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蒙古秘史》文献研究综述
一、《蒙古秘史》及其文献研究
（一）关于《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亦作《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著作，原文为回鹘体蒙古文，属于庋藏在金匮石室中的皇家秘籍，世上绝无传本。明洪武年间，朝廷为培养译员将其音译成汉文，附以旁译和总译，厘为十二卷，并冠书名为《元秘史》，与《华夷译语》一并付之刻行。永乐初年，明廷作为史籍抄入《永乐大典》第5179—5193卷，遂产生了与洪武刻本分卷不同的十五卷抄本。无论是刻本，抑或是抄本，均为282节，内容完全一致。自明代中叶，《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等官私书目已频频著录《秘史》，官方编纂的《大明一统志》等志书也援引了该书的相关内容。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秘史》的某些抄本陆续流传到俄国、日本国、法国等地，引起域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秘史》以编年的体例记载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他本人一生的业绩，即削平群雄，统一蒙古诸部以及开创世界帝国的一生伟业，同时也记载了太宗窝阔台汗统治时代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一部罕见的史著，其中对于古代蒙古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组织机构、氏族部落变迁、部落战争、社会心理、民间信仰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生动描绘，又使其成为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唯有这部由13世纪蒙古宫廷史官用回鹘体蒙古文撰写的蒙古历史巨著——《秘史》流传世间。“此书不仅是游牧民族史学史及文学史上的创始之作，而且在中国乃至世界史学史及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地位。”[1]
我国学者早在明代初期就已充分认识到《秘史》在历史学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永乐二年（1404），内廷儒臣在编纂《永乐大典》之时，就曾有人抄出《秘史》总译，凡两本，作为历史秘籍加以珍藏。清代朴学大师钱大昕在《跋元秘史》一文中写道：“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与。”[2]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博明在《蒙古世系谱》的案语中充分肯定了《秘史》关于蒙古祖先的记述，并以此为信据驳斥了蒙古源于吐蕃、天竺的论点。道光年间，魏源有感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发奋重修《元史》，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於元者，而史书之芜蔓疏漏，亦未有甚於元者”，进而指出：“惟《元秘史》差悉漠北初起情形。”[3]遂采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援引《秘史》《元典章》等，参订旧史，撰成《元史新编》九十五卷。《秘史》的一个抄本于19世纪80年代流传到俄国，著名突厥学家瓦·弗·巴托尔德便充分加以援用，并指出：“至于今日，蒙古族的传说，依然几乎是研究十二世纪蒙古史的唯一的资料来源。……口耳相传的历史叙述难免夹杂着一些离奇怪诞的情节，除了这些，蒙古传说本身并没有哪些地方违反常理之事。特别是有关游牧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叙述，更令人感觉其颇为真实。”[4]
《秘史》也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文学巨著、中古蒙古语的权威典籍，因此，亦堪称珍贵的文学文献和语言文献。它以蒙古族的起源传说开篇，荟萃了古老的箴言、训谕和民歌，采用韵文和散文完美融合的叙述形式，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社会风貌。20世纪初叶，欧洲学者若瓦·弗·巴托尔德等称之为“蒙古人的史诗传说”。后来从事蒙古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论及《秘史》时，往往习惯于称之为“历史文学”，并联系17世纪的蒙古历史文学著作若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等，探寻它们之间在叙述历史方法上的继承关系。笔者以为，所谓“历史文学”者，主要是指这类著作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要素，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迥然不同。以《秘史》为例，它不事人物肖像刻画，忽略空间场景描绘，耽于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叙述史实，却逊于情节的跌宕起伏。《秘史》的文学性特征不只是体现在保留有史诗的许多片断，以及传说、训谕、箴言等民间文学材料方面，其史实叙述也颇有文学加工的要素，诚如亦邻真先生所言：“语言和形象具有草原民族特有的韵味。的确可以这样说：《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扎木合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在具体的描述中，他的原本面目已经看不见多少，几乎全是《秘史》作者的塑造。”