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2008年注定是要给中华民族的国民心理留下永久且深刻记忆的一个年份。正当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准备实现期待百年的即将于8月8日在北京举办奥运的梦想之前，发生了两起特大自然灾害，即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特别是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四川汶川的里氏8级特大地震，波及10省（市）、417县、4 600多乡镇及近4.8万个村庄，受灾人口4 000多万，涉及转移安置人口1 500万，死亡及失踪人数达8万多，被掩埋和死亡的各种家畜和其它动物800多万头（只），交通、通讯中断，基础设施全面毁坏，造成整个灾区直接经济损失8 000多亿元。一时间，江河断流、生命倾覆、苍天闭眼、大地失聪，整个国家被地球瞬间能量释放造成的巨大灾难所刺伤。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了全民紧急响应机制，人民解放军紧急总动员，各级政府紧急响应，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民间自组织紧急行动，展开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百县千乡万村生命大救援行动，并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募捐活动将灾区的需要和爱传遍全社会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筹集善款创纪录达到760多亿元，有300多万人被爱心激发，作为志愿者奔赴灾区参加救灾，谱写了无数动人的篇章。“5·12”大救灾和8月8日的奥运会，以巨大的悲情和喜情两大主旋律，调动了全民族的激情和参与欲，成为载入2008史册的两大事件，推动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熟。

“5·12”大地震过去了一年多，中央及各地政府的注意力逐渐回到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如火如荼的紧急救援行动已经结束，只有灾区政府、灾民和少数民间组织还在持续进行漫长的灾后重建工作。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华民族经历“5·12”大地震之后的社会救灾响应行动进行回顾，对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性的调查、研究、筛选、总结和反思，以启示我们今后的思考，推动救灾体制的进一步改进，进一步唤醒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步发育。因此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数十名学者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研究，诞生了我们面前这套丛书——《“5·12”行动启示录——汶川大地震社会响应研究丛书》。全套丛书计划共分八卷，包括：《多难兴邦——汶川地震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响应汶川——中国救灾机制分析》、《NGO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研究》、《NGO参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研究》、《NGO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责任·行动·合作——汶川地震中 NGO参与个案研究》、《巨灾与NGO——全球视野下的挑战与应对》以及《反思汶川——“5·12”论坛论文精选》（此卷待出），另外我们将《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最低标准》第三次出版，以飨 NGO同行、政府工作者和有兴趣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对“5·12”汶川大地震中牺牲的无数生灵的一种庄严悼唁和纪念。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当大自然瞬间的能量释放造成的灾难来临时，人类个体的力量显得尤其渺小，这时正是人类发明的“组织力量”体现其价值的时候。因此政府作为保障灾民权利的第一义务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紧急救援之中，抢救生命、保护财产、恢复秩序、重造公共空间。非政府组织作为保障灾民权利的第二义务人，应该紧急行动，募捐款物、评估灾情、找准人群、迅速行动，并搭建灾民和捐助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和互动平台，扩大志愿人员的使用和管理，为抢救生命和恢复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公民作为保障灾民权利的第三义务人，应认真识别和评估非政府组织及其项目，发现合作平台和方式，通过捐助钱物或亲自参与救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经验阅历。这个阶段很大程度上是救急，缺乏手段、组织能力和准备是不行的，因此有效率的政府和有备灾能力及经验的非政府组织通常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当抢救生命的行动结束以后，救灾从紧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阶段，已渡过危险的生命需要精心呵护和细心调养，灾民需要更牢固和更大空间的住所——如活动板房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灾民需要更大的公共空间及心理治疗等等，因此救灾需要更加技术性的设计和更加专业的服务。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应从直接主导转入半直接主导，更多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各种专业人员的作用，政府的财政支持也不必完全由自己来实施，而是可以通过委托实施和监管来发挥各类专业人士的作用，以提升过渡期安置的适调性、科学性和救灾效率。而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志愿人员，则应在援助项目的科学化和适调性上下工夫，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提升自己的能力。

当过渡期安置进行一段时间后，灾后重建的问题便接踵而至，要使灾区和灾民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常态，就必须进行灾后重建、医疗卫生及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建、社区邻里及社会公共空间的重构、心理重建等等。在这个阶段，政府还要加大投入，但更多的要依靠和启迪灾民自身的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专业人员和组织跟他们共同商讨，找到兼顾眼前和长远的方案，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走出灾难的阴影，重建美好家园，重塑追求未来的信心，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培养和提升他们的能力。

人类经历了无数的自然灾害和苦难，为了应对这些灾害，人类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获得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但逻辑是简单的，现实之路则残酷而复杂；愿望是美好的，现实之路常崎岖而曲折。大灾来临时，政府组织能力和效能、救灾机制、非政府组织发育程度、备灾能力、应急和管理效能、公民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灾民的应变和自救能力等等，都备受考验，因此大灾常是对一个民族意识、能力、机制、精神的大检验。

这套丛书，不只是概念和理论的讨论，更是“5·12”行动的调查记录，是“5·12”救灾行动中国民心路历程的解说和反观。不管如何评价其学术水平，书中所写的故事是真实的，描述是客观的，处理资料、观点的态度是认真且谨慎的，研究方法是结构性、实证性和探索性的。从扶贫基金会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是理论家，我们也无法为专家们的观点和论证负责，我们认为只要对“5·12”大地震救灾这一惨烈而悲壮的历史事件进行案例记录，并进行对照解析、讨论反思，且对未来有启迪作用，我们的资助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其余则应留待后人评说。

毋庸置疑，我们应该高度肯定中国独特的四级救灾响应机制，以及中国政府在“5·12”大地震中表现出的快速反应、全面动员、心系民安的作风和效能。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救灾机制存在的某种缺失，以及大量NGO组织存在的管理缺失？弥补这些缺失并加以改进，也许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正如中国在经济上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也必然刻有中国独特的体制印记和文化印记，但无论如何，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公民意识的载体——NGO的数量、管理能力和成熟程度，政府对公民意识及NGO的态度、立法和监管的成熟度，社会媒体和知识精英推动的公民社会主流意识的成熟性，始终是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发育的四大构件。如何从“5·12”汶川大地震提供的历史机遇开始讨论、反思这些构件的现状，并身体力行地推动这四大构件的改进和完善，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另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应感恩并践行的时代机遇。

我要特别感谢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范小建、王国良、郑文凯先生对本丛书的领导与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扶贫基金会的领导段应碧、陈开枝、江绍高先生对本丛书的支持。

还要感谢我的同行徐永光、杨岳女士以及“社会组织5·12论坛”各共同发起单位领导人惺惺惜惺惺的鼓励与帮助。

重要的感谢应该给予本丛书数十位著名学者半年多的辛勤劳动、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其陪伴家人自由时间的牺牲。

我还要感谢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他们不仅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地震灾区捐赠，还对本丛书的研究、出版提供了宝贵的经费支持。

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仁加兄弟王行最、刘文奎、柏铮、陈迎炜、李晔等诸君，没有他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何道峰

2009年7月10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