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挑战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近十年间，在外需市场下滑、全球化新趋势、全球经贸规则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条件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增速下降、结构调整、模式演变等特征。

一是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速明显下降。2007—2016年间，我国的进口额、出口额分别由2007年的12204.62亿美元和9561.16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0981.50亿美元和15874.20亿美元，进、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6.21%、5.80%，贸易顺差额年均增速则达到7.59%。在进出口保持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下降明显。从贸易总额占GDP 比重来看，由2007年的61.75%下降至2016年的32.70%，降低了29.0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占GDP 比重由2007年的7.50%下降至2016年的4.50%，下降了3个百分点（见表1-1）。

二是我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触顶回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经历了一个先快速增长、达顶峰后出现回落的轨迹。我国对外贸易的全球占比，由2007年的7.68%上升至2015年的11.90%，上升了4.22 个百分点；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的比例由2007年的6.82%上升至2015年的10.19%，上升了3.37 个百分点；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由2007年的8.53%上升至2015年的13.58%，上升了5.05 个百分点，而在2016年，以上三个比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1-2）。

三是加工贸易占比出现持续快速下降。2007—2017年，我国贸易方式结构不断变化，加工贸易占比持续下降，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占比则持续上升（见表1-3）。从进口来看，加工贸易占比由2007年的50.60%下降至2017年的33.09%，而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则分别由2007年的44.15%和5.25%上升至2017年的54.90%和12.01%；从出口来看，加工贸易占比由2007年的38.60%下降至2017年的23.27%，而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则分别由2007年的44.81%和16.60%上升至2017年的59.07%和17.65%。相比加工贸易，汇率的变化更易影响一般贸易，随着我国贸易呈现向一般贸易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价格弹性将显著增强，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影响将明显提高。

四是服务贸易逆差快速扩大。2006—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额均快速增长，分别由2006年的1030亿美元和1008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186亿美元和4355亿美元，年均增幅分别为8.72%和17.66%，大大快于同期总进出口的增长；服务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由2006年的11.84%上升至2015年的15.16%，增加了3.32 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和商品贸易的大量顺差相比，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2009年开始服务贸易由顺差向逆差转变，2009—2015年服务贸易的逆差以年均55.58%的速度增长（见表1-4）。从长期看，这不利于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及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未来对于解决贸易失衡的一个关注重点应放在逐步缓解服务贸易逆差上。

五是外需替代和贸易壁垒共同作用下，我国对发达国家贸易占比出现快速下降（见表1-5）。与发达国家贸易方面，尽管进出口仍保持上升之势，但从发达国家贸易占我国贸易总额的占比看，则由2007年的44.50%下降至2016年的40.56%，下降了3.94个百分点。其中，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下降更快，由2007年的50.58%下降至2016年的43.75%，下降了6.83 个百分点。

六是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虽快速增长，但仍难对冲我国对发达国家外贸的下降之势。我国与新兴市场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均出现了快速上升，其中：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和进口分别由2007年的1098.99亿美元和767.44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214.16亿美元和1476.02亿美元，年均增幅分别为8.09%和7.5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进口分别由2007年的2419.34亿美元和1959.6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609.78亿美元和3350.12亿美元，年均增幅分别为9.80%和6.14%。尽管我国贸易对象出现了新平衡的态势，但从贸易绝对体量上看，新兴市场国家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还难以充当有替代能力的贸易对象，发达国家需求状况仍然是稳贸易、稳增长的关键变量。

