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TPP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TPP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多层次的。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既有经济的影响，也有非经济的影响；既有局部的影响，也有综合的影响。应该说，准确分析和研判这些影响，特别是长期性影响，对于我们制定相关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全面深入分析上述影响，我们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并重点围绕条款与规则、不加入TPP对经济产业的影响、加入TPP对经济产业的影响、亚太与东亚区域合作、周边大国关系等五个视角和领域展开以下分析。
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不加入TPP对我国经济和产业的影响是可控的和有限的，加入TPP的综合收益不及“10 +3”，但TPP对我国参与和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已构成现实的制约，不利于我国在东亚事务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从中长期看，TPP的持续推进有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使我国与周边大国关系趋向复杂，甚至会增加我国地缘政治与安全压力，将不利于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我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带来较大挑战。
（一）TPP高标准条款短期内加大我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从长期看可能会演变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治理新规则
美国推出高标准、广覆盖的TPP给我国出了道“难题”。从短期看，由于TPP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非传统条款，且标准很高，国内相关领域还很难达到其要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旦贸然加入，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形成冲击。从长期看，若TPP顺利达成且不断扩容，其条款则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治理新规则，且主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利，到时候无论是“加入”或“不加入”其损失都将是巨大的。
1.TPP非传统条款将导致国内企业成本增加和国外制裁增多
若假设现在加入TPP，且通盘接受其非传统条款，那么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将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知识产权条款将导致以往免费获取的专利变为必须付费，无法运用强制许可、专利撤销手段使用发达国家的专利，大大增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贸易谈判议价能力，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同时，我国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相关产品的外观、设计、商标设计、工艺等，将很可能被界定为“侵犯知识产权”，不利于国内企业开展模仿创新和产品升级。
（2）由于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且一直遵守其各项公约，因此TPP劳工条款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矛盾。但该条款为发达国家以劳工标准为借口对我国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筹码，比如，TPP成员国的公司可以认定我国企业存在“强制劳动”、“限制集体谈判”，并以此为由对我国企业实施制裁，甚至不排除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工会是否属于“自由集会”进行质疑，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3）目前我国已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TPP的环境条款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并无矛盾。但与劳工条款类似，这也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借口，比如，TPP成员国可强行认定我国产品不符合环保标准，以此来限制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4）政府采购条款要求对各成员国企业采取无歧视原则，可能会阻碍我国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支持民族产业发展，特别是有可能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成冲击。
（5）国有企业条款要求除提供公共产品的少数行业外，国有企业不得享受任何优惠待遇。我国的一些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比如东北振兴战略与政策等，将会被认定为“歧视性条款”或“政府补贴”或“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片面优惠待遇”等，进而遭受成员国的制裁，特别是钢铁、化工、金融、物流、通信等大型国企较多的行业有可能成为重灾区。
综上可见，TPP非传统条款对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既会增加国内企业生产与创新的成本，也会为国外对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多“合理”的借口。短期内，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将会发挥其规则运用能力强的优势，要求我国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使之符合其标准和要求；同时，还会以违反TPP规则为借口，对我国企业实施制裁措施。但受TPP高标准的示范影响，即便我国不加入，其他TPP成员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可能会援引相关规则与我国开展自贸区谈判，这同样会对国内相关政策形成掣肘。
2.TPP有助于美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规则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先后试图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为平台，通过建立涵盖全球各经济体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越来越不能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
（1）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区域性质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而多哈回合谈判则陷入僵局，部分事关美国切身利益的议题久拖不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地位与实质作用趋于下降，已无法适应美国的利益诉求。