[5]作为历史典籍，当时的宫廷必阇赤完全运用了优美、纯熟的书面文学语言来叙述历史，并将隐喻、夸张、衬托等文学创作的手法融入其中，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步。其正文如此，而明初由蒙古族翰林学士火原洁汉译的总译也成为白话文学作品的典范。郑振铎先生曾大为激赏《秘史》总译的文学成就。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第五十一章《元及明初的散文》中移录今本《秘史》卷一中的9节和卷七第185节，共计10节的总译，作为白话散文的实例，并指出：“《元秘史》的白话文章，尤为富有文学趣味。……这位蒙古的作者，或译者，其写作的白话文的程度是很高明的，比之《大元玺书》碑等文确是超越的多了。即放在《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诸书之侧，也不见得有什么逊色，也许还比较得更‘当行出色’……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的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6]
作为语言文献，《秘史》的珍贵性体现在以下三点，即它是用蒙古语思维，用蒙古文撰就，且又是蒙元时期遗留下来的篇幅最长的书面文献。《秘史》在叙述史实时使用了通行于当时蒙古各部落的诸多方言词汇以及突厥语、汉语等外来词汇，成为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不可替代的语料库。无论在保留古蒙古语词汇的丰富性方面，抑或在标示当时特有的语法现象方面，都不是后世学人相继辑录刊刻的《蒙古字韵》《华夷译语》等语汇编著所可比拟的。明人所作的汉字音译、旁译兼顾音写规则以及数、格、时态、人称变化等语法形式，成就了语言学方面的伟大创造。
《秘史》的作者在追叙蒙古族的起源，在记述蒙古黄金家族的世系及成吉思汗一生伟业的过程中，对民俗事象亦不乏生动的描述，并以丰赡、质实而见称于学术界。如关于早期蒙古族婚姻形态之多样性的描述，即抢婚、换婚、收继婚、赐婚等诸种；又如丰富多彩的民间竞技、娱乐活动；肇源于游牧生涯的饮食、服饰、居住及其变迁。凡此种种，都在《秘史》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反映，诚可谓一幅散发着浓郁的游牧生活气息的民俗画卷。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写道：“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下像《蒙古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纪念作品。”[7]
正是由于它具备了如此广泛的研究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89年6月13日在巴黎作出第131次会议决定，指出：该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决定》还指出，《秘史》作为东方历史、文学的伟大典籍而被珍视，并且已成为蒙古和中亚其他国家历史的重要渊源。《决定》号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在《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一般认为《秘史》成书年代为1240年）之际广泛举行纪念活动，并将《秘史》的译文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优秀作品丛书付之出版。
我国的《秘史》研究始于14世纪末期，迨至19世纪中叶该项研究已趋向国际化，涉足《秘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遍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了发展势头强劲，涵盖面较广的《秘史学》。
（二）《蒙古秘史》文献研究的既往成果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就《秘史》的文献研究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其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说，《秘史》的研究始于明代，主要是指洪武年间火原洁等人对《秘史》进行音译和意译，当然这个意译包含了旁译和总译两个部分。他们的这项工作属于高水准的语言学研究，为阅读和理解原文提供了一整套的科学方法。
从目录学角度看，明朝的官私书目对《秘史》的著录亦颇具学术意义。杨士奇等于正统六年（1441）编纂的《文渊阁书目》以及《国史经籍志》《秘阁书目》《菉竹堂书目》等次第著录了《秘史》，印证了明初由内廷刊刻的《秘史》文本在朝野的流传。至于对当时版刻的踵寻考求之研究，则诸家未遑及之。
李贤等人于天顺五年（1461）纂成《大明一统志》，引录《秘史》之内容而未标示其出处。万历七年（1579），凌迪知撰有《历代帝王姓系通谱》六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圻撰《三才图会》，嗣后又撰《稗史汇编》，以上三部著述俱以“元朝秘史云”的句式引述了苍狼白鹿的传说，作为叙述蒙古之起源的信据。
