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北京大学的历史究竟是从哪里起步，伴随内忧外患的中国一起走进波澜壮阔的20世纪？作为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北大校史应以戊戌维新为起点、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为标志性事件。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不仅打破了旧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更在教育精神、教育理念上为封闭已久的国人带来一股清风。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1898年作为北大校史的起点。这是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然京师大学堂之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西学东渐”固然是京师大学堂产生的原动力之一，然而在另一层面上，传统的中国教育思想及教育体系也为她的诞生做了长时间的铺垫。扎根于中华大地的京师大学堂更多的是与中华民族的忧患与梦想纠缠在一起，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为一个“少年中国”的崛起奋斗不息。太学、国子监、书院、私塾、同文馆都可以说是京师大学堂的渊源或铺垫。

考察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太学无疑是历史最为悠久、地位最为重要的教育机构。由于太学是封建社会中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与国家最高学府，与京师大学堂颇为相似，也就有了冯友兰、季羡林诸先生的“北大校史始于汉代说”。据史书记载，太学最早建立于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又设国子学，与太学并行。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设立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和太学。至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并具有国子学的性质。直到京师大学堂成立（1898），公布癸卯学制（1903），谕停科举（1905），建立学部（1906），百年中国的教育才完成最为关键的转折。其实向上追溯，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庠、序、学、校等国家教育机关，但我们不能把北大校史无限制地向前延伸，毕竟北大史不等于中国教育史、太学史。其实，北京大学与太学是“貌合而神离”，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在教育理念上，太学与现代大学都有本质的不同，对此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与清华前校长梅贻琦都有论述。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说：

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1941年，梅贻琦又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此皆为切中要害之论述。因此，北京大学是中西合璧之结果，是一所新型的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其成立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为始。

与太学相对应的是各州郡府县的地方官学与官私兼办的书院。书院源于有唐一代，发达于宋代，有了闻名海内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然其说法不一，王应麟的《玉海》中，定为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则取石鼓而去嵩阳。六大书院则是上述五所再加茅山书院。元代新建书院143所，修复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共227所。其中民办的占47.51%，与宋代相差无几。明代共有书院1239所，江西、浙江居第一、二位，明代官办的书院大大超过民办书院。清初统治者害怕读书人聚在一起，宣扬民族思想。顺治九年（1652）上谕明白地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但经过八十多年的观察，统治者看到书院也注重应科考，士子埋头功名，对其统治不但无害，反而有利，态度彻底转变。雍正十一年（1733）又特下创设书院的明令，各赐帑金一千两，取扶植态度，颁匾额，赐书籍，给膏火，定保举，甚至对院长的聘请、经费的稽核、讲习的情况乃至考课的审阅，官府都要过问。此时书院已与官立学校相差无几。据统计，清代书院最盛时有1900多所。1901年，慈禧太后颁布诏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各级学堂，在中国存在一千多年的书院至此寿终正寝。梁启超曾经建议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将书院与新式学堂结合起来。还有人主张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成立新型的教学机构。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仿效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奏请光绪皇帝恩准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筹建，次年六月开学，无论规模还是管理方式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此时的广雅书院既吸取了传统办学模式，又具有新学特色。

私塾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组成部分。私塾分蒙馆和经馆，从教授知识和写字到《三字经》《千家文》乃至“四书五经”、试帖、制艺等科举考试内容，先生均耳提面命严格传授。

此外，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于中国各省设立的教会学校形成了与中国新学相竞争的局面，对中国新学的发展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教会学校初以宗教教育为主要目的，辅以少量的读写算知识等，后发展为中、高等院校。如光绪五年（1879）上海梵五渡英语专科学校（圣约翰大学前身）成立，后来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则是由此时在山东创建的潍县文学院、青州文学院、济南医学院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展开，因变法推出新中国教育方案并不断完善而成立京师大学堂。因此可以说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的主要产物。

京师大学堂体制的建立及完善，大概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清代定都燕京后，保留了明代的所谓京师“国学”，建立了八旗、宗室等“官学”以及各直省之府、州、县学。

同治元年（186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设“京师同文馆”。一开始负责教授各国语言文字，毕业人员充当皇帝外语教师、外交人员和翻译等职。后来添设算学、格致等科目，学生逐渐从事科学学习。同文馆聘请许多西方学者任教习、总教习等职。他们亦试图假手教育干预朝政，促使中国西化。但由于同文馆规模体制所限，创立新式大学的呼吁日盛。

同光年间，部分督抚、封疆大吏等有识之士进行了所谓洋务运动。他们出于扩大实力和富国强民的考虑，纷纷建立工业基础设施和军工厂。为了培养新式人才，又建立了新式语言、军事、科学学堂。大致说来，有同治二年（1863）创设之“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奏设之“福建船政学堂”，光绪八年（1882）、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分别奏设之“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奏设之“广东水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然而，由于资金等问题，各省多半未能普设学堂，大多希望通过改革整顿旧有书院来教授实学。这类学堂之建立，使国人对新式教育逐渐了解，并推动甲午后学堂建立的风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根据天津学堂之学制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公学分四院：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隐然小、中、高等学堂皆备。其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上院毕业生择优出洋留学，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外国大学为最高学府。《清史稿》认为“南洋公学”是中国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该学堂后归邮传部，定名为“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的学制最终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范本。

甲午战争后，列强群起瓜分中国。变法之议盛行。侍郎李端棻、主事康有为等均上奏推广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宗上谕：“迩者诏书数下，开特科，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京师大学为各省倡，应首先举办。凡翰林编、检、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个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均准入学肄业。”此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妥议奏闻。不久，议覆筹办“京师大学堂”，拟定章程，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五月，又谕令各省府、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颁给《京师大学章程》，令仿照办理。管学大臣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学堂。其课程仿照南洋公学，分为普通、专门两类，中西并重。这就是戊戌变法间京师大学堂的建设。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旧党把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庚子之变期间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冤死，学堂校舍被焚，学堂停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光绪回銮北京，痛定思痛，力求改革。选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不久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奏请按外国学制以县学堂为小学，府学堂为中学，省学堂为高等学。先设立一高等学为大学预科，分政、艺二门。预科外设速成科，内分二门，为仕学馆、师范馆，各三年卒业。七月，张百熙拟定大学堂章程，成为《钦定学堂章程》。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预备科”，并附设“仕学”“师范”二馆。大学院主研究，不讲课，无课程。专门科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七门。内中又有详细划分。此章程颁定未及二年，又遭废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拟定重订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大学设通儒院及大学本科。大学本科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其外又有译学馆和进士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后又经分出，成为译学馆；进士馆则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大学分科毕业后，最优等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为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与各省高等学毕业，最优等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中学毕业奖以拔贡、优贡、岁贡。高等小学毕业则奖给廪、增、附生。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各省学堂逐渐兴办，特设“学部”加以管理，裁国子监，归并学部。是为京师大学堂第二期发展状况，这样的体制最终延续到清朝的灭亡。

过去人们对“京师大学堂”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北京大学”这座综合大学的前身上，但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在晚清不仅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新的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级。因此，我们所说的京师大学堂，既是在引进西学的基础上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一座兼授中西学的大学堂，也是各省大、中、小学堂的典范，是新式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章程不仅约束“京师大学堂”本身，也约束着全国的新式学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自此以后，各省亦有仿京师大学堂创建大学之举，其中，以山西大学堂为典型，校长为中国人高大林，而总教席为李提摩太。

（文/沈弘 恽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