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意义

尽管审美人类学这一名称仍很少为学者们使用，但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一种倾向，企图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以找出美学新的研究方向与内容，不少学者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审美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可能性，它的研究方法和学科意义，提出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

一　审美人类学的可能性

1．从美学研究的危机谈起

是否有必要开展审美人类学研究还应当从当代美学面临的危机谈起。美学面临的危机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既重要又沉重的话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王国维开始直到现在，美学都与社会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直接相关，并承受着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力，是学者们对中国命运思考的折射。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学者讨论美学的危机，这表现在：（1）80年代以后，美学话语在学理层面出现某种断裂，一方面倾向于大众化的“审美文化”，另一方面退守体现人文精神的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审美文化研究，正是美学自身深刻危机的表现。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美学界在美学理论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似乎丧失了自信，这也可能是中国美学长期以来与社会问题有联系，而让学者们感到沉重，不约而同地转向审美文化研究。作为学术话语，审美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美学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化，即把美学研究与现实的大众文化、现实的消费文化相结合，这使得美学从文化边缘向文化中心过渡。美学现在确实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之一，但就在关于美和美学的一片众声喧哗中，美学自身的活力萎缩了。其实，美学从产生到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一种边缘话语，一直是与社会物质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相对立的文化力量。^[1]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例，从温克尔曼到莱辛，到康德、席勒、黑格尔都有一种很强的乌托邦精神，这是美学能对社会进行清醒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一旦美学的立场与物质性的要求、社会主流愿望相共鸣，它的批判力，它那不同于现实话语的超越性也就丧失了。因此，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很多理论家思考的重要问题。（2）美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也是学术界多次讨论的问题，但却是一个迟到的问题。西方美学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过程，历史不会重复，中西方美学在语言学转向方面其学术背景与目的都是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能看作美学的实质性发展，它恰恰暴露了美学自身危机的一个方面，即美学转向或变成文学批评。美学应包括文学批评，美学与文学批评有内在的联系，但文学批评只能是美学的组成部分和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当然，美学的语言学转向是有其合理性的。传统美学是黑格尔时代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它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思辨性很强，语言学转向使美学能借鉴现代语言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增强其实证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把握与辨析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是，语言学转向最基本的理论资源来自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语言学，其理论框架是二元对立，它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后结构主义兴起后，已经受到深刻的批评。如果美学仅限于叙事学，仅限于对文学作品叙事结构的分析，显然大大缩小了其研究的范围，对自然美、社会美以及其他美学方面就会丧失分析能力。（3）美学研究的心理学转向。它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动力，把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纯粹的理论思辨中解脱出来，使美学与人的审美经验、现实生活经验建立起联系。但心理学美学所吸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拉康的心理学方法等在西方学术界也走向了某种危机。西方心理学的学术资源是西方社会文化心理，20世纪西方社会文化心理的最基本特点是个人主义和自恋倾向。西方文化的自恋性从古希腊开始，发展至20世纪，已趋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这是一个规律。1986年詹姆逊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西方心理学、美学、文化哲学的学术动力已面临枯竭，需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化动因^[2]，这一观点在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美学的心理学派中，最富于成果和生命力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恋性是与俄狄浦斯情结相联系的，这种自恋性或者说对自我的高度关注，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巨大的内在动力，尤其在自恋文化被精神分析理论指明和系统化后，它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得到繁荣发展的基础之一。但正如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已走向苍白，丧失了文化的内驱力。^[3]自恋文化发展到今天，已丧失了往更高层次发展的能力，对西方心理学而言，找不到走出自恋性文化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方法。西方心理学自身尚存在危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中国心理学美学自然也存在着学理上的危机。

中国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在消化、容纳中国的学术资源时，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系统发生冲突，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之间也具有相斥性。由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中国的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经验的人类学阐释问题。中国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这些都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佳·查·斯皮瓦克1992年发表《论艾柯》一文，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自恋情结已走向极端，建议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她认为西方文化以喀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变成水仙花，喻指自恋性，与视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则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心理特点，以艾柯（古希腊神话中喀索斯的情人，求爱被拒绝后化为山谷中的回声，喻指恋他性，与听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兼爱、利他、含蓄、流动性等特点，正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体二元划分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4]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妥善地利用中国特有的学术资源，包括典籍中的大传统，也包括长期被忽视的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以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我们不应仅局限在搜集、整理自身学术资源的水平上，还应当以此为基础，去作出理论阐发，这样才能发展中国美学，并在世界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

