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反思18世纪的医学，首先要明确18世纪的重要性。
一、18世纪在历史学上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以它丰富多彩的文明成就润泽过东方，影响过世界。18世纪以来的三百年，历史长河的脚步从迟缓变得激进，尤其是20世纪的一百年，历史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使人们只感受到现在，忽略了历史，当然更没有意识到18世纪在历史中的重要性。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一百年里，世界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空前巨大的变革。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世界，全球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18世纪的产业革命，使人类找到机器生产的钥匙，启蒙运动开阔了人类思想，生产力提高，产品丰富，物质财富滚滚而出。这种空前巨变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赫然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里呢？”[1]因此，把18世纪从延绵不断的历史中抽取出来，作为一个专门历史的范畴加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同样，18世纪对中国历史也具有特殊意义，拥有强汉盛唐的中华帝国又攀上了一个新高峰——康雍乾盛世时期。18世纪的中国，相对来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然而，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康雍乾盛世时期，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2]若把18世纪的中国放在世界范围横向比较，则会发现18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中西方力量对比、位置发生质变的前夜。18世纪，英、法、美、俄等国家深刻的变革，极大影响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科技文化（包括医学）等方面，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但是中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习惯按照朝代划分，或者按照帝王的统治时期来划分，很少像欧洲学者研究欧洲历史那样，把一个世纪作为历史分期来研究，因此很有必要把18世纪的中国历史从历史长河中提炼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加以研究。深入探讨、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社会特征和形成过程，追本溯源，需要回到18世纪。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如何评价，代表“欧洲中心论”的哈佛学派主张“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观点与年轻一代“中国中心观”的观点截然相反。欲弄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都有必要把18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与18世纪的世界进行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18世纪的中国历史，以至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总趋势。如果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来说，18世纪是中国开始从先进走向衰落的世纪，19世纪是中国沉沦和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觉醒和振兴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中国将是什么样子？通过对18世纪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说明和理解已经过去的19、20世纪，也可以使中国在谱写21世纪的历史时，得到更多的历史借鉴。基于此，考察18世纪确是发现中西方历史嬗变的轨迹，解开许多历史之结的关键。
二、18世纪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
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工具，认为它在反对古老的封建秩序的斗争中非常重要，科学与进步是18世纪的主旋律，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源泉。启蒙时期科学史的标志是：在科学与社会问题方面一种朴素的乐观主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感到，如果不懂科学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因为只有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才能使对这门科学感兴趣的人知道，在此之前人们已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还留下什么要去做。18世纪的科学史更多强调对有关课题的编年细节与概括。
早期的学科史研究是在专业学术文献和著作中叙述该学科的历史，而18世纪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历史导言”受到科学家的重视，例如，达尔文（C. R. Darwin）在其《物种起源》后期的版本中，就对从拉马克到他自己在进化概念上的贡献给出了历史的说明，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拉格朗日（J. L. Lagrange）在其数学著作中、赖尔（C. Lyell）在其地质学著作中对历史的叙述等等。从18世纪到现在，这种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历史导言”成为许多科学专著和教科书的开篇，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一类重要文献。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史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对专业学科的发展作比较系统研究的著作。在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中，首推以发现氧气而闻名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J. Priestley）的两部著作《电学的历史与现状》（1767）和《关于视觉、光和颜色发现的历史与现状》（1772），法国数学家蒙蒂克拉（J. E. Montucla）的《数学史》（1758），以及法国天文学家巴伊（J. S. Bailly）的《古代天文学史》（1775）和《近代天文学史》（1779-1782）。这些著作，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中还常常被人们引用，但遗憾的是18世纪没有医学史著作问世。
18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被看作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已研究到什么程度的一种估量，或认为是关于已做了些什么，以及还能够做些什么的报告。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一批德国学者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科学史著作，其中包括格迈林（J. D. Gmelin）的《化学史》（1791-1799）、卡斯特纳（A. G. Kastner）的《数学史》（1796-1800）、菲舍尔（K. Fischer）的《物理学史》（1801-1808）和贝克曼（J. Beckmann）的《发明与发现史》（1784-1805）。比较有影响的医学史著作是在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如达伦姆贝格（V. Daremberg）的《医学科学史》（1870）。[3]关于18世纪的西方医学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在医学通史著作中较多见，但以18世纪医学史为题目的专题研究著作较罕见，据悉《临床医学的诞生》[4]是一部反映18世纪西方医学的较有影响的作品，但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的医学史著作。因此从事18世纪的中西医学史研究从科学史角度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三、18世纪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医学与近代西方医学是在两种不同思想、不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体系的医学。一般观点认为造成两种医学的差异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兴起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西方医学带来了生机，创造认识人体的新方法和新手段，西医学从人体解剖学开始，逐渐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到17世纪生理学又以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取得了新突破。回溯医学发展史可以看出，文艺复兴只是中西两种医学走上两种道路的开始，然而它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共性，比如在疾病诊断方面都未超出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中医用阴阳失衡论疾病，西医用四体液失衡论疾病；在疾病治疗方面，两种医学都主要依靠天然药物。通过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医学发生本质差异是在18世纪。