上述诸公均为朝廷官员，确有庋藏或在某处见到《秘史》之可能性，但是他们无任何披露版刻流传之文字，更无史实考订与研讨。唯一例外是明人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所作的相关记述。该著卷一收有俺答列传，叙其先世时援据《秘史》，从苍狼白鹿的传说一直叙至也速该死，幼年的帖木真与其母诃额仑率部曲十三翼抗击泰亦赤兀惕的史实，较之《大明一统志》等史志的引述更趋丰富。总之，有明一代除洪武年间刻印《秘史》，并由火原洁等人进行语言研究，以及官私史乘零星撮举《秘史》之记载外，几乎没有其他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清代学者的研究可分两个时期。前期的研究属于历史学的考据，孙承泽的《元朝典故编年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氏氏族表》等，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秘史》中的史实作了精审的考证。道光以降，学者从借鉴历史，重振国威的目的出发重新审视北方民族的历史典籍，对《秘史》中的地名、山水、史实乃至成书年代、作者等进行考证和研究，重点在于地理学、军事学以及文化精神的探幽，以王国维、沈曾植、丁谦、李文田的成果最具代表性。民国期间，陈垣、韩儒林、姚从吾等亦刊布了诸多论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秘史》研究进入黄金时期，不仅出版了包括还原本、校勘本、畏吾体复原本、现代汉语译本等众多文本，独具见解的研究著作也接踵问世，专题研究论文更是不可胜数。国外学者就《蒙古秘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业已刊布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拉丁文标音、编辑词汇集和索引、各种语言文字的翻译及关于原文文字、成书年代、史实考订等问题的研究。现就主要研究成果分门别类作如下简述。
1. 《秘史》原文本的蒙古文转写和还原
现今传世的《秘史》文本是明洪武年间翰林诸公用汉字音译蒙古语，并附以旁译、总译的本子，金毓黻称之曰“重译本”，学界则通称为“今本”。由于这一文本体例特殊，文字古奥，堪称“天书”，不仅为不谙蒙古语的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读者所无法卒读，即使是精通蒙古语的蒙古族学者，如对古汉语的音韵学和元明时期的白话文缺乏必备的知识，亦难于领会其所叙史事。因此，对《秘史》文本的蒙古文还原就成为研究这部名著的首选课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类还原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即现代蒙古语转写和中世纪蒙古语还原或复原。现代蒙古语转写即属于对原著所作的现代蒙古语构拟，旨在为一般读者阅读这一特殊体例的史籍提供方便，其贡献自应给予肯定，至于准确性如何、水平之高下则另当别论。
最早对《秘史》进行现代蒙古文转写的学者是呼伦贝尔成德公（1875—1932）。他于1917年在大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任职时，据清末湖南藏书家叶德辉的观古堂刻本予以转写，全书12册，原稿本由札木查拉诺携至俄国，现藏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图书馆。1997年，成德公的女儿罕达苏荣从该馆获得书稿的影印本，带回蒙古国。冠其书名曰《成德公与〈蒙古秘史〉》，在乌兰巴托出版。可以说，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秘史》进行现代蒙古国通用蒙古文转写的首次尝试。其后，在日本国留学的呼伦贝尔巴尔虎青年学者花赛·都嘎尔扎布与日本国学者服部四郎合作，于1939年完成了《秘史》第一卷的现代蒙古语转写，名之曰《蒙文元朝秘史》，由东京文求堂印行。卷末附人名索引、氏族名索引、地名索引等，共计58页。此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尚有内蒙古学者布和贺西格（汉名梁翠轩），于1940年在开鲁刊布的蒙古文译本《蒙古秘史》十二卷、喀喇沁右旗人阿拉坦敖其尔（汉名金永昌）于1941年在张家口刊布的《阿拉坦敖其尔译〈蒙古秘史〉》全一册、鄂尔多斯人克什克巴图以蒙古文化研究会名义于1941年在张家口刊布的《元朝秘史》蒙译本等等。上述三部转写之作均属于试验性的蒙古语复原，其中颇多率意改写、混用书面语与口语、未曾顾及原著的语法形态等纰漏。比较接近原文的现代蒙古文转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如花赛·都嘎尔扎布对额尔登泰等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所作的现代蒙古文转写（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泰亦·满昌的《新译注释〈蒙古秘史〉》（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本》（1986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等，都是这一类的成果。在蒙古国，策·达木丁苏伦于1947年刊布《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编译本，该著虽存在将《黄金史》等17世纪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传说移录其中的重大纰漏，但是对于当时不谙汉语言文字，难能直接阅读《秘史》汉文文本的广大蒙古族读者来说，这部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编译本确实起到了介绍《秘史》的作用，影响也颇为广泛。嗣后又有舍·嘎丹巴的蒙古文转写本（1990）、德·策仁苏达纳姆的基里尔文、蒙古文转写注释本先后在乌兰巴托、北京出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秘史》蒙古文还原、复原本在我国陆续出版问世，若巴雅尔还原本（1980）、亦邻真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1987）、双福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2001）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当属巴雅尔还原本、亦邻真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巴雅尔的还原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考订《秘史》作者、音译者、义译者的学术论文；第二部分是对《秘史》汉字音译原文和旁译、总译所进行的国际音标标音和中古蒙古语、现代蒙古语还原；第三部分是《注音字典》，共收入明人音译《秘史》所使用的五百多个汉字。