美学与人类学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可以这样说，美学在其发育的早期阶段，就与人类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早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已经存在。人类学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美学运动有很深的联系。例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文论中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诗歌应当到民俗中、到乡间去寻找已经逝去或模糊的传统，把这些传统找出来，用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诗歌。他们的观点与人类学观点不谋而合，到乡间去寻找已经消逝的文化传统，正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强调的。维柯的《新科学》既是一部美学著作，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是美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的著作。在该书中，维柯提出一个曾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诗是人类的母语。维柯所讲的诗是广义的诗，在人类早期指神话，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艺术，它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欲望，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刻交流的媒介，人可以通过诗这种母语，超越种族、阶级、时代的界限进行交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美学运动在研究对象上与人类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对原始社会、原始文明（主要是神话）抱巨大的兴趣，都对社会进步后乡村民俗中仍以某种形式保存的远古神话的残留抱有巨大兴趣，这体现了两者有着共同的理念。

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美学与人类学曾处于“热恋”关系。德国古典美学从温克尔曼开始，到黑格尔、费尔巴哈，是美学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美学之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美学吸取了当时人类学研究提供的资料和思想资源，在一些伟大的美学家身上和著作里都可找到这种影响。康德的哲学、美学思考都建立在人类学之上，康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这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人类学问题。但康德与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他没有对某个种族、文化进行具体的研究，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开创了哲学人类学的先河。费希特的哲学讨论了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即主体性与他者的关系，认为自我与非我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人通过非我来发展自我。20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不同民族文化自我的形成、发展问题，从中隐约可以看到费希特的影子。黑格尔《美学》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讨论了主体与对象（环境）的关系，先后有环境压倒主体、主体与环境相平衡、主体压倒环境三种关系。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美学中又被再度提出，80年代以来，西方有学者建议把黑格尔主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称为人类学的美学，认为他所讨论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黑格尔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美学思潮，其特征是以主体为中心，人的存在和利益压倒环境，这种人类中心论正是19—20世纪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倾向。但西方美学界近年来又出现了环境美学，力图打破人与环境相对抗的文化僵局和理论困境。黑格尔的思想从康德那里延续下来，对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的三种关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基本类型，直到今天，他的观点对美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都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这样说，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美学事实上走在了人类学的前面，美学以哲学人类学或审美人类学的形态引导着当时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引导着人类学。

20世纪的美学和人类学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丰富。两者的关系从美学影响人类学研究到人类学发展影响美学研究，从一方受另一方影响变为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以下学者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如诺·弗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是西方批评理论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向文化研究转折的标志。在原型批评理论和实践中有大量人类学的方法、理论、材料，它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人类学。还有，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批评中就出现了直接以人类学命名的文学批评学派也称剑桥学派。该学派用人类学的资料来解释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在对古希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上有很多实证成果。此外萨特的美学、文学理论受人类学的影响也很大。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在法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涂尔干、莫斯等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对萨特影响最大的是人类学关于个体和他所创造的文化对象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萨特早期所作的《影像论》就具有很强的人类学色彩，他把人所创造的审美对象称为影像，就人与影像的复杂关系提出一系列重要而有影响的意见。有一点值得注意，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一直存在着对话性的关系，萨特的思想中一直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子。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就是与萨特的对话。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在20世纪60年代以巴黎为中心形成了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学派，其影响延续至今。与列维-斯特劳斯同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美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阿尔都塞学派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阿尔都塞五人小组中就有两人是人类学家，可见阿尔都塞的理论与人类学的密切联系。其二，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强调仪式的作用，从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开展对认同的研究，认为主体的再生产通过认同机制而实现，阿尔都塞曾引用帕斯卡尔的话：“对待上帝，一跪下就是承认”^[5]，来说明认同具有的巨大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源于社会性的仪式，通过仪式而产生个体的文化认同。如果说阿尔都塞的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阿尔都塞侧重对现代社会中仪式作用的研究，而人类学侧重研究古代社会的仪式。审美活动在远古社会中与一定仪式相联系，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审美活动有没有一种“无形的祭坛”存在着？也就是说审美活动是如何被文化常规所约定俗成的？阿尔都塞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开创了研究这一现象的道路和方法。

