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力需求影响因素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的国情和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需求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研究认为，改革后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工资的增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的提升，投资、城市化、产业结构和比重等指标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姚战琪，夏杰长，2005）。出口对就业有正向拉动作用，出口占国内产值的份额每增加1%，劳动需求就增加0.19%（胡昭玲，刘旭，2007），不同贸易伙伴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周申，杨传伟，2006）。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所占比例和产业竞争力的差距是造成地区就业差异的主要原因（周勤，吴利华，2008）。此外，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并加重就业负担（万解秋，徐涛，2004）。综合上述研究，本部分将分析影响我国劳动力需求的新形势，并展望未来的形势。

（一）经济增长形势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7年四季度开始，到2009年一季度，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出现下滑，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的下滑幅度最大，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速甚至加快了（见图3-7）。2009年一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GDP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出现短暂回升，但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直到2012年二季度，GDP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出现持续下滑，只是下滑速度低于金融危机后的最初几个季度，普遍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在8%左右。

经济减速的趋势已明显可见，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现有的解释分为三种：一是认为这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缩小之后的一种“正常收敛”；二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即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

根据麦迪森发布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收入，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7年、台湾1975年和韩国1957年的水平。但是日本在1971年后才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台湾在1995年达到54%，韩国在1977年达到50%。它们都在21%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达20年的7.6%甚至更高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完全可以在2008年的基础上实现20年的高速增长，从而在2030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甚至更多（林毅夫，2012）。

（二）外贸形势

多年来，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不但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更推动了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2011年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边缘，欧美等国经济增长迟缓，消费需求降低，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极大影响，2011年8月起我国出口增速开始呈现单月递减的趋势，2012年1月份出口增速继2009年12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2012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全球市场需求可能出现进一步收缩，美法等国大选也有可能致使贸易争端和摩擦事件增多，我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

2012年年初，我国进口总值、进出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增速一度降为负数（见图3-8）。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外贸形势相比，2010年1月以来的外贸形势更加严峻，进出口值增速的下滑时间更长，尤其是进入2012年以后，进口总值、进出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增速低于8%，这个数值远低于2008年的数值。

从2010年1月开始，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值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见图3-9、图3-10、图3-11、图3-12、图3-13）。但到2012年1月，出口值增速在不同贸易伙伴间呈不同的变化趋势，中国对香港、台湾、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出口值的增速开始回升，对日本、韩国、德国、欧盟、印度、泰国、越南、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南非、巴西、新西兰出口值的增速继续下滑，总体而言，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从主要出口产品的角度看（见图3-14、图3-15、图3-16），进入2012年以来，塑料制品的出口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家具及其零件、鞋类的出口增速快速回升，机电产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玩具、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从2012年2月开始缓慢减速，录放像机、电视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都是负增长，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的增速也非常低迷。综上所述，中国长期依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基本呈放缓的趋势。

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壁垒增加、国内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出口退税政策空间缩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等因素的影响下，未来我国出口将难以维持过去的高增长路径，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必须进行调整。在充分分析当前外贸环境的基础上，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提振出口的政策措施，未来各部委、地方政府将在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对出口企业进行扶持，尽量减小外围环境对国内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为部分商品的出口转内销提供方便，积极通过内需消化过剩产能，相信出口增速下降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三）外商投资形势

从2008年1月开始，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速快速下滑，2009年1月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速一度低至-32.7%，直到2010年1月，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速才变为正数，从2011年3月开始，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又开始下滑，到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速再次变为负数，总体而言，外商投资的形势不容乐观。从外商投资的主要行业的占比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点行业，但这两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外商投资中的份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份额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见图3-17、图3-18）。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7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677家，同比下降1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666.7亿美元，同比下降3.6%。其中，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8亿美元，同比下降8.7%，连续两个月下跌，7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创两年来新低。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均有下降。其中，1-7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01.3亿美元，同比下降6.4%。此外，美国对华投资由降转增。1-7月，美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0%。

（四）产业结构形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全球性的产业进步浪潮，中国产业发展的压力进一步上升，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受到比较明显的削弱，出口增长的困难增加。无论从现实的国际环境还是从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看，我国的制造业出口在“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困难和复杂。从近期的国际形势变化来看，美国、欧盟在经济复苏初现曙光的背景下出台了多项针对我国商品的贸易限制措施，其通过“再平衡”转嫁危机的意图非常明显，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将明显增加，直接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升级的发展空间缩小。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智慧地球”、“低碳经济”等发展理念，国际经济结构正孕育着深刻变革。面对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推进工业化面临空前的环境挑战。改变不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方式，成为未来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

高端产业技术引进受限较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背景下，我国依靠外部力量提升技术水平受到来自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一是我国在目前的产业结构条件下，技术装备水平经过多年的引进更新，改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二是技术贸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限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较长时期，发达国家在进行技术出口特别是高端技术出口时，经常对我国通过附加条件进行限制；三是出于竞争考虑，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往往不愿意将先进技术特别是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向我国转移。如果我们在自主创新上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在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所以说，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产业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日益明显。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上升趋势明显，初级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步弱化。传统产业中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比重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已难以为继，铁矿石、石油、铜、铀等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潜在风险日益加大。要想在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加快构建创新体系，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和主动。

三大产业产值的比重变化不大（见图3-19），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所占比重无限接近。传统产业升级的发展空间缩小，面对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推进工业化面临空前的环境挑战；我国在目前的产业结构条件下，技术装备水平经过多年的引进更新，改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往往不愿意将先进技术特别是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向我国转移；产业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日益明显。

（五）劳动力成本形势

根据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平均上涨22%，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开始加速增长，虽然2012年二季度这一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远高于10%。综上所述，尽管经济增速在逐渐放缓，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见图3-20）。

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竞争优势的影响不大，但它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制造业工资成本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但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工资增长较快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成本相对优势在不断缩小（王德文，蔡昉，高文书，2005）。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于这种变化趋势无动于衷或我行我素。实际上，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蔡昉，王美艳，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