这一字典对《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亦邻真的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卷首有长篇序言，就《秘史》的书名和作者、成书年代、汉译年代、史实考订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秘史》的力作。在日本，著名蒙古学家小泽重男于1984年至1986年间陆续出版《元朝秘史全释》，嗣后又推出《元朝秘史全释续考》，共计6巨册。在该系列著作中，著者对《秘史》的若干卷作了畏吾体蒙古文还原；蒙古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巴·苏米亚巴特尔据叶德辉刻本对《秘史》正文作了畏吾体蒙古文还原，并附拉丁文转写，于1990年在乌兰巴托出版。
2. 《秘史》的汉译本、外文译本
《秘史》最早的汉文译本是谢再善于1951年刊布的《蒙古秘史》，由开明书店列入《开明文史丛刊》予以出版，全文210页。此本系谢再善以叶德辉的观古堂刻本汉字音写原文为底本，用现代汉语翻译而成。嗣后，谢再善又汉译了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的《秘史》编译本，由中华书局于1956年出版。这两个汉译本用通俗的语言将《秘史》这一特殊体例的文献介绍给广大读者，功不可没。与之相比，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者姚从吾、札奇斯钦教授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上连载的《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则属于较为完善的《秘史》译注本。后经札奇斯钦教授修正重订，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同年，道润梯步出版了《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余大钧于2001年出版了《蒙古秘史》译注本，2005年，阿尔达扎布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特·官布扎布、阿斯钢汉译的《蒙古秘史》普及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在《秘史》的外文译本中，帕拉基·卡法罗夫（P.I.Kafarov，1817—1878）的俄文译本为最早。他据《连筠簃丛书》所收《秘史》十五卷总译本俄译，于清同治五年（1866）将译文刊布于《俄国北京传教会教士著作集》第四卷。同治十一年（1872）他又购得韩泰华所藏鲍廷博之十五卷本，并根据这一完整的抄本改译。后因客死马赛，译作未得刊行。继之又有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不完整俄译本，译者据鲍廷博十五卷抄本，用俄文字母转写了正文的1—96节，并用俄文施以旁译，同时对《秘史》原文作了蒙古文转写，刊布于1881年前后。1941年，S.A.柯津在莫斯科刊布了《秘史》的音写本和俄文译本，音写包括《秘史》原文的拉丁文音写和蒙古语音写，附有文献研究引论和译文。此书于1990年在乌兰乌德再版。《秘史》的俄文译本还有B.A.潘克福的译本（1993）以及G.其木德托夫的布里亚特语译本（1989）等。
如果说俄国的《秘史》俄文译本是由帕拉基·卡法罗夫携去《秘史》文本所肇始的，那么在日本国产生的日文译本则导源于清末学者文廷式所提供的《秘史》文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文廷式倩人将自己抄自盛昱原藏本的复抄本又录副一部，赠给日本国友人内藤湖南，著名历史学家那珂通世据以译为日文，名之曰《成吉思汗实录》，1907年由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和《成吉思汗实录续编》成为日本国蒙古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秘史》的日文译本还有小林高四郎的《蒙古の秘史》（1941）、岩村忍的简译本《元朝秘史》（1963）、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译注本（1970—1976）等。除对《秘史》文本的日译外，日本国学者青柳纲太郎还将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译为日文，1917年由朝鲜研究会刊布。《秘史》的德文译本有海涅士的《1240年怯禄连河阔迭额岛蒙文原稿〈蒙古秘史〉》，译者先于1931年译出《秘史》部分内容，1941年在莱比锡刊布了德文译注本，完成了由四部著作构成的鸿篇巨制。此书分别于1948年、1981年、1985年再版。在法文译本中，伯希和的不完整译本刊布于1949年。他对《秘史》原文作了拉丁文转写，并用法文译出1—6卷，卷末附有译者的序文《元朝秘史的蒙古语原文》。普哈于1956年在布拉格刊布《秘史》的捷克文译本；匈牙利学者李盖提于1962年在布达佩斯出版了《秘史》的匈牙利文译本，继而又于1971年刊布了《秘史》的拉丁文音译本。1994年，M.多米尼克、R.普尔刊布了《秘史》的法文译本。在《秘史》的外文译本中还应提及阿合马·帖木儿的土耳其文译本，于1949年在安卡拉刊行。译者仅译出了《秘史》原文的第一卷，注释又完全援用了海涅士德文译本的注释。尽管如此，它毕竟是第一部突厥语译本，值得珍视。
至于《秘史》的英文译本，美国学者柯立夫的译本出现较早，1957年既已完成，由哈佛大学制版待梓，1982年正式出版。译者为了凸显中古蒙古语的风格，采用旧版《圣经》的古体英文译出《秘史》的原文。匈牙利学者卡拉于1984年也出版了《秘史》的英译本。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于1972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刊布了《秘史》的拉丁文音译本，2006年又出版了英文译注本，冠名以《蒙古秘史·十三世纪史诗编年史》。
