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蒙古秘史》成书年代及作者的几种主要观点

目前，在《秘史》研究领域尚有几个久拖未决的悬案，学者们对诸如何人、何时、用何种文字撰毕《秘史》等问题未能形成趋于一致的看法，歧见迭出，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在上述诸问题中，何时撰毕《秘史》的问题，从文献学角度讲，亦即其“物化”的时间问题是较为重要的问题。

原著的第282节，即最后一节全文如次：“大聚会正在聚会，鼠儿年七月，各宫帐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方），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留驻之时，写毕。”^[1]

这个鼠儿年究竟是哪一年，成为学者们讨论《秘史》成书年代的焦点，较早论及这个问题的人是万光泰。他在乾隆十三年（1748）撰就的《元秘史略》序言中称：“後曰鼠兒年七月于客魯河阔跌额阿剌地面写毕者当在至大以後。元史至大二年冬庚辰始号圣武皇帝，庙为太祖。是书成吉思合罕间译作太祖，知非定、宪二宗以前書也。”^[2]万光泰仅仅根据《秘史》中出现的成吉思汗庙号推测为至大二年（1309）以后，未曾具体推定是哪一个鼠儿年。

具有代表性的庚子说是清代藏书家鲍廷博首先提出的。他在《秘史》十五卷抄本最后一节的眉批上写明了是书撰于1240年的看法。嗣后，清代学者徐松、李文田以及后来涉足《秘史》研究的学者屠寄、陈彬和等相继赞同这一观点。国外的一些学者，若那珂通世、符拉基米尔佐夫、柯津、伯希和、海涅士、小林高四郎、普哈等也都持有这一观点。由于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于1962年影印出版了鲍廷博原藏的十五卷抄本，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因而庚子说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9年6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世界各国在《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之际，即1990年举行纪念活动。1990年8月，国际蒙古学家协会和蒙古国科学院在乌兰巴托联合召开了《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在事实上也是对庚子说的认同。

此外，尚有戊子（1228）、壬子（1252）、甲子（1264）、丙子（1276）说等诸说。

戊子说，亦即1228年，是清末地理学家丁谦提出来的。他在《元秘史作者人名考》中写道：“按《秘史》末条，明言大聚会著，鼠儿年写毕。鼠儿年，戊子也。元太祖殁于丁亥，次年大会诸王公，设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可知作《秘史》者，逮事太祖，凡所记载，大半出于亲见亲闻，故确实可信。”^[3]至于《秘史》所记太宗窝阔台的事迹，丁谦认为是书成之后附益进去的。戊子说亦曾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认同，若植村清二、村上正二、李盖提、罗依果等。

壬子（1252）说是法国学者格鲁塞提出来的。他在《蒙古帝国》一书中就《秘史》第255和第281节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认为前者暗示了皇权将由窝阔台后裔转移至拖雷后裔，而后者所叙窝阔台之反省词又有身后评定的语气，据此，他认为《秘史》之成书应在庚子之下一个鼠年，即1252年。余大钧极为赞同这一观点，于1982年发表专题论文《〈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广征博引，列举了更为繁多的史实加以论证。2000年，他又在《秘史》译注本的自序，即《蒙古民族的瑰宝——〈蒙古秘史〉》一文中重申壬子说。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中外史料，1251年辛亥猪年夏六月至1252年壬子鼠年春举行推戴蒙哥为大汗及决议惩办、处置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及其党羽的措施的也可·忽邻勒塔于阔迭额·阿剌勒，其后不久，壬子鼠年七月，《秘史》写毕。”^[4]

甲子说（1264）由洪业首次提出。其依据是，《秘史》中所见“宣德府”一词不应出现在1240年以前，“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四年八月辛亥（1263年9月7日）条，‘升宣德州为宣德府。’……而1263年以后最近的鼠年是为1264年。”^[5]

丙子说（1276）肇始于姚从吾、札奇斯钦。他们依据前人对《秘史》所见诸多地名的质疑，提出其中“东昌”一名是1276年开始使用的，故推测《秘史》之成书当在庚子之后的第三个鼠年，即1276年。

如若仔细加以思考，我们会从上述诸说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秘史》是“一次性成书”的。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则是“非一次性成书说”。