精神分析美学与人类学也一直存在着密切联系，前者讨论个体自我，而后者讨论社会自我或文化自我。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遵循从个体的心理情感的研究走向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情感研究的轨道。弗洛伊德早期研究个体的精神障碍，但他的晚期著作明显地转向了对普遍性心理现象的研究，可视为重要的人类学著作，弗洛伊德对图腾、禁忌、宗教等文化现象提出的观点已成为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在他之后，荣格对无意识的研究，更是大量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得到重大发展，影响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范围，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个是语言学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悉；另一个是人类学的影响，这是国内学术界没有注意的，其实，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语言学。拉康对隐喻和换喻的著名研究一方面来自语言学，另一方面来自人类学，或者说他的表述方式借用一些语言学的概念系统，但内容方面却来自人类学。法国在90年代初出版了B．西律尼尔克的人类学著作《感情粮食》就提出了情感人类学的概念。这本著作通过人类学材料和精神分析证明人类情感的人类学基础，它能通过基因遗传延续，并对后代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内涵上说，情感人类学与审美人类学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6]实际上，当代的人类学研究早已不满足于对原始民族和远古文化遗存的研究，而发展到对人的重要的精神品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此外，M．巴赫金的美学和诗学也明显受人类学的影响，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分析拉伯雷《巨人传》的著作都大量使用了人类学方法和材料。他的美学和诗学与以往的美学理论不同，关注民间、关注普通人、关注仪式、关注人的身体，这些也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3．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学理基础

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学理基础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其次是学理上的根据。现实的要求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发出问题和理论机遇。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和美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强有力的挑战。很多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的学术资源还未充分阐发和理论化，有着极广阔的发展余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纷纷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人类学、美学资源，力图做出学术上的概括，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应该思考并作出回答的。其次，关于中国民间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对民族民间审美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是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试图对此进行挖掘，但如果这种挖掘和利用没有充分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有可能导致对资源的破坏。如某省举办的国际民歌节，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但结果却未尽如人意，在举办时间、方式、群众参与等方面都有不少缺憾，这有一个是否符合文化习惯和人类学规律的问题。任何文化都具有强大的强制性力量，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活的文化，其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方式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由于各种文化小传统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结合方式可以有许多模式，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探讨其中能够闪光的结合方式。最后，关于东方文化的表达机制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了，斯皮瓦克就曾提出并强调这一问题。人对同一现实生活的体验，受不同文化教育的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其欲望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方式，不加以认真的研究，就会形成误解，如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壮族导游的服饰绚烂多彩，采用大红色基调，让一些导游小姐感到别扭，因为在壮族文化中，只有出嫁才着这样的服装。其实，壮族传统审美习惯倾向于蓝、灰、黑等色，这些艳丽的服饰只能说是“伪壮族服饰”。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已成为美学的重要课题，对东西方，对不同民族间的审美表达媒介与审美表达的不同机制的研究，必将推动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有利于加深对东方美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从学理上考虑，这也是美学和人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西方美学自身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以视觉思维、造型艺术为基础，强调主客体划分，感性和理性划分、艺术与现实生活相区别的美学理论；其次，西方美学具有较强的欧洲中心论和与此相伴随的男性中心论色彩。当代美学必须超越这两点才能得到发展，审美人类学恰好为这种超越提供了可能。人类学非常关注母系文化，进入男权社会后，母系文化被压入文化边缘和无意识状态，但仍以艺术变形的方式加以表达。审美最主要的形式即视觉和听觉，相对于其他感觉方式而言，听觉是最精神化和超肉体性的，然而，长期以来美学在音乐性形象的研究方面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人类学在研究原始文化、民族文化时通过少数民族艺术的调查可搜集到大量原生态的音像资料，这些资料对美学的学科发展，对研究音乐性形象的审美表达机制，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体对立，超越理性与感性截然划分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以往的人类学偏重于对人类生活物质化层面的研究，今天的人类学则需要对人类精神领域作更多的探索，否则人类学无法进入到当代人文科学前沿开展富于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无法进入存在着种族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时代有关人类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讨论。这些讨论与对话往往涉及人的精神、情感、想象、幻想等高层次品质，但这些品质对个人和社会集团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目前还不够。人类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人性的最高体现，一是伦理，一是审美，而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强。因此，人类学也需要往美学、审美的方向发展。

二　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简单地说，审美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的理论。因此，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应当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比较分析不同种族、民族在审美习惯、审美制度、审美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在目前的学术背景下，主要研究各少数民族活跃的审美文化。

