刻几个木头娃娃，充当村民，还把它们两两配成夫妻过家家。我还捡来一个原本用来装番茄的柳条筐，在“村子”里开了一间“理发店”，供“新娘”们结婚前装点打扮。
当然，我不愿意离开科乔村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的家人。我们一家人丁兴旺，就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小村子。我的八个哥哥里，埃利亚斯年纪最长，在我们眼里，称得上是长兄如父；哈伊里则是家里第一个参军的，他去了边境守卫部队，当兵养家；比塞性格固执，但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直保护着家里的每一口人；马苏德是科乔村里最好的机修工（此外也是村里公认踢球最好的人）；他的双胞胎弟弟萨乌德则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部；贾洛性格外向，无论是村里人还是村外人，他都以诚相待；赛义德鬼点子多，每天都闲不住，做梦都想着去当个英雄好汉；年纪最小的赫兹尼是个梦想远大的人，其余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宠着他。至于还住在家里的两个姐姐，迪玛尔是个安静和蔼的姑娘；而艾德琪性格纯粹直爽，前一天能和家里的男孩为了谁来开家里的皮卡打起来，后一天却能坐在自家院子里为一头夭折的小羊羔哭上好久。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哈立德，瓦利德，哈吉，纳瓦夫，还有姐姐们——哈莱姆和海亚姆，也都住在附近。
我的母亲名叫莎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好母亲一样，她每天都在努力给我们提供吃穿用度，让我们能够对生活充满希望。科乔村并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地方，但是我每天闭上眼想起她的时候，脑海中的她总是出现在科乔村。即使是制裁最紧张的那几年，她也想尽办法为一大家子人弄到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碰上没闲钱给我们买糖吃的时候，母亲会给我们麦子，让我们去村里的商店换糖果。有一回，村子里来了个商人，叫卖一条漂亮的裙子，母亲心知价格高昂，家里买不起，可她一顿软磨硬泡，愣是从商人那里赊来了那条裙子。每当我哪个哥哥抱怨母亲不该举债去买东西，她总会打趣道：“起码那家伙从今以后每次来科乔，都得先来我们家报到哩！”
母亲出身贫寒，不想让我们这些孩子被别人看低。虽然如此，其他村民们也不吝向我们施以援手。家家户户要是有余粮，都会给我们一点面粉或者小米面。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有一回步行从磨坊回家，随身的袋子里只装着一点点面粉。她的叔叔苏莱曼正巧路过，便拦住了她，问她道：“我知道你家里不容易，你为什么从来不来找我帮忙呢？”
母亲起先向他摇摇头说：“没事的，叔，我们还过得去，家里该有的都不缺。”可苏莱曼仍然想帮帮我母亲，他说：“我家麦子多得是，你拿一些回家就是了。”没过多久，他就派人把整整四油桶的麦子送到了我家门口，多到足够我们家做两个月的面包。母亲受人恩惠，惭愧不已，向我们讲起事情经过时，眼里噙着泪水。她从那时起下定决心，一定要拼尽全力让我们过更好的日子。白驹过隙，仰赖母亲日复一日地付出，我们如今也确实了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只要有她在，什么困难都打不倒我们，甚至连附近窥伺村子的恐怖分子，也不足为惧。母亲总告诉我们：“神会保佑我们雅兹迪人的。”
有很多东西都能让我联想到母亲——白色的东西，一个稍显荤俗的段子，或者是孔雀（雅兹迪人把孔雀视为神鸟），以及我对着孔雀的画像在心里默诵的小段祷文。整整21年，母亲都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每天早上她起了床，都会搬个矮凳坐在院里的“坦多尔”炉子前给我们做面包。她会动手擀面团，不停地把它们往炉壁上抡；面团变得柔软蓬松之后，她就把它们卸在金黄色的羊油碗里待烤。
21年以来，每天伴着我醒来的，一直都是母亲抡面团的“啪啪”声，还有夹杂着青草味的羊油香气。有这两样，我就能感觉到母亲在我的身边。我睡眼惺忪地下床后，会去炉子边陪着母亲，若是在冬天，也正好借炉子的火来暖手。我和母亲无话不谈——我们会聊学校里的事，村子里的婚礼，或是兄弟姐妹间的拌嘴斗气。曾经有好几年我都坚信，我家屋外淋浴间的锡顶子上繁衍着一窝子蛇。我不停告诉母亲：“我真的听见有蛇的声音！”一边说，一边还给她学蛇的嘶嘶声。可母亲却一言不发地微笑着，看着我这个家里的老幺，哥哥姐姐们则嘲笑我：“娜迪亚胆子真小，都不敢一个人洗澡！”直到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一条小蛇真的落在了我的头上，家里才终于决定重新盖一间淋浴间。不过我承认，哥哥姐姐们的话也没有错——我确实很害怕孤独。
我以前会一边帮我母亲剔掉新出炉的面包上烤焦的边角，一边告诉她我最新的人生理想。曾经我只是想在家里开一间简单的理发店，替人剪剪头发；可如今家里有了钱，买得起科乔村外大城市里流行的眼粉和眼影，我在村里的中学教完一天的历史课后，回了家也可以给别人化化妆，搞搞自己的新副业。母亲听了之后点点头，表示同意。她有时会一边用布包起仍在发烫的面包，一边对我说：“娜迪亚，只要你不离开妈妈，你做什么，妈妈都由着你。”我则会告诉她：“妈妈，说什么呢，我当然不会离开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