“非一次性成书说”由清末著名地理学家丁谦所首倡，他既提出《秘史》撰于戊子年，即1228年的观点，同时又指出太宗窝阔台的事迹是嗣后附益进去的。日本国学者那珂通世在《秘史》的日文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中对自己附议庚子说的观点略有更正，提出正集与续集非成书于一时的见解，并在《秘史》流传系图前径直写道：“《蒙古秘史》元太祖时撰，续集太宗十二年撰。”^[6]从时间上看，其下限还是1240年。陈彬和完全附和那珂通世的观点，在《〈元朝秘史〉选注》的卷末题写两行附注文字，谓：“续集为元太宗十二年漠北文臣无名氏以蒙古文委兀字续撰。”^[7]从本质上看，将续集的撰成归之于1240年，似与持庚子说的诸家观点一致，但是语义中已明显蕴含着与正集撰述并非同时的见解。

在“非一次性成书说”中，对今本《秘史》存在着两种区分方法，第一种是以正集（第1—246节）和续集（第247—282节）加以区分，第二种则是以内容区分的。

采用第一种区分方法的学者有石滨纯太郎、小林高四郎、植村清二、李盖提、村上正二诸人。他们都认为正集、续集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小林高四郎、植村清二、李盖提、村上正二均提出正集或其适当部分完稿于1228年，至于补入续集部分的时间，诸人的见解又不尽相同，小林高四郎认为在元世祖至元年间、植村清二认为在1257年、李盖提称应为1252年。村上正二的见解则是：续集部分分别于1252年、1324年经过两度增补而成。

采用第二种区分方法的学者有罗依果、亦邻真、姚大力诸人。罗依果在1966年发表《蒙古秘史成书年代问题述评》一文，提出如下观点：《秘史》的早期本应包括第1—268节，其题名或为《成吉思汗之源流》。至于窝阔台以后的史事，是后来增补的。众所周知，《秘史》第268节叙述的是成吉思汗灭唐兀惕，并于猪年逝世的史实，总译末尾称：“至猪儿年，成吉思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夫人。”在今本《秘史》中，关于成吉思汗的记事至第268节结束，所余14节（269—282节）叙述的是窝阔台时期的史实。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采用内容区分方法的学者是以成吉思汗、窝阔台二人的事迹作为分野基准的。继罗依果之后，亦邻真在他的《〈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首先分析了植村清二、罗依果等人的缜密论证，尔后又提供了新的力证，即罗藏丹津《黄金史》中抄录的《秘史》只到第268节为止，“这说明罗藏丹津手里的蒙古文《秘史》只有第268节以前的部分，也就是说，第1至268节原来自成一书，书后识鼠儿年（戊子）修竣。”^[8]关于今本《秘史》末尾所署“鼠儿年”究竟是哪一年，亦邻真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见解，称：“确定鼠儿年是哪一年，不能离开其他两项共生条件：在曲雕阿阑之地，召开忽里台大会。三个条件具备的，只有1228年戊子。第269节明确写着鼠儿年在曲雕阿阑开了忽里台，奉窝阔台为帝。所以，《秘史》第282节的鼠儿年应该是1228年。”^[9]对于今本《秘史》中所记述的1228年以后的史事以及全书跋尾，亦邻真作了如下阐释：“《秘史》的内容远远超出了1228年的时限。这就说明第282节上的鼠儿年并不是现存《秘史》的最后成书年代，它只是写成《秘史》最初的部分，甚至是第一部分的草稿的时间。后来经过了不止一次的补充和修改，形成了现在的《秘史》。明翰林译员音写《秘史》之后，把原来附在最初部分后面的鼠儿年撰写完了一段文字，顺手置于全书的末尾。”^[10]姚大力尽管也采用了第二种区分法，他的基本论点与罗依果、亦邻真颇接近，但仍有不同之处。2006年，他发表《“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一文，通过对今本《秘史》《史集》以及蒙元时期碑板文字对成吉思汗尊号的不同写法，考证了今本《秘史》的成书年代。作者的结论是：“《秘史》的第1节至第268节，再加上现在成为全书尾跋的第282节，写成于1228年推举窝阔台为汗的忽里台大会上。”^[11]其后续部分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260年代，最可能是在推选蒙哥为汗的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期间；续写部分中的四节，即第274—277节，是元世祖时期增补进去的。

