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003年，我父亲死后几个月，美国人就入侵了巴格达。我们家没有电视，看不到战局的发展；家里人也没有手机，没办法联系上别处的亲友了解战况。我们知道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我记得打仗的时候，联军的飞机从科乔上空往首都的方响嗡嗡掠过，将我们震得半夜不得安睡，那也是我平生头一次见到飞机。我们当时根本无从预测战争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战争会对伊拉克有什么样的影响，但说实在的，我们只希望萨达姆倒台之后，我们能买得到做菜用的煤气。

美军入侵的头几个月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很模糊，我只记得父亲在那段时间去世，对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印象。在我们雅兹迪人的文化里，如果村子里有谁家办了白事，全村人都会志哀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过世的人是早逝或者死于意外，则更是如此。过世者的邻居们会和他的亲友们一起暂停农事，以表哀思，而全村的家家户户也都会为逝者哀悼，整个村子一片肃默，村里人都像是前一天晚上喝过馊掉的牛奶一样，个个愁容不展。志哀的时候，村子里的婚娶喜事一律取消，节日的庆典则搬到室内举行，村里的女人们则换下白色的衣服，穿上黑色的袍子。我们在吊丧期间会自觉限制每天的娱乐时间，因为当村里失去一位族人的时候，快乐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就像是个需要严防死守的贼，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它就会溜进我们的脑海，卷走我们逝去至亲的音容笑貌，或是让我们在本该表达哀思的时候失态。

所以无论那时巴格达发生了什么事，村里人都一律关掉了自家的电视和收音机。

我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还带了我和凯瑟琳去辛贾尔山，过我们雅兹迪人的新年，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一起上圣山。雅兹迪的新年在每年的四月，每到新年，春回大地，伊拉克北面的山丘上一片青翠，山间则有清风送爽，夏天来势汹汹的酷热离我们还有些时日，我们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大好春光。四月也是播种的季节，我们会祈祷到秋天有个好收成，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都会在室外度过，或是劳作，或是在屋顶睡觉，不用困在寒冷而拥挤的斗室之内。雅兹迪人历来都和自然关系紧密，大自然哺育着我们，为我们提供栖身之所，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留下的遗骸便回归土地。这也是雅兹迪人的新年庆典里蕴含着的教诲。

按照规矩，每到新年，我们都得看望过去一年替全家放羊的人。他们得负责时刻注意让羊群收拢在圣山附近，然后将它们从一处草场赶到另一处草场，保证它们吃得饱。放羊人的生活乐趣多多，他们只消铺一张手工织成的被单，就可以在野外安然入睡；而每天的生活也简单纯粹，他们无忧无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来想心事；不过，放羊人的工作也不是谁都能干，毕竟他们得远离家人，而我们也会在科乔村里时刻牵挂着他们。有一年，轮到我母亲去放羊，那年我正上中学，因为太想她，我门门功课都没考及格。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妈，你不在的时候，我的生活就没了方向。”

那个新年，父亲和埃利亚斯开着我们家的卡车，坐在前面，而凯瑟琳和我坐在车后面。父亲和哥哥一边开着车，一边用后视镜瞟我们，生怕我们在后面玩得太野，弄出危险来。车开得很快，两边的景物都疾快地飞向我们身后，绿色的春草，黄色的小麦，在我们眼里只来得及留下一抹颜色。我和凯瑟琳手拉着手，窃窃私语着回到家之后，该怎么向留守在家里的孩子们吹嘘我们在圣山上度过的新年。我们想让他们相信，这是我们度过的最棒的新年，不用在地里干活，也不用去学校，可以一个劲地玩。卡车下坡的时候，凯瑟琳和我都快被颠下车去了。我们坐的货厢里还拴了一只小羊，那简直是我们生平见过的最大的羊羔。凯瑟琳和我盘算着，回到家要一块儿告诉家里的孩子们：“我们吃了一大堆糖果，整夜都在跳舞，玩到清晨才睡着，你们真该和我们一起去的。”我们非常期待着他们羡慕的神情。

