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创造精神在新时代的弘扬

一个民族能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开拓创新，关乎这个民族能否长久生存与持续发展。世界上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原生型文明，如今皆已不复存在，原因之一，便是它们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里，丧失了不断创新的动力与意志，因此不能有效地适应纷至沓来的各种变局，致使制度与思想文化不断僵化，最终不免一一成为历史的尘埃。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不断、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不断创新的精神品质。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正如习近平所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造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³⁾

习近平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巨匠是老子。老子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的《道德经》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⁴⁾从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人认识世界的主观有限性开始，将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发挥到极致。他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理想性与极为广泛的实践性。庄子在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将道家思想推到新的高度。他最大的成就在于深入阐明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如何才能达到超越的精神境界：“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⁵⁾老子的原创性贡献，就在于他引导中华文明走出了由“巫”与鬼神所主导的时代，而特别重视和尊重宇宙和人本身，重视宇宙活动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引导中国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形成自己最大的特点，这就是一直是将人而不是将神，是将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而不是将宗教信仰或将对物的崇拜放在整个知识谱系、价值谱系的核心地位。

老子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发展，而且广泛地传布于世界。公元647年（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下令玄奘和道士成玄英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传入印度，这是《道德经》译为外文的开端。目前，《道德经》成为世界上除《圣经》外被翻译最多的一部书。据不完全统计，《道德经》已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传播到120多个国家。

孔子是儒家之宗，创立了一套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和以礼为准绳的行为体系。仁的中心就是爱人，就是以德立人，以诚待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所强调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通过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⁶⁾《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⁷⁾礼可以使道德、信仰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同时，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如《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⁸⁾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孟子与荀子分别光大了孔子这两方面的学说。

章太炎1899年8月至1900年2月发表了长篇论文《儒术真论》，论证儒家“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此足以得儒术之真”⁽⁹⁾。他在1900年出版的《訄书·独圣下》中指出，孔子摒弃了影响甚大的上古鬼神之说、五行及感生之说，“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神怪绌，则人道始立。”⁽¹⁰⁾章太炎1913年所撰写的《驳建立孔教议》更明确地指出，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十分重视历史，并将许多国家档案和原始文献公之于众：“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他认为：“中土素无国教”；“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辨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¹¹⁾文章更进一步指出，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与引领下，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己最根本的特征：“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¹²⁾

墨子是又一位做出了原创性贡献的伟大思想家。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先秦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所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¹³⁾更多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与要求。他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他提出了天下人都要相亲相爱、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的大同理想。毛泽东曾在《伦理学原理》笔记中，将墨子和释迦牟尼并提。后来，他称赞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称许“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¹⁴⁾不过，墨子将实现他的主张寄希望于“天志”和“鬼”，将“兼相爱，交相利”说成“顺天意”，将“别相恶，交相贼”说成“反天意”。⁽¹⁵⁾这种神秘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的主流相违背，这应当就是导致墨家后来逐渐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墨家并没有就此泯灭，墨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的主张，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普遍共识。墨家所主张的“兼爱”，演化为儒家的大同思想；墨家所主张的“一同天下之义”，即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意志，演化为法家确立中央集权的整套理论；墨家所提倡的“尚贤”，深深渗入儒、法、道各家政治实践。墨家思想的精髓潜行而不露地沉淀于广大民间社会，构成民众普遍信仰的重要元素，在一次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一类口号中展现出它强大的影响力。

被评价为伟大思想巨匠的还有孙子和韩非子。

《孙子兵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百代谈兵之祖”。《孙子兵法》除了作为军事学经典，其中所贯穿的彻底的理性精神、求之于己的人格追求、积极主动的处世态度，对后世各个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以致军事家说它是“兵学圣典”，政治家说它是“政治秘诀”，外交家说它是“外交手册”，哲学家说它是“人生宝典”，企业家则说它是商战“圣经”。《孙子兵法》在域外传播已逾千年，迄今已有日、法、英、德、俄、朝鲜、越南、泰国、马来、印尼、缅甸、捷克、西班牙、希伯来、波斯语等数十种文字译本问世，地域涵盖世界各大洲。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学说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坚持依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即使像尧、舜一样圣明，也绝不可放弃法治而任凭自己的心志以治国。至于那些只有中等水平者，更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说：“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¹⁶⁾严格按照是非、善恶、法度办事，而警惕听凭个人爱恶、非誉、意度决策，国家即安；反其道而行之，国家即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中央集权的管理型法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建立，“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宰辅制度的设置，依靠选贤任能进行统一国家分级治理的郡县制度，可以保障社会基础稳定的家庭小农制度，几乎都源于法家，这些制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生活。