（2）欧盟东扩标志着欧洲国家以一个整体走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利用多边贸易规则借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增强，美国继续主导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难度加大，迫切需要新的平台重塑其领导地位。
（3）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作为其重振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重要手段的再工业化和出口翻番计划，迫切需要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以维护其发展利益。
从长期看，随着韩国和整个东盟相继参与其中，则势必形成一个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来源地的大自由贸易区，将对现有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颠覆性冲击，并不断吸引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和全球贸易新秩序。更为重要的是，TPP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有利于美国的条款，一旦新规则建立起来，美国必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到时候，无论我国加入TPP与否，都会成为这套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不利于我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短期内不加入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但日本的加入将使我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显著扩大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位居我国第三、第四贸易伙伴，是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因此，日本是否加入TPP，对我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按日本加入TPP与否分出两个场景[6]，分析我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场景一：日本不加入TPP，中国也不加入TPP，P11 成员国间关税水平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场景二：日本加入TPP，中国不加入TPP，P12 成员国间关税水平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
在模拟中，模型将首先计算出2013～2022年的现行关税不变情况下我国的GDP、就业、价格、进出口等经济指标预测值，以得到“基准情形”（Base Scenario）；然后，假定与有关方（国家和地区）关税税率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再测算以上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测值，以得到“冲击情形”（Shock Scenario）；最后，对两种情形下相关变量的预测值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两个场景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情况。由于冲击变量一致、冲击幅度相同、模拟期限相符，两个场景彼此是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
主要结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日本加入后形成P12，不仅强化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而且我国经济受损的程度将显著增大。
具体来看，模拟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不加入P11，经济将受到微弱的负面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在场景一中，2013年我国GDP 下降0.19%，到2022年将下降0.22%；2013年居民消费与总投资分别下降0.28% 与0.16%，2022年则分别下降0.04% 和0.19%；2013年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15%和0.14%，贸易顺差减少0.22%，此后各年份保持相对稳定。财政收入和劳动力需求也略有降低，前者降幅由0.28%逐渐减小到0.26%，后者降幅基本维持在0.01%左右。消费价格指数呈下行态势，历年降幅均不足0.1%。制造业和采矿业受到微弱冲击，2013年实际增加值[7]分别降低0.89%和0.3%，到2022年分别降低0.02%和0.32%。农业、建筑业、电气水供应业与服务业则略有上升。
一般来讲，区域外成立自贸区会对区域内国家同时产生“负向”和“正向”的影响。P11 中包括像越南、马来西亚这样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国，以及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最终消费品市场，P11 建成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并对我国外贸发展构成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国内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下降，即所谓的“负向”影响。同时，P11 建成后也会对其成员国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外需扩大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出口增加，即所谓的“正向”影响。模拟结果显示，P11 对我国经济的“负向”影响要略大于“正向”影响；而两者相抵后的总体负面影响比较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P11 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着若干个多双边自贸区安排，如TPP的前身P4，又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很多可贸易品的关税水平已达到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即使P11 建成后，其贸易转移效应也不会太明显。
2.日本加入TPP将使我国经济受损程度加大
由于美日在一些行业存在竞争关系，日本加入TPP后，美日经济受到的促进作用会比较小[8]，这意味着前文所提到的“正向”影响会比较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东亚生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其加入将进一步密切东亚生产网络同消费市场的关系，贸易转移效应会更加明显，这对我国的“负向”影响较大。模拟结果显示，在场景二中，2013年我国GDP 将下降0.27%，2022年则下降0.34%；2013年居民消费与总投资分别下降0.39% 与0.38%，2022年分别下降0.39% 和0.32%；2013年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19%和0.19%，2022年分别下降0.25%和0.24%。上述指标降幅均显著大于场景一，而财政收入、劳动力需求、制造业增加值等指标的降幅也有明显扩大。
（三）无论短期或长期，加入TPP的综合收益均小于推动“10 +3”