其实即使我们回到家这样说，也不算夸大其词。我们在山上想吃什么糖，父亲都有求必应，而在山脚下和家里的放羊人重聚，也总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车后面拴着的那只羊羔，回家之后就由父亲宰了，交给妇女们做成菜，吃起来鲜嫩美味，唇齿留香。我们全家都跳起了雅兹迪人的舞蹈，每个人都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翩翩起舞。等到羊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便关掉了舞蹈的音乐，一块儿在用芦苇扎的篱笆围起来的帐篷里睡觉。那些篱笆可以替我们挡风，若是天气转暖，我们就撤掉篱笆，在野外敞开了睡。那时我们的生活简单，自由自在。我们只需要关心身边的家人，而他们都触手可及，除此之外，世上没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感到忧愁。

我不知道我父亲如果那时还活着，会对美国人入侵和萨达姆倒台作何感想，但我总想，如果他能活到能亲眼见证伊拉克战后的变化就好了。美军入境之后，库尔德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他们帮助美军进驻伊拉克，听到美国人打算推翻萨达姆，他们无比兴奋，恨不得马上和美军并肩作战，直捣黄龙。萨达姆几十年以来一直打压库尔德人，甚至在1980年代末发起了所谓“安法尔行动”，想利用空军向地面投放化学武器，一劳永逸地灭绝库尔德人。“安法尔行动”的残酷永远地改变了库尔德人，从那以后，他们开始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不受巴格达政府的迫害。有鉴于“安法尔行动”的恶劣影响，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和南部什叶派聚居区实施了禁飞，库尔德人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天然盟友。时至今日，库尔德人仍然将2003年的美军入侵称为他们的“解放战争”，并且寄希望于通过西方国家的力量，将原本狭小积弱的库尔德村庄建设成拥有许多酒店和石油公司的现代化大城市。

雅兹迪人虽然也欢迎美国人的到来，但我们却不敢像库尔德人那样，对萨达姆倒台之后的生活过于乐观。和其他所有伊拉克人一样，我们知道萨达姆是个依靠民众的恐惧统治着伊拉克的独裁者，可国际制裁也同样让我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我们雅兹迪人贫困，无法受到教育，从事着整个伊拉克最困难，最危险，工资最低的工作，可是在复兴党政府的统治下，科乔村的人们起码还能保全我们的宗教信仰，也还能守住我们的一亩三分地，繁衍生息。我们和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家庭关系紧密，尤其是“基里夫”们——我们把他们看作是自家的一分子。雅兹迪人历来孤悬世外，因此非常懂得珍惜友谊；可是雅兹迪人又饱受贫穷之苦，不得不用最现实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科乔村村民们的眼里，复兴党政府的首都巴格达和库尔德地区的首府埃尔比勒都离我们千里之遥，那里有钱有势的库尔德人或者阿拉伯人如何指点江山，都无关我们雅兹迪人之事。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允许我们像往常一样，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尽管如此，美国人许下的种种承诺，例如给我们工作，保障我们的自由和安全等等，很快将雅兹迪人完全争取到了他们的一边。美国人对我们足够信任，因为我们并没有任何忠于他们敌人的理由，许多雅兹迪人成了美军的翻译，或者到美军及库尔德军队（原文为iraqi armies。伊拉克战争中唯一的“伊拉克军队”是萨达姆政府军，疑为原文笔误。——译者注）里工作。在联军的猛烈攻势下，萨达姆仓皇逃窜，后来被逮捕并绞死，他的复兴党政府也随之土崩瓦解。逊尼派阿拉伯人在伊拉克一夜之间失势，科乔村附近的那些逊尼派们也不例外。雅兹迪人居住的辛贾尔地区里已不见逊尼派警察和政客的身影，他们已经全数被库尔德人取代。