中国这些思想巨匠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用思想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在世界文明历史上镌刻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科技成果，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汉代中国已经制造出纸张，魏晋之后逐渐普及，其后造纸术向东传往朝鲜、日本，向西传往中亚、欧洲。雕版印刷术隋唐时期已被应用于刊刻佛经，宋代以后活字逐渐成熟，创造出活字印刷，之后传往朝鲜、日本、埃及、欧洲。“司南”战国时已经发明，北宋时，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传入印度、阿拉伯、波斯。火药也发明很早，唐代末期已被运用于军事，北宋时使用逐渐广泛，其时编定的《武经总要》便记载了火器的制作方法。宋金之后，火器在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大。13世纪，火药逐渐传入阿拉伯、欧洲。在天文、历法上，中国古代也走在世界前列。商朝发明了完备的干支纪日法。春秋时，中国留下了现在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哈雷彗星的记录。东汉时，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中国历法持续发展，至元代，郭守敬等人编定《授时历》，在回归年的测算等方面取得极高成就，后来此历传到朝鲜、日本。汉代编定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中医发展到明代，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医学成就。在地理学方面，西晋裴秀绘制了《禹贡地理图》，并提出“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记载了一千多条河流及其变迁，还记录了大量风土人情。在农学方面，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6世纪之前中国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生产、蔬果栽培等技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总结了中国的农学成就。《周礼》中的《考工记》记载了春秋战国齐国的工种与工艺，是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文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的科技成绩，涉及天文、历法、工业、物理、化学等诸多领域。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明代中叶之前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有较为系统的记述。习近平讲话在所列举的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无一不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达到的很高成就。这些成就说明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样具有伟大的创新精神。

中国所创作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艺作品，所传承的《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的产物。《诗经》反映了古代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事迹与坚强精神。古代各级政府通过“采风”收集各地诗歌，了解民情。孔子在此基础上经过精心删定编选，编成《诗经》一书，传之后世，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楚辞》是一种骚体诗，是《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收录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辞赋，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先河。

汉赋是汉代400年间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抒情言志，描绘风物，语汇华丽，许多作品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规模巨大，流传至今尚有70余家，作品近200篇。最令人惊叹的是唐诗。唐诗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杜甫、李白被尊为“诗圣”与“诗仙”。唐诗作品至今仍存世者有55730首，句计3060条，诗人有3700多位。这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瑰宝。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以及差不多同时诞生的藏族长达100多万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近20多万行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卫拉特部10万余行的英雄史诗《江格尔》，都表明中国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习近平在谈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时深刻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¹⁷⁾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精神，中国的文学艺术方才具有这样强大的原创能力，创作出这么多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

由于缺乏世界市场和工业革命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科技创新一度明显落在西方许多国家后面，思想创新、制度创新也连带落伍。但是中华民族一旦发现自己的不足，便奋起直追，伟大的创新精神很快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重新迸发出来。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思想巨匠、文学巨匠一个个脱颖而出，他们所发动和领导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正在迅速改变着整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和借鉴了别国相关的先进成果和成功经验，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中说：“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¹⁸⁾中国引进、改造外国思想、科技、制度的历程，正是这样勇猛以接受，沉着以辨别，使之与中国文化中优秀传统相结合，以激发中华民族自身的创造力。中国革命奋斗与成功崛起的全过程，充分说明这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将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提供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天地。

习近平2013年10月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¹⁹⁾他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²⁰⁾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前进的时候，创新力量的战略意义更加重大。

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使命首先是思想与理论继续不断地创新。我们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的国家，依靠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巨型的民族，凭借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的文明，做一项前所未有的极为壮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谋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没有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理论，就不可能成功地指导这场伟大的实践。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的考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的伟大思想巨匠和理论巨匠。思想源于生活，理论源于实践。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²¹⁾我们的思想与理论要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作出新的概括、新的总结、新的创造，不仅需要有足够的思想与理论勇气，而且要真正了解并高度重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的新进展、新成就，对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与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和综合的思考，下大气力，花苦功夫，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锲而不舍，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接近真理，逐步掌握真理，在思想与理论上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自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改革开放给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新时代的到来，则将科学技术的创新提高到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年9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专门谈到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向，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物质构造、意识本质、宇宙演化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抓紧制定新的科技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这一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²²⁾接着，他又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水准作了清晰的分析，指出：“在一些科技领域，我国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国际科技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²³⁾2014年5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²⁴⁾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这一准确而深刻的科学分析，科学技术的创新才成为新时代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一项最为紧迫的使命。

科学技术创新，并不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四处出击，遍地开花。习近平说：“我国科技如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²⁵⁾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具有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动能上，力求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这就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出发，高瞻远瞩，最富前瞻性又最能取得实效的大战略。要使创新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在高扬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的同时，还必须在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上下大功夫。中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就在于创新。只要认真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就能激发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弘扬光大，需要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走创新发展之路，就必须精心又虚心地集聚创新人才，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敢于创新的积极性。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特别强调：“‘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²⁶⁾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时又特别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²⁷⁾这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期望。

中华民族伟大创新精神正迎来一个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