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的根源分析

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的各种新动向表明了自1990年前后开始蓬勃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到历史转折点。发达国家成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代言人，并且确实可能会对全球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的最显著特点。经济全球化发展遇到波折，并不是因为全球化发展的方向错了，而是因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面临难以持续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要继续推进，各国必须正视和共同努力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发达国家攫取了绝大部分全球化红利，但内部分配严重不均衡

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并获取了更多收益。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达国家以产品的研发、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生产等工序为主，新兴工业化国家以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制造工序为主，发展中国家主要进行辅助零配件加工、组装等工序生产。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等优势，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获得更多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多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变化看，曲线比40年前变得更加陡峭了 （见图1-3），这意味着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的收益更高，发达国家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的收益比重更高。跨国公司成为发达国家获取全球化收益的重要渠道。1990—2016年，全球前100 家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和资产占比分别提高了约10 个和20 个百分点，2016年超过2/3 的销售额产生在海外，这些公司90%以上来自发达国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相关研究表明（2017），2003—2016年美国双向贸易增长了49.5%，其中超过20%的增长得益于全球化，由此带来了约191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相当于人均GDP 增加了590 美元。

但是，全球化红利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问题却日趋严重。一方面，以资本扩张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全球化为资本提供了高于经济增速的回报水平，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皮凯蒂，2014）。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相对低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本国低技能劳动者获益较少，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Michael Spence 等（2011）[2]发现，1990—2008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相关就业岗位随之丧失；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的有关数据显示，以小时报酬来衡量（见图1-4），1995—2009年美国高技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大幅高于中、低技能劳动者，并且提高速度更快，而中等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基本不变甚或下降。这就意味着，部分社会底层人群不是少分享了全球化收益，而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其相对弱势地位更加固化。在政府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富裕的1%群体和10%群体的收入占比明显上升，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的态势更为明显（见图1-5、图1-6）。美国基尼系数从0.38 左右提高到约0.42[3]，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已经激化到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程度。欧盟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分配不均衡问题更多以高失业率的形式表现出来，截至2016年底，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8.2%和9.6%的较高水平，欧元区青年失业率达20.9%。

发达国家中利益受损群体更倾向于以极端情绪来影响国家政策取向。有分析表明，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的往往是自认为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少或受损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投票选择脱欧的比例最高；20 个选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都选择了留欧，小时工资中位数最高的地区，更多选择留欧。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政治家不是选择完善收益补偿机制来缓解国内矛盾，而是倾向于选择将国内矛盾焦点引向外部，甚至指向全球化本身，反全球化更多成为以民粹主义为标签的政治极化表现，成为争取选票的手段。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部分发达国家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措施，其实质是以宣称的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来转移国内矛盾和自身应负的责任。

2.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对发达国家形成冲击、造成恐慌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结果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带来庞大的经济体量，直接削弱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0—2022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到不足40%，相应地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大幅提高。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主导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占世界36.7%。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990年的1.73%快速跃升到2017年的15%左右，并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1/3。印度也将于205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庞大并且仍然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量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

二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具优势，意味着中国模式对欧美模式形成挑战。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西方国家希望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流动的同时实现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对发达国家而言，在遵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能够快速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并且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模式日益被广泛认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无异于“倒打一耙”。他们不仅感受到中国竞争力增强的压力，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恐慌。

三是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赶超进一步冲击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自信和发展优越感。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中国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对产业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作用，制定并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工业互联网、“互联网+”产业发展，以及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装备等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发达国家一贯认为高技术领域以及产业链中的高技术环节是其传统优势范围，欧美国家一直坚持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实行封锁战略。而目前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快速追赶已经严重威胁到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有被“全面碾压”的危机感，必然会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措施。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普遍感到恐慌，这既表现在屡屡被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也表现在发达国家重点“反思”为什么中国会快速崛起。

3.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经济全球化红利增量日益缩减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在全球繁荣期，国家之间形成了互促互荣的发展关系，各国都有动力通过密切相互经济联系而不断做大世界经济总量分享增长收益。而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较强的相互依存性，经济增长乏力导致难以持续较快做大全球化蛋糕时，源自全球化的负面冲击、负面影响被放大，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可能演变为相互拖累，相互踩踏。

全球经济增长步入周期性下行阶段。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周期理论，以50年左右来划分，自1789年开始全球经济大体经历了五个长周期，每个周期的上下半场分别处于上升和下降状态。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分界，1990年前后全球经济步入第五个长周期，预计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始于1990年前后的这一轮全球化发展高潮正好与全球经济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相重合，客观上为形成全球化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基础。而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转折点，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和影响变大。

世界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弱化，全球化红利增量缩减。危机以来，虽然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有效解决，传统增长动力在弱化。上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效应逐渐衰减，新一轮技术革命蓄势待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有效驱动力。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使有效劳动力增长的驱动力也在弱化。据《世界人口展望》（2017），全球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9.2%提高到2017年的12.7%，而到2050年将达到21.4%，中国、伊朗、加拿大、新西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老龄人口占比都会超过30%。在技术和劳动力双重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升反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2022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8%，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10年4.2%的平均增速。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全球化红利增量提升的空间也将明显缩减。在此背景下，由需求快速扩张支撑生产扩大，进而全球经济总量扩张的循环关系受到冲击，数量扩张型全球化模式面临挑战。

4.重大全球治理问题的成本和责任分担机制难以维系

目前发展动向表明，逆全球化已经不仅局限于经济全球化领域，而且已经扩展到全球重大问题治理机制层面，直接导致既有成本和责任分担机制难以维系。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治理问题上更多抱有功利主义的思想。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以及发达国家从中获益的减少，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甚至有意逃避责任。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不作为和发展中国家难以作为现象突出。欧美等发达国家总是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就全球气候变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力图逃避造成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极力强调气候治理的成本更多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欢迎度和容忍度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大规模扩张，在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财政陷入困顿状况。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2018），2017年OECD 成员方政府债务占GDP 比重平均达到73%，超出国际公认60%的警戒线。美国政府负债率从2008年底的43.3%大幅跃升至2017年底的76.3%，日本政府负债率始终超过200%。欧盟25 国的政府平均负债率从2008年的61.4%快速提高到2016年的83.9%，欧元区19 国的政府平均负债率从68.6%提高到88.9%。作为欧盟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政府负债率分别达到68.1%和96.5%。发达国家普遍债台高筑，财政负担空间非常有限，这也在客观上造成发达国家倾向于减少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承担的成本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