辛贾尔地区的归属颇有争议。这里离摩苏尔和叙利亚很近，是战略要冲，并且地下可能蕴藏有大量的天然气资源，因此巴格达的新政府和库尔德人都声称对辛贾尔地区拥有治权。库尔德人的政党认为辛贾尔和伊拉克东部另外一处争议地区基尔库克（Kirkuk）一样，都是他们所谓“泛库尔德祖国”的一部分。在他们眼里，如果不把辛贾尔纳入他们期望的新生国家的版图，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有失完整。2003年以后，随着逊尼派的财富和势力不断萎缩，拥有美国支援的库尔德民主党大大方方地开进了辛贾尔，开设政府机构，派党员接管当地事务。逊尼派发起武装反抗之后，他们也开始在辛贾尔各处要道开设检查岗哨。库尔德人告诉我们，萨达姆历来都把我们归类为阿拉伯人是错误的，我们一直是库尔德人的一分子。

科乔村2003年后发生的变化，称得上是翻天覆地。不过一两年，村子里就有了一座手机信号塔，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和我的朋友去村子外远眺这座钢铁巨人从农田里拔地而起，仿佛一座摩天大楼。我哥哥高兴地说：“科乔村总算跟整个世界联上了线！”没过多久，村里的所有男人们和一些妇女们都用上了手机。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楼顶都安上了卫星天线，而村里人也告别了只能看叙利亚电影和伊拉克国营电视台节目的日子，萨达姆的振臂高呼和长篇大论更是永远消失在了客厅的电视屏幕上。我的叔叔是最早安上卫星天线的人之一，他家刚装上天线，我们全家人就都忙不迭地挤到他家去看电视。我的哥哥们想要看新闻，尤其是库尔德语频道上的新闻；而我则迷上了一部土耳其肥皂剧，里面的男男女女们没完没了地分分合合。

我们雅兹迪人拒绝被称作阿拉伯人，但有些族人并不特别排斥库尔德人的身份。大多数雅兹迪人确实认为库尔德人与我们比较亲近，毕竟我们同文同种，而且库尔德人进入辛贾尔之后，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尽管我们也知道，辛贾尔的发展与其说是巴尔扎尼的功劳，还不如说是美国人的善举。军队和安全部队的工作也突然对我们雅兹迪人开放了应聘资格，我的几个哥哥和堂兄弟去了埃尔比勒，在酒店和饭店里谋了些差事，那里据说每天都会开一家新酒店。整个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和游客们都涌向埃尔比勒，他们有的想享受更凉爽的气候，有的希望用上稳定的电力，而有的则是为了避开其他地方的战乱。我的哥哥萨乌德在库尔德斯坦西面的杜霍克（Duhok）做建筑工人，负责操作水泥搅拌机。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总会告诉我们，埃尔比勒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不太看得起雅兹迪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需要钱。

哈伊里当了一名边防部队的军人，不久，赫兹尼去了辛贾尔城当了一名警察。他们的薪水是我们家第一笔稳定收入，全家人开始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并且开始有能力为未来做打算，而不是和以前一样，只能吃了上顿想下顿。我们家买了一片农地，买了一群羊，再也不用给地主们下地干活。科乔村外铺上了新路，开车去辛贾尔山比以往快了许多。全家人有时还能去村子附近的地里野餐，享用满盆的肉菜和切好的蔬菜，男人们痛饮土耳其啤酒，之后喝茶醒酒，那茶水甜得能在我嘴唇上结出糖花儿来。村里人结婚的排场也越摆越大，每逢村里办喜事，妇女们会连去两次辛贾尔城置办衣服，而男人们则宰比以前更多的羊摆酒席，若是家里阔一些，甚至还能宰一头牛请客。

