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PP的发展进程及主要特点

（一）对TPP发展进程的简要回顾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是由美国主导、共有12 个国家参与谈判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该协定正处于谈判进程中。2011年年底，正式发布的TPP框架协议所涉及的议题多达20项，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树立21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全球贸易合作的新标准。该协议属于开放式协议，任何国家（包括非亚太地区的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但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后才能正式加入谈判行列。TPP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90～2000年）

这一时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迅速兴起，在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诞生。1994年11月APEC 在《茂物宣言》 中阐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于2020年先后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并积极推进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发达国家之间率先经济自由化（APEC-X）等。在APEC 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经济合作领域迅速拓展，新加坡、智利等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始积极考虑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这为TPP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2.起步阶段（2001～2008年）

这一时期，以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与之相对照，全球区域自由贸易协议（FTA）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等FTA 的成功签署，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FTA 的中心。受此影响，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四个国家于2005年共同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这也是TPP的前身。

3.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持续蔓延和深化，最终引发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战略利益重心转移的需要，加上美国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合作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作为其介入并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杠杆，于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TPSEP，并着手对相关协议内容进行全面调整。在美国的主导下，2009年年底TPSEP 被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至此TPP正式问世。这一时期，除美国以外，越南、秘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也相继加入谈判，从而使TPP成员国的数量迅速增加，由最初的P4 扩大到目前的P12 （见表1-1）。迄今为止，TPP已进行了18 轮谈判及2 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和2 次部长会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也纷纷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对加入TPP的浓厚兴趣。但是，在2014年2月新加坡举行的最新一次成员国部长会议上，由于部分成员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致使TPP谈判进程受到一定影响。

（二）TPP的主要特点

TPP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1.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2011年，P12 的GDP 规模高达27.01 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总量的35%；P12 成员国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5.4%。实际上，从参与主体来看，各成员国在地理、人口、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较突出。各经济体遍布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佛教国家，还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也有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在TPP成员国中，不少国家在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美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不仅是重要的工业国，还是铁矿石、铀矿石等矿产资源的主要产地；新加坡则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和金融服务中心。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涉及农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时将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大分歧。倘若考虑到韩国、泰国等潜在成员国，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还会进一步增大。

2.TPP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

从本质上看，TPP仍属于一种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形式，但其框架协议中明确指出要将TPP树立成一个“21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全球贸易合作的新标准”，因而其协议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亚太区自由贸易协定。

从广度上看，它体现了全覆盖的特点。传统的FTA 一般主要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卫生及检疫标准等条款。但随着区域间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宽，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临时入境等相关条款也逐渐被纳入其中。与中国—东盟FTA、TPSEP 等相比，TPP框架协议涉及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传统FTA 条款，也包括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 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

从深度上看，它体现了高标准的特点。目前TPP协议虽未签署，但其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相关领域的最终标准都可能会明显超出绝大多数FTA 的现有水平。在商品贸易领域，TPP有望实现全部贸易品最终零关税，而目前绝大多数亚太地区的FTA 尚未达到这样的要求，一般还对少数产品[2]采取一定的关税和进口配额等保护措施。在服务贸易领域，FTA 的服务贸易条款一般仅允许准入后国民待遇，即外资企业成立后在设立、管理、运营、维护、使用、销售、清算及其他形式的处置方面，均可享受不低于对本国或第三国服务贸易企业的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仅在部分特定部门中给予外资企业超出其国内规定的市场准入待遇。而TPP则很可能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这一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即对所有服务部门统一给予准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国防、金融、航空等少数特殊行业允许设置例外条款，可见其服务业开放程度要明显高于FTA。在知识产权领域，FTA 仅要求成员国遵守WTO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TRIPS），而TPP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将明显高于TRIPS 协议水平。比如，在医药专利等领域提出比现有WTO 附加知识产权协议条款更严格的要求，增加版权年限；在临时复制、保护技术设施等数字化复制领域设置更严格的限制性条款，限制其他国家运用强制许可等措施免费获取知识产权，等等。此外，TPP在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也提出不少高于FTA的内容和标准。

3.TPP协议内容和标准更多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求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有着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影响力。从价值理念看，TPP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及服务贸易等方面设置的“高标准”，就带有显著的美式自由贸易特点，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1）TPP框架协议明确指出，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高于WTO 组织TRIPS 协议的标准；TPP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超越现有WTO 中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事实上，由于美国在技术创新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提高知识产权标准将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优势，并从技术贸易、技术转移和专利使用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技术扩散收益，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不利于以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

（2）TPP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将贸易与之挂钩，以强化美国的相对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劳工和环境领域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相关标准更高，执法也更为严格。在技术水平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因劳动力成本偏高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通过强调他国较高的劳工环境标准等，有助于美国借此对其他成员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以达到维护其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

（3）美国强调TPP谈判要实现统一原产地规则、全面减免关税、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力争到2015年将美国出口增加一倍。亚太地区拥有世界上40%的人口，占全球GDP 总量的50%，也是美国主要的贸易出口市场。2010年和2011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货物贸易出口分别占其货物出口总额的60.6%和60.4%；亚太地区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亚太地区逆差占其全部逆差的70%左右。由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要高于美国，全面减免关税将有利于缩小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如此，亚太地区还是美国最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10年对亚太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占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8.6%，相应的服务贸易顺差占比达到57.5%；与货物贸易相比，虽然美国对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占比还不大，但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TPP就服务贸易设定的“准入国民待遇+例外条款”，将有利于美国扩大对TPP其他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也有助于增加美国在金融、科技等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显而易见，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于美国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