美国主导的TPP使东亚区域合作格局更趋复杂多变，增加了我国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日韩—东盟”自贸区等谈判和实施的难度。就此而言，加入TPP对我国的收益更多是一种“机会”收益，是从政治经济多角度考虑的、相对于其他东亚区域合作方式的一种比较收益。为此，需要通过建立CGE 模型[9]对4 种“场景”进行一次性关税降至零的模拟分析。它们分别是：中国加入TPP（P11 + C）、中国与日本都加入TPP（P12 +C）、“中日韩—东盟”自贸区“（10 +3）”和中日韩自贸区（CJK）。
主要结论：综合考虑增长、经贸、就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建立“10 +3”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国民福利的提升作用要大于P12 +C；而且，这里也仅模拟了降税情况，而一旦加入P12 +C 还要涉及适应其高标准的问题，实际收益比模拟情况还要小一些。同时，“10 +3”将强化东亚生产网络内部主要节点国家的经济联系，可以实现“以经促政”的目的，有利于我国掌握东亚合作的主导权，反观P12 +C 更多是强化我国与消费市场的经济联系，而中美在政治安全上的博弈和不信任是不会因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消除的。可见，P12 +C 的促进提升作用虽大于“10 +3”，但在政治上于我不利，在东亚经济合作上也不利于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CJK”的促进提升作用虽相对较小，但却是我国未来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现实选择和重要抓手。
具体结论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在4 个场景中都受到正面影响，幅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P12 +C— “10 +3”—P11 +C— “CJK”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验，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能够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推动缔约国国内生产增加。2013年，随着对P12 +C、P11 +C、“10 +3”、“CJK”[10]的关税减让，我国经济总量 （实际GDP）将分别较基准情形增加3.69%、2.62%、2.99%、2.45%，此后，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将逐年递增。2013年，在4 个场景中我国GDP 增速将分别较基准情形提高3.8 个、2.7 个、3.08 个和2.53 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GDP 增速的提高幅度均迅速下降到不足0.5 个百分点，这是由于2013年关税减让已经完成，此后几年中经济增速回归常态；到2022年，我国GDP 增速提升幅度将变得相当有限。考虑到目前国内部分领域尚无法达到TPP标准，如果过早加入，将会带来国内经济较大调整，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因此，其测算的收益可能要打些折扣。
2.P11 +C 和P12 +C 导致我国外贸顺差增多，而“10 +3”和“CJK”则不明显
模拟结果显示，出口和进口增幅是所有经济变量中最为明显的。2013年，4 个场景中出口 （实际值）分别增长[11]24.99%、15.27%、18.75% 和14.15%，此后增幅均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进口（实际值）增长更加明显，4 个场景中冲击情形较基准情形分别增长52.08%、29.46%、42.65%和33.77%，此后增幅均呈逐步扩大的态势，相对而言，P11+C对进口的带动作用较小，甚至与“CJK”相仿。美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而日韩东盟则常年与我国维持着贸易逆差。以美国为核心的P11 +C 将导致我国顺差增加。数据显示，2013年P11+C 中贸易顺差（美元名义值）将增长2.98%，在P12+C 中顺差增幅为1.52%，要小于P11 +C。2013年，在“10+3”和“CJK”中，贸易顺差将分别下降1.97%和2.86%。此外，利用外资规模在4 个场景中也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3.“10 +3”价格增幅小于P11 +C，居民收入增幅大于P11 +C，劳动力需求增幅与P11 +C 基本相仿
通常来说，关税减让将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对国内物价水平有下拉作用；而自贸区的建立将导致内需扩大和生产扩张，对国内物价水平有上提作用。两种作用相抵，自贸区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模拟结果显示，4 个场景中CPI均有所增长，说明上提作用整体大于下拉作用，而增幅均小于1个百分点，说明各个场景均不会带来严重通胀。2013年，P11 +C 中CPI 将较基准情况增加0.32 个百分点，到2022年将增加0.61 个百分点；而2013年“10 +3”中CPI 增加0.29 个百分点，2022年将增加0.53 个百分点，增幅均小于P11 +C；主要原因是日本、韩国、东盟是我国重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来源地，而美国是我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且对我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部分抵消了秘鲁、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产品对我国物价水平的“下拉”作用。此外，P12+C 的价格涨幅要大于P11 +C，“CJK”的价格涨幅在4 个场景中最小。由于经济增长和出口增加，4 个场景中居民收入（名义值）均明显提升；其中，在整个模拟期限，“10 +3”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大于10%；而P11+C 在最初3年则基本小于10%，此后几年增幅也均小于“10 +3”。在P11 +C 和“10 +3”中，劳动力需求增幅相仿，2013年均增长0.53%，2022年则分别增长1.1%和0.97%；两者均小于P12 +C 增幅，大于“CJK”增幅。此外，在4 个场景中，财政收入均有所增长。综上，“10 +3”价格增幅小于P11 +C，居民收入增幅大于P11 +C，劳动力需求增幅与P11 +C 基本相仿，整体上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作用要高于P11+C。
4.“10 +3”和“CJK”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P11 +C和P12 +C，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也大于P11 +C
自贸区建设会影响出口、进口、收入、价格等诸多变量，也将导致消费、投资等内需变量发生变化。2013年，4 个模拟场景中总投资（实际值）分别增长1.26%、0.31%、2.13%和2.09%，此后年份基本呈现“先抑后扬”态势。整体上看，“10 +3”和“CJK”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大于P11 +C 和P12+C，P11 +C 的投资在2016～2020年期间呈现出5年的负增长。其原因在于，P11 +C 与P12 +C 中包含澳大利亚、秘鲁、智利等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来源地，关税减让与国内生产扩张导致来自这些地区矿产资源进口的大幅增加，挤占了国内采矿业市场，导致采矿业投资下降。2013年，4 个场景中居民消费（实际值）分别增长8.01%、5.19%、7.23%和6.29%，此后年份增幅稳步扩大。总的看，扩大内需效应是自贸区建设的“附带”效应，是由关税减让引致的而非直接的影响，其幅度比较有限。对比分析4 个模拟场景，我们发现，“10 +3”和“CJK”的扩内需力度要大于P11 +C。