有些雅兹迪人希望未来的辛贾尔能有一个归属于伊拉克，但拥有更多权力的地方政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最终会加入独立之后的库尔德斯坦国家。我在科乔村见识过库尔德民主党，在辛贾尔也见过库尔德民兵，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们最后会接受库尔德人的统治。不过，虽然我们去库区比以前便利许多，可去附近的逊尼派村庄却变得难上加难——宗教极端思想开始在那些村庄里蔓延，而依靠极端思想成长起来的武装组织也渐渐在那里站稳脚跟。逊尼派对辛贾尔的库尔德人颇有敌意，毕竟正是因为库尔德人的起义，他们才落到如今的境地。逊尼派觉得库尔德人掌权之后，他们在辛贾尔变得不受欢迎，并且连雅兹迪人的村庄都无法踏足，即使是我们雅兹迪人的“基里夫”们，也被拒之门外。

库尔德民兵在原先由复兴党军队把守的岗哨前反复盘问过往的逊尼派村民，而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因为美国人的到来和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丢了工作和收入。美国人支持的什叶派政府上台之后，仿佛一夜之间，逊尼派就从伊拉克最有钱有势的人群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平头百姓。他们被整个国家孤立，在他们的村庄里开始谋划反抗。几年之后，他们便打起了维护正信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发起武装暴动，而正是因为他们排斥所有异教徒的极端思想，我们这群从未在伊拉克掌握哪怕一丁点权力的雅兹迪人，也成为他们打击的目标。

那时我还不知道的是，库尔德政府有意让我们雅兹迪人和阿拉伯人疏远，以便我们支持他们占领辛贾尔地区；而美军占领下普通逊尼派百姓的生活艰辛，当时的我也无从得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名的武装组织正在为基地组织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渗透附近的逊尼派村庄，为他们的进驻铺平道路。伊拉克全境都有逊尼派部族起事，反抗巴格达的什叶派政府和美军，但最终都被镇压下去。逊尼派阿拉伯人常年身处暴力和苛政的夹击之下，以至于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甚至比我还小的逊尼派孩子们，除了极端伊斯兰教思想以及因此产生的战争与暴力外，一无所知。

“伊斯兰国”在离科乔村一箭之遥的那些逊尼派村子里逐渐扎住阵脚，而当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情况是后来一切的根源。我那时不过是个年轻的雅兹迪女孩，只知道美国人和库尔德人来了之后，生活变好了；只知道科乔村变得越来越大；只知道我能去上学了，我们家也不再穷困。

我还知道国家将制定一部新宪法，库尔德人将掌权，并且少数民族也能够参加政府的组建。我也知道我的国家仍然在打仗，但那时的我并不觉得战争和我们雅兹迪人有关。

*　*

美国兵刚来科乔村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要来村子里发放一次食物和日用品，并且找村里的长老了解情况。他们会问“你们要建一所学校吗？”“你们需不需要铺一条路？”“你们需不需要接上自来水，这样你们就不用费劲去运水车上买水，拖着水箱回家？”等等，而长老的回答自然全部是“要”。艾哈迈德·贾索会用大餐犒劳士兵们，而美国兵们则常常表示，他们在科乔村很有安全感，甚至可以在歇脚的时候把枪支在墙边。村里人听到美国人这么说，脸上颇为有光。贾索说：“美国人知道，雅兹迪人会保护他们。”

美国兵经停科乔村，装甲车的发动机隆隆作响，村里其他的声音都被它们盖了下去。车轮在泥地里打转，溅起高高的尘土，还未等落下，全村的孩子们都从四面八方奔到装甲车前集合。士兵们会给我们口香糖或者糖果，还会给拿到礼物笑颜如花的孩子们拍上几张照片。他们穿着整洁干练的制服，言谈举止很接地气，对我们也非常友好，完全不像以前的伊拉克军人。美国兵们会向科乔村的大人们称赞我们的好客，称赞我们的村子干净舒适，并且赞赏我们支持美军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人民的义举。他们说：“我们美国人最喜欢雅兹迪人了，尤其是科乔村的村民们。我们在科乔村就像是回了家一样。”即使在那之后，美国兵来科乔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更是再也没来过，我们全村人依然对他们的赞扬感到无比自豪，仿佛人人都得过他们亲手颁发的荣誉勋章。