2.对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挑战

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有效战略和长期方针，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提高开放水平，促进投资便利化，成为全球跨国投资主要目的地之一。尽管从经济基本面来看，长期中我国综合投资环境仍然对外资具有较大吸引力，吸引外资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短期内我国利用外资中也存在着一系列新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进一步稳定外资规模、提高外资利用质量，优化外资结构，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我国外资流入的规模构成不确定性。我国外商投资水平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稳定外商投资的规模和增速的难度有所提升。从纵向看，随着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率下降，发达经济体进入结构性低迷增长的“新平庸”时代，全球外商投资与我国利用外资增速水平均明显放缓。从横向看，受美国经济复苏的利好影响，发达经济体的FDI 流入规模较上年增长了5%。相反，经济增长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则对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 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发展中经济体FDI 流入量总体减少了14%。2016年，我国吸引FDI 流入规模由2014年的第一位回落至美国和英国之后，处于全球第三位，增速明显低于同期发达经济体增速。

二是对我国外商投资结构优化构成一定阻力。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来源国，特朗普政府引导制造业投资回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战略，更加重视吸引投资，跨境资本流动向发达经济体转向，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引资竞争。从我国自身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利用外商投资来源地偏窄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发达经济体投资回流将进一步阻碍我国优化利用外资的来源构成，降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外商投资占比，“被动”提高香港地区投资的比重。考虑到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高达90%以上，外商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物流、中介服务、信息产业和零售业等领域，过度依靠香港地区外资流入有可能导致我国外商投资中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服务业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优化升级缓慢。此外，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外资流入主要依靠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制造业外商投资增长放缓也不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利用外资的协调发展。

三是对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跨国公司必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获得利润增长。因此，近年来国际投资发展表现出的一大特点是跨国公司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跨国并购已逐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尤其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全球跨国投资额中并购投资的比例已超过80%。

与跨境贸易和绿地投资相比，跨境并购大大缩短了企业参与全球化生产的进程，有利于企业加速整合和贯通全球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改造中最高效、最直接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量被收购企业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海外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帮助其摆脱困境，迅速获得技术、品牌、人才、遍及全球的营销网络，及时把握国际市场机遇，高效地完成资源整合和市场布局，快速实现企业国际化发展。在此趋势下，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相对缓慢，主要依靠外商独资企业和绿地投资的外资利用方式将制约我国长期中外资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外商投资规模，同时充分发挥外商投资重大项目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辐射和示范作用，我国引进外资必须顺应国际趋势，积极拓宽外资利用方式，大力促进跨国并购和外商合资企业的发展。

3.对我国对外投资的挑战

一是对外投资增速出现阶梯型下滑。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地区持续动荡，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上升，跨国公司投资信心大幅下降。同时，发达国家引导制造业回流、跨国公司本身进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部署产业链的趋向明显转弱。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52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13%，其中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1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然持续上升但增速出现阶梯型下滑。自2003年有关部门权威发布年度数据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14年连增，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72.7 倍，达到1962亿美元、占全球的13.5%，仅次于美国（2990亿美元、全球占比20.6%），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位（见图1-7）。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2002年的45.4 倍，达到13574亿美元、占全球的5.2%，仅次于美国（6.38万亿美元）、中国香港（1.53万亿美元）、英国（1.44万亿美元）、日本（1.4万亿美元）和德国（1.3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位（见图1-8）。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出现阶梯型下滑，从危机前2003—2008年的66.9%下降到了危机后2009—2016年的17.4%，甚至是2017年上半年的-45.8% （见图1-7）。

二是跨国并购投资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包括新设投资，即绿地投资，以及并购投资，其中跨国并购是企业实现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捷径。不同的投资方式代表着不同的国际资源配置方式，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并购案例数从2012年的196 起急剧上升到了2016年的772起，并购金额数上升到了2016年的1353.3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尤其是多起“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对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限制措施，对国际直接投资采取针对性极强的歧视性限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风险上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增速及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年均增速从2005—2008年的124.9%下降到了危机后2009—2016年的30.4%，年均占比从2004—2008年的44.8%下降到了2009—2016年的34.1%。尤其是2017年上半年以来，我国对外并购交易仅302 宗、交易额仅657亿美元，同比下降51%。当然，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融资渠道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许多企业逐渐使用创新的海外融资渠道应对东道国的投资保护主义并控制海外投资风险（见图1-9、图1-10）。