5.P11 +C 对我国农业和采矿业发展构成一定冲击，“10+3”对服务业增长促进作用最大，制造业增幅在4 个场景中均较明显
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受资源禀赋限制，其竞争力较弱，我国农业在一些品种上对日本、韩国和东盟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农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加之政府实施大力度财政补贴，其农业竞争力在全球居于前列。模拟结果显示，2013年4 个场景中农业增加值（实际值）分别增长0.09%、0.03%、0.12%和0.13%，由大到小顺序为“CJK”、“10 +3”、“P12 + C”、“P11 +C”，与各国农业竞争力情况基本相符；此后年份增幅逐渐缩小，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P11 +C 中农业增加值逐步呈现出负增长，到2022年分别增长0.03%、- 0.04%、0.06%和0.09%。整体上看，农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与韩国的矿产资源匮乏，能矿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东盟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在石油等个别矿产品种上拥有丰富的储量；P11 +C 中的部分国家，如澳大利亚、秘鲁、智利则在铁矿石、铜等品种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是全球重要的供应商。因此，P11 +C 与P12 +C 中采矿业增加值（实际值）均为负增长，由于日本因素，P12 +C 中采矿业增加值降幅相对较小；2013年，P11 +C 和P12 +C 中采矿业增加值分别下降3.75% 和3.54%，2022年则分别下降5.58% 和5.33%；2013年“10 +3”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0.23%，2014年即转为负增长，2022年降幅达1.42%。在整个模拟期限，“CJK”采矿业均表现为正增长，增幅由1.4%逐步缩小至0.07%。对于采矿业的模拟结果，我们要有全面的认识，建立自贸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资源，但并不必然需要通过P11 +C 这种以牺牲政治利益为代价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我国与秘鲁、智利已经签署了自贸协定，通过双边自贸区建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战略意图。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P11 +C 和P12 +C 中制造业增加值 （实际值）增长幅度要大于 “10 + 3”和“CJK”。数据显示，2013年，4 个场景中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加8.61%、6.13%、5.33%和4.1%，此后年份涨幅逐年扩大。可以看出，在各个产业中，制造业增幅最为明显，这与出口增长较多有密切关系，实际上也是由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当前，东亚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生产网络，“10 +3”的建立将推动我国制造业与出口明显增长，从而有力地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4 个场景中“10+3”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数据显示，2013年4 个场景中服务业增加值（实际值）分别增长1.77%、1.26%、2.3%和1.74%，这符合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短期看TPP导致亚太合作格局更趋复杂，长期看则会强化美国所谓的再平衡战略和对我国的围堵与牵制
美国在推进TPP上高调说、高调做，目的是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重返亚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过去十多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和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而美国的介入则会影响到我国在该地区作用的发挥，制约我国获得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目前，TPP的这种影响已经显现，但更多体现在压力上，实质性的损失还不大。从长期看，一旦TPP成功签署，我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东亚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削弱。特别是美国与其政治安全盟友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会恶化我国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缘环境，甚至可能危及我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1.TPP的推出提升了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在东亚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但近二十年来，无论是政策取向还是实际行动，美国对东亚都重视不够，这与其21 世纪以来深陷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有很大关系。当前，美国借TPP争夺东亚合作进程主导权的意图非常明显。东亚合作主要有两个方案处于讨论中，即由中国主导的“10 +3”和由日本主导的“10 +6”，美国均未参与进来，一旦任一方案胜出，都意味着美国丧失东亚合作进程的领导权，出现贸易转移效应等福利损失也在所难免。从推进东亚乃至亚太合作的角度看，“10 +3”和“10 +6”这两条路线并不存在矛盾。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若TPP顺利推进，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明显提升，这将严重削弱我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影响力，当然，日本谋求主导权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相对于欧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更多，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美国参与进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当然，美国“猛龙过江”试图主导亚太合作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尽管中日自贸区谈判面临较大困难，但TPP客观上导致东亚地区合作意愿增强。目前，中日韩三国已经签订了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议，中韩自贸区谈判正在稳步推进，并有望在未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内生性，这点前文测算也有体现，加强东亚生产网络的“10 +3”比TPP效果要好。因此，TPP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美国谋求主导权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对我国的压力确实已经逐步显现。
2.TPP将强化和拓展美国与其政治安全盟友的关系