至于《秘史》的作者，诸家各持其说，歧见迭出，迄无定论。若金井保三、帕维尔·普哈等称作者为塔塔统阿；海涅士称应为失吉忽都忽；植村清二推测为镇海；巴雅尔则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会是别人，而只能是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12]蒙古国学者舍·嘎丹巴提出《秘史》为阿尔嘎聪所作（见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秘史》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988）。阿尔嘎聪者乃蒙古族古代文学作品《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中的主人公，以能说善辩著称，其人是历史人物抑或民间艺人虚构尚且难以定论，更何谈似《秘史》这种传世名作竟出其手。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仍在猜测《秘史》的作者问题，如日本国学者小泽重男在1998年出版的《〈蒙古秘史〉的世界》一书中猜测《秘史》的正集10卷或许是窝阔台时期的内廷近侍亦鲁格所撰，而蒙古国学者却玛也在2007年作了如是推测：善于以口头叙说史事的蒙力克或许参与了《秘史》的撰写事宜。^[13]

另有不具体指陈某一人，而以作者的族属归之者。如帕拉基·卡法罗夫称：“著者虽不明何人，要非出于一人之手，盖由目覩诸事件而去成吉思汗时代未远之各人为之，复由未知谁何而学有根底的蒙古人秉笔为有组织的叙述者。”那珂通世亦说：“得为委兀儿人等能文之士奉敕所书。”^[14]陈彬和附和那珂通世的见解，谓：“至于作者呢？我想当也是委兀儿人。”^[15]余大钧对畏兀儿作者说加以发挥，称：《秘史》“是蒙古大汗命宫廷内的畏兀儿族（包括加入蒙古诸部的畏兀儿裔人）必阇赤（书记官）们记录蒙古人的口传的传说、故事、事迹、诗歌，加以文学加工、文字润色而撰成的。”^[16]

对于《秘史》作者的问题，亦邻真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秘史》不是一个人撰写的，企图发现《秘史》作者是徒劳之举。”^[17]他对这一论点也作了具体阐释，称：“《秘史》不是一次修成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作者。当时畏兀人当必阇赤的很多，执笔人未必非是蒙古人不可。《秘史》是由一批耆老们会议和口述，必阇赤们记录、整理加工的产物。”近年以来，随着《秘史》研究的深入，一次性成书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所谓某一作者撰成之说已逐渐失去它的研讨意义。

自清乾隆年间万光泰首次论及今本《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以来，迄今已有270余年的历史。中外学者甄采群籍，寻觅佐证，各陈己见，历时既久，研讨愈精，渐次由“一次性成书说”发展到“非一次性成书说”，标志着《秘史》的文献学研究日趋走向深入。

[1]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2] （清）万光泰：《元秘史略序》，据《昭代丛书》本。

[3] （清）丁谦：《元秘史作者人名考》，《元秘史地理考证》卷首，据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4] 余大钧：《蒙古秘史》译注本。卷首，《蒙古民族的瑰宝——〈蒙古秘史〉》（译注者序），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洪业：《〈蒙古秘史〉源流考》，黄时鉴译，据《黄时鉴文集》第一册，第307页，中西书局（上海），2011年。

[6] [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卷首《〈成吉思汗实录〉序论》，第51页，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7年。

[7] 陈彬和：《〈元朝秘史〉选注》，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

[8] 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卷首，《〈元朝秘史〉及其复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

[9] 同上。

[10] 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卷首，《〈元朝秘史〉及其复原》。

[11] 姚大力：《“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本文引自作者的论文集《北方民族史十论》，第2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 巴雅尔：《蒙古秘史》（还原本）。卷首《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第9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13] [蒙古国]却玛：《〈蒙古秘史〉与蒙古文献研究》，（蒙古文），第1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 [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卷首《〈成吉思汗实录〉序论》，第6页，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7年。

[15] 陈彬和：《〈元朝秘史〉选注》，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

[16] 余大钧：《蒙古秘史》译注本。卷首，《蒙古民族的瑰宝——〈蒙古秘史〉》（译注者序），第3页。

[17] 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卷首，《〈元朝秘史〉及其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