2006年，我13岁，有一个美国兵送了我一枚戒指。那戒指是一个简单的金属环，上面缀着一颗红色的小石头，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件饰品。从我拥有它的第一天起，它就一直是我最为珍视的宝物。我戴着它去学校上课，戴着它下地干活，戴着它在家看我母亲烤面包，甚至戴着它睡觉。一年之后，我的无名指变粗了，戴不下这只戒指，我便把它移到了小指上，可是小指又太细，戒指在小指上戴不牢，会上下滑动，要套在指关节上才能堪堪停住，我不由得担心会不小心弄丢它。我开始隔三岔五就看一眼我的手，确认我没有弄丢这枚戒指之后，才安心地将小指收紧，让戒指深深地压着我的指肚。

有一天，我和我的兄姊们在地里播种洋葱，我无意间低眼瞥了下手掌，忽然发现戒指不见了。我本来就非常讨厌种洋葱——要知道种洋葱的时候，每一颗洋葱种子都得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冰冷的泥土里，而且那些洋葱种子气味刺鼻，手指沾染上它们的味道之后，比成熟的洋葱好闻不了多少。眼下丢了戒指，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冲着那些小洋葱发起火来，玩命地到处乱挖乱刨，想找回我最重要的宝物。兄姊们注意到我的异常，纷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我的戒指找不到了！”他们便停下活计一块儿帮我找起来。他们知道我有多看重那枚戒指。

我们把地翻了个底朝天，在黑黝黝的土里辨认每一点金色和红色的微光，可任是兄姊们找得再细致，我哭得再凶，也没人能把那枚戒指找回来。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大家也都只好作罢，回家去吃晚饭。埃利亚斯一边往家走，一边跟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娜迪亚。那个戒指不过是个小玩意儿，你以后会有很多金银珠宝的。”可我还是连着哭了好几天。

我那时觉得，我再也不会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了。我甚至担心那个送我戒指的美国兵如果有朝一日回到科乔村，会不会因为我弄丢了他的礼物而生气。

一年之后，奇迹发生了。哈伊里在地里采收当年种下的洋葱时，注意到有个金色的环斜插在泥里。他大喜过望，赶紧拾起来招呼我：“娜迪亚，你的戒指！”我一路向他奔过去，从他手里一把抢过戒指，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一刻他简直就是我的英雄。可是等我想把戒指戴上手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连我的小指都套不进去了。我把那枚戒指放在了我的梳妆台上，母亲后来见到了，就劝我卖掉它：“娜迪亚，那戒指你也戴不上了。不能戴的戒指，留着也没用。”母亲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在她眼里，持家稍有不慎，贫困就有可能卷土重来。我又是个凡事都向着母亲的乖女儿，所以我就去辛贾尔城的集市找了个珠宝商，把戒指卖给了他。

可是戒指脱手之后，我却陷入深深的内疚。那枚戒指本来是送给我的礼物，我却转手出卖，或许并不应该。我不知道如果那个美国兵回到科乔，问起他的礼物时，我该如何回答。他会觉得我辜负了他的好意吗？或者他会以为我不喜欢那只戒指？伊拉克的战事吃紧，美国人的战线又拉得太长，因此经过科乔村的美军装甲车已经日渐稀少。邻居们开始抱怨美国人抛下了我们，他们担心没有美军的保护，雅兹迪将会孤立无援，可我却为不用解释戒指的去向而松了一口气。

也许那个送我戒指的美国兵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但如果他知道我把戒指卖给了辛贾尔的珠宝商，想必也会很难过。他毕竟是美国人，或许永远都无法理解，对我们来说，就算是卖那么小的一枚戒指换来的那么一点点小钱，都是如此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