三是国有企业跨国投资受到更多阻力。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但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态势蔓延，其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加剧，尤其是在收购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能源、科技类等行业企业所受到的所有制歧视、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冲突更多。例如，美国曾试图在TPP 自由贸易协定中增设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条款；加拿大政府告诫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批准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随着部分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抵制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失败案例频频出现、占比呈下滑趋势。例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加州优尼科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2014年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撤回中国铁路建设公司领导的中国财团赢得的高铁项目投标等。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占比从2006年的81.0%下降到了2016年的54.3%，年均降幅达2.7 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虽有波折，但总体发展迅猛，投资金额从18亿美元增加到1549.1亿美元，投资案例数从5 个增加到395 个，海外直接投资占比则从19%提高到45.7%，年均增幅达到2.7 个百分点。（见图1-11、图1-12）。

四是流向欧美等部分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持续较低。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兴起，部分国家尤其是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行为设置了更多壁垒，使得国内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屡屡受挫。例如，2007年美国颁布《艾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2007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及2008年颁布《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提高了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限制；2005年以来，法国等欧盟国家对跨国并购设置投资壁垒，尤其是在银行、钢铁和能源行业设置更多障碍。我国在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虽有小幅上升但仍然较低，各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不到17%、存量占比不到13.5%，远低于在亚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的投资比重（流量占比80%左右、存量占比80%以上）（见表1-6、图1-13）。

4.对我国利用外债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我国外债利用和管理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内部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不断深化发展，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外债管理改革和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实施将有利于企业综合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外部方面，在近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境内外利差缩小，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依然存在的宏观背景下，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外债规模是我国跨境资金宏观调控实现“扩流入”目标的重要方式。考虑到未来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外债规模将不断扩大，波动性也将有所增强，有必要探索完善全口径的外债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债的利用效率。总体而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国际货币政策调整将对我国利用外债形成以下挑战：

一是对我国外债的资金成本形成上行压力。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量化宽松等积极的货币政策后，国际市场的外币利率普遍维持在较低水平；与其相对比，尽管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先后进行了降准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操作，但是境内人民币利率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较大的境内外利差为我国企业举借外债提供了较低的成本优势，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境外发债实现较境内更低成本的融资。而2017年末以来，随着美联储缩表、加息等货币政策由松向紧转向，[8]境内外利差有所收窄。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美元指数不断走强，人民币汇率由以往的单边升值预期转为双向波动常态化，也使外债的资金成本有所提高，不利于境内企业通过举借外债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导致我国外债规模的波动性提高。尽管从总规模来看，当前我国外债波动处于合理区间，外债的绝对水平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仍较低，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外债的波动将有所扩大。通过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我国已建立宏观审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企业和金融机构均可按照规定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在当前境内信贷环境持续宽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人民币汇率呈现更多双向波动且市场预期分化的情况下，境内企业的外债规模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跳跃式增长。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实力的提升，境内主体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外债管理改革和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实施将有利于企业综合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外债规模的扩大和波动性提高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外债管理的新常态。

三是引发我国外债的潜在风险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回归常态化，整体规模有所缩小，并且逐步由危机中的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转为流出。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往往会对新兴市场形成较大冲击，先后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总体看，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财政状况相对良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依然充裕，外债风险总体可控，能够抵御和逐步适应境内主体对外资产负债的调整。

但是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黑天鹅事件”频现，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由于我国外债的期限结构中短期外债的占比高达61%，币种结构中外币外债余额占比高达66%，企业的对外清偿能力对利差和汇差的调整较为敏感。未来随着美联储缩表和加息政策逐步落地，在境内外利差或汇差条件发生改变，势必将对我国企业外债偿还能力形成一定不利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境内企业和政府部门积极扩大外债利用水平，我国外债的风险也将有所提高，因此在“扩流入”的同时，监管部门需高度关注外债相关风险，有效防范外债期限和币种错配等风险，并以此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