在方法上，我们认为审美人类学应加强实证研究。美学擅长对人类最精微、复杂、微妙的情感和思想作出研究、评价，传统美学的弱点在于缺乏实证基础，与此相应，人类学却擅长对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物质文化等方面作出研究，有一整套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的具体研究方法。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方法是重要的基础，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引入实证方法来改造美学中的唯心主义色彩和形而上学倾向。

此外，在方法论上还应坚持多元化的方法论原则，把人类学、精神分析、经验美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某种基础上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没有方法的多元化不行，只有方法多样而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效果，没有不同方法之间的协调也是不行的。

从学科性质上看，审美人类学应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但如简单定性为人类学，由于人类学存在着一整套成熟的、学院性很强的规范，很可能会用某些僵化的规范来拒斥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为了学科的发展，应将审美人类学定性为复合性交叉学科，类似于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然而审美人类学研究又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区别在于审美人类学以经济全球化时代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审美体验和文化实践为基础，在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艺术品（文本）的产生和交流方式的具体研究，探讨现实的审美关系，探索审美需要——文化书写——文本书写三者之间复杂的转换关系，阐释少数民族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审美交流方式，从而为超越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艺术生产方式和审美交流方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和学理根据。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生产方式这两个观念在把人类学、精神分析和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古朴的野性思维、典雅规范的古典文化、条分缕析的现代化原则是以一种叠合性和互相容纳的形式共存的。1986年参加在广西三江县举行的三月三国际民歌节上，笔者就为侗、苗、瑶姑娘身着民族服装，手持重新装饰过的折叠花伞载歌载舞的场面感到惊奇，现代工艺生产的折叠花伞与古朴的野性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野性与现代性并不截然对立。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很多，问题在于怎样作出理论上的说明。

在理论上，审美意识形态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其中的标志之一是审美和艺术的专业化和独立化。^[7]在中国西南山区，出现了一种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也不是口传文明中的神话，而是一种这两者的意义都能显现的另一种文化样式。在我们看来，对这种文化样式的研究和说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一般人类学的方法显然不能完全说明这种现象，只能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里用人类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化的参照下用人类学的方法作出实际的研究。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8]在对待当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和审美活动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

三　审美人类学的学科意义

对于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美学研究而言，整整一个世纪主要是以西方（包括苏联）美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拿来”和借鉴的对象，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在后殖民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简单地引进或拒绝西方各种理论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和有害的。在与西方思想和学术对话的时候，由于某种不平等的学术关系，我们不容易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而且在中国人文科学和美学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些地方，西方学术界和美学界自身也陷入某种困厄，例如关于音乐性形象的审美机理的研究，关于积极、健康的审美交流模式的研究，都需要拓宽研究领域，挖掘新的学术资源。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种立场和眼光来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M．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十分富于启发性的，巴赫金曾经写道：“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9]对于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而言，西南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无疑具有这样一种文化上和理解上的“外位性”。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开展审美人类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1．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美学资源引入到美学研究中来。以往的美学基本上是西方美学加上一些中国居主流地位的汉民族美学，少数民族美学从未进入美学研究的主体，面对着精英艺术、美学与大众化艺术、美学的深深裂痕，引入少数民族美学可使美学发展不那么偏激，也有利于美学研究开拓一些新的领域。

2．对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从学术的角度作出解释并提出建议。自从中央和国务院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以来，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显得较为突出，怎样发展的问题自然而然提出来了。云南的丽江^[10]、昆明，广西的南北钦防都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认真研究和说明其中的学理依据，探讨审美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许是当代美学参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3．审美人类学研究可丰富发展西方学者提出的“弱小者话语”理论的研究。西方学者从1980年代后期提出该理论，着重研究黑人、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话语，并以压迫—反抗的模式作为理论的核心。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文化类型要远比西方黑人、妇女亚文化丰富，在审美上也更富于积极意义。通过对中国各民族共生、文化上互相影响渗透的研究，找到比弱小者话语更复杂、更辩证的模式，这是审美人类学应该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

（原文刊发于《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6—546页。

[3]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佳·查·斯皮瓦克：《论艾柯》，载New Literary History 1993年第1期，第17—43页。

[5]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载《当代电影》1987年第3—4期。

[6] 见《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上的介绍。

[7]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十四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9] 《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1页。

[10] 关于云南丽江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参阅［白族］景宜著《节日与生存》，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