18世纪的中医学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学著作大批涌现，大型医书和医案研究成为18世纪中国医学的特色之一，温病学派的形成构成18世纪中医学的突出成就，其成果至今仍被应用。18世纪中医临证各科也在继承中得到发展。
18世纪西医学在世界大气候发生巨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下，西医学本身产生根本性变革。意大利人莫干尼（G. B. Morgagni）创立的病理解剖学，改变了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开始了以寻找病灶为目的的历史，而且一找就是二百余年。1990年美国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投资30亿美元，旨在阐明人类30亿个碱基对序列，发现人类的全部基因，弄清其在染色体的位置，破译人类的全部遗传信息，最终达到在分子水平认识人类自身，其中包括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实际上，回顾18世纪的西方医学史，不难发现人类在21世纪从事医学尖端的研究与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21世纪西医学将用现代医学的语言重新解释疾病的原因和发病机制，利用现代医学的先进手段寻找微观病灶，现代西医学仍未跳出找病灶的范畴。围绕着寻找致病基因的过程，将会给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药理学带来新变革，而西医学的现代发展轨迹早已在18世纪播下决定性的种子，可以说18世纪的西医学奠定了现代西医学的发展基础，18世纪是西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把18世纪的中国医学纳入世界历史背景下，通过18世纪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具体史实的比较研究，揭示病与证产生的历史渊源、分析近现代医学的形成过程和特征，有助于了解现实中存在的许多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为探索医学的发展方向提供历史依据。
医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研究特殊性。医学是一门生命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最高级、最复杂的动物—人，对于人这个自然界最高级的生命体，在它所蕴含的生命的深刻含义面前，今天的科学也许只能算是幼稚的婴孩，即便是2000年6月26日，世界上第一张分子水平基因序列框架图诞生，距离解开生命奥秘的目的地还相差甚远，正如英国一位科普作家所说：“直到今日，基因还是个迷。今天的人类将是跨越这个谜团的第一代，虽然我们已经找到很多新答案，但更多的问题还在等着我们去发现。”医学的复杂和深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学史研究的特殊作用。“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让历史为现在和将来服务，让后人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吸取教训，这是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所在。18世纪的医学史是中西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回顾18世纪中西医学的发展历程，比较二者的异同，寻找差异的原因，为21世纪中西医学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是18世纪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重要任务。
四、反思18世纪医学的目的
1、正确认识人对人体的了解
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高级的生物体，今天虽然人类已经掌握了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各个领域中丰富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对于分析和解释人体仍然显得非常渺小和幼稚。现有的科学和技术远远不能完美地解释复杂的人体，所以医学与其它科学不同，它是用渺小的知识去理解深奥的人体，难度很大。不从历史看问题就会给迷信和伪科学留下可乘之机。
2、正确认识传统中医学
中医学是五千年来祖国医学经验的积累，良莠混杂的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是少数。对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用现在的科学知识也许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甚至根本不能解释，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中医学。近现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不过是几百年的历史，用几百年的知识解释几千年的经验，探索拥有几十万年历史的人类的生命现象，几百年的知识太微不足道了。中医学应该被继承，当然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医学也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这涉及到中医的继承与发扬问题，继承是发扬的关键，只有全面继承才能为日后的发扬留下可开采的处女地。
3、客观审视西医学
西方与科学之间不是等号，西医学也不完全等同于科学，不要误把西方标准当作绝对科学标准，也不要误把西医标准当作绝对中医标准。西医学在18世纪发生质变的飞跃后，经过19世纪、20世纪的大发展，到20世纪后期自身的弱点已逐渐暴露，幸而西医学已经开始修正自我，从分析到综合、从部分到整体，西医学正处于不断地完善之中。
4、明确病证结合是发展中医学的途径之一
虽然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中西汇通思想和学派，然而准确地说，病证结合的历史只有50年，它是一种在探索中发展的交叉学科。中西医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这是病证结合的可行性，通过探索18世纪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可以为病证结合提供思路。
五、研究方法
1、史学比较的方法
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若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则很难达到这种目的，历史比较方法最大长处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5]过去的中西医史研究并非没有使用比较方法，但多侧重于中西医史现象自身的前后比较，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嫌。中西比较医学史改换了比较的对照物，试图将纵向的历史分析与横向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方法论上有很大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从中西医学自身理解各自历史所存在的不足。病与证分别是西医学和中医学的鲜明特色，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最能揭示中西医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对其它具有可比性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同样有助于理解中西医问题。
不容置疑，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在有些人看来，西医学比中医学先进，是科学的医学，但是通过比较医学史的研究就会发现，西医学远非完美无暇，中医学也绝非前途暗淡，两种医学都有待发展，但要看怎样发展。通过比较病与证之间的差异，回溯18世纪中西医学的发展，分析中西医学发生分歧的根源，寻找中医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索中医学崛起之路，在维护人类健康的宗旨下，努力使中医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2、内史与外史并重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外史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库恩所说：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科学史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内史和外史研究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虽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外史论者认为社会、文化、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有影响，甚至可以左右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内史与外史显然都有片面之处，只有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才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获得一种较全面透视。尤其医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状况、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6]因此研究病与证的差异采用内外史结合的方法是一种适宜的选择。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卷：256.
[2]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宁，辽海出版社，1999:5.
[3] 刘兵，克利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2-13.
[4] 法国Michel Foucault原著，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 聂菁葆，论中西比较医学史的确立，医学与哲学，1989(1):30-32.
[6] 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