从长期看，TPP的推进，不但会巩固美国与其在亚太地区传统盟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联系，也会有助于提升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在现有的亚洲峰会等亚太政治合作机制中，更多采用适度支持东盟各国以制衡中国的策略，争取逐步建立美—越、美—泰、美—马等政治联盟；通过官方表态、军售和合作军演等方式，适度支持东盟部分国家与我国在海洋权益问题上进一步对抗，从而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美国这一立场和相关表态，显然不利于解决我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在相关问题上的争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虽然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以独立关税区的身份加入TPP具有足够约束力，但不排除台湾地区可能会通过加入TPP作为筹码以在ECFA 中谋取更多利益，甚至会在国际社会制造“生存空间受到大陆打压”的舆论，从而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五）短期内TPP导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化，长期看则可能造成周边大国关系的重构
我国与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TPP的出现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为这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路径，导致我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难度加大。从长期看，美国谋求亚太地区主导权和全球事务主导权，但其国力未必支持，其协调能力有多强也难以确定。随着TPP和亚太区域合作发展的演变，周边大国关系可能出现重构，对我国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不确定性影响。
1.关于TPP与中日关系
在TPP出现后，日本推进和参与亚太合作有两条比较现实的路径，一是“东向”推进，即积极参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或“10 +3”，或其倡导的“10 +6”；二是“西向”推进，即加入美国主导的TPP。通过模型[12]测算表明，日本“东向”战略的综合收益好于“西向”战略。模拟结果显示，2013年在CJK 和P12 中，日本GDP （实际值）分别增长0.22% 和0.05%，2013年分别增长0.1%和0.09%；CJK 对日本劳动力需求基本没有影响，而P12 将导致日本劳动力需求减少，各年份的降幅处于0.1%～0.2%区间。
主要原因是，在东亚地区日本处于产业链顶端，中国、韩国都要从日本进口高端设备，因此，建成CJK 自贸区不会对日本产业竞争力构成严重威胁。20 世纪80～90年代，日美爆发贸易战后，日本开始大量向国外转移制造业产能，导致目前国内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一部分是竞争力极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器件产业，另一部分则是外向度很低、竞争力不强、受到高度保护的产业，如农业等。就目前的形势看，日本的汽车、装备、电子等产业与美国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而农业等产业根本挡不住美国产品的冲击。
如果没有TPP，没有美国重返亚太，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可能会更好，中日关系也会相对单纯一些。但在当前形势下，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的领土争端都有所升级，外交上搞得“灰头土脸”，实质上都可能与美国的指使或搅局有关，更需要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因而在经济上放弃一些利益自然成为其现实的选择。同时，面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日本的焦躁不安日益增多，也希望借美国之力来制衡中国。对日本而言，放弃东亚合作主导权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同中国合作也是件痛苦的事情；而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虽然整体经济略微受益，但个别行业蒙受较大损失也是痛苦的事情，这就对处理好中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2.关于TPP与中国东盟关系
随着TPP的推进，加之南海局势波澜起伏，我国与东盟关系日趋复杂化。历史地看，东盟更倾向于与区域性大国单独签署FTA，比如，东盟已与我国、日本分别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以借助大国平衡外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虽然越南、马来西亚已加入TPP谈判，泰国也向TPP伸出了橄榄枝，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对TPP做出明确表态，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下一步，如何利用好“10 +1”等合作框架与机制，无论是对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打造“10 +1”自贸区升级版，还是对于强化周边国家关系、营造良好周边环境，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考验。
3.关于TPP与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的基本面和前景是好的，然而TPP问世后，中美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微妙。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很依赖中国，但同样对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存在警惕，对华军售也总是犹抱琵琶，不愿拿出最好的东西。美国重返亚太后，俄罗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增多，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搞平衡的空间增大，中国太强了就和美国多接触，日本太强了就拿领土说说事，美国太强了就多与中国合作。虽然俄对TPP的表态不甚明朗，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如果我们需要与俄共同来制衡美国，前者在一些领域向我国提高要价也是可以肯定的。
4.关于TPP与中印关系
印度是TPP的潜在成员国，加之与我国存在边界、西藏等争端，一直是美国要拉拢的重要对象。就印度自身而言，其冷战期间就奉行“左右逢源”的取向，加之美国、日本能花多大成本也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会更多注重自身的利益诉求，单方面倒向美日的概率并不大。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在当前形势下，由于TPP、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不断升温，我国在东向、南向两个战略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安全压力；如果在西向这个战略上再出现问题，压力就更大了。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措施稳定西线，也将是对我们智慧与勇气的一个现实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