3. 《秘史》文本的注释、校勘
自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对《秘史》的注释、笺证引起学人的普遍重视，徐松、程同文、张穆、何秋涛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分别就《秘史》中所见地名、典实进行注解或笺释。笔者于1991年获见一部佚名《元朝秘史笺注》，十五卷本，三册，朱笔笺注。著者主要对《秘史》的人名、地名等加以笺注，涉猎颇为广泛。及至光绪年间，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楼元秘史补注》、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的《元秘史李注补正》及续补等相继问世。1929年，陈彬和的《元朝秘史》选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上这些注释之作，基本上是依据《秘史》的总译而进行的，其中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楼元秘史补注》援引正史、别史、政书、文人别集、碑板文字等丰富的资料就《秘史》所见人名、地名、氏族部落以及史事等作了详细的注释，用力至勤。李文田援引的史籍达64种之多，诚可谓征引浩博。陈彬和的选注本对《秘史》总译添加了标点符号，参核前后文就人名、地名、官号等的异写以及史事进行梳理和注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别就总译所使用的白话文词语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如“废了”（谓“杀”）、“歹想”（谓“不好”）等，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伴随着较为完善的汉文译本的产生，对于《秘史》的注释也由仅限于总译而升华为正文的注释，札奇斯钦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便是较早出现的正文注释本。前者译文流畅，注释简明，而后者译文古朴，注释则参核旁译及相关的蒙古语方言俗语对正文的词语加以辨析，有所发明，亦不无揣测推断之词。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蒙古文版）专注于语词的注解，对见于《秘史》的突厥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词汇解释尤详，兼及部分人名、地名的注释。余大钧的《蒙古秘史》译注本在注释方面最为规范，对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官号等所作的注解兼顾到旁译的译文，并标示出在前后文中的异写，复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史籍予以印证。其于词语、传说、史事方面的注释则援用与之密切相关的文献记载，特别是《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文献加以考辨，折衷群言，务归至当。阿尔达扎布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诚如其书名，注释部分汇群书而互证，集群说以从同，篇幅浩繁，洋洋大观。其缺失在于：字词的诠释往往超出各该词的本义和延伸义，与正题无关的引述占去较大的篇幅，有失精练。
在国外则有帕拉基·卡法罗夫、那珂通世诸人的外文译注付之刊行。那珂通世的注释文字悉系于各该词之下，写于括弧中。对人名、氏族名、地名以及其他名物详加注释，或引录《元史》《亲征录》《蒙古源流》等史料的记载，加以印证，或参核前后文、总译互为比勘，征引丰赡，诠解精审。日本学者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译注本，全三册，1970年—1976年间出版。该译注本的注释部分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以资料之丰赡、考证之缜密见长。日本学者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全释》尤属皇皇大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出版。该著既有极为丰富的语言注释，又兼及作者、成书年代的探究，诚为集大成之巨著。蒙古国学者德·策仁苏达诺姆的《蒙古秘史》译注本，在词汇注释方面充分考虑到书面语与口语、方言的异同，于民俗事象的注释尤见功力。
纵观国内外的《秘史》注释本，既有对《秘史》正文、总译所见语词的诠释，也都不同程度地兼顾到史实的考证，以本校、他校比勘词语之衍生与夺脱，参核群籍研讨《秘史》记载之正误，询可谓文献研究、考订之一途也。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二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于1980年问世。校勘者持目前行世的《四部丛刊》三编本《秘史》（即顾广圻校本）、光绪间叶德辉的观古堂刻本《秘史》以及苏联影印之鲍廷博原藏本进行校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较为可靠的《秘史》文本。这部校勘本的疏漏之处在于：将总译同正文与旁译分割开来，移置卷末，且其校勘精于正文而疏于总译，总译中的讹误依然为数弘多。2005年，鲍思陶以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十五卷为底本，参核其他版本点校了《秘史》的总译，题为《元朝秘史》（点校本），由齐鲁书社付之出版。
4. 关于《秘史》的文献考证问题
在《秘史》的文献考证方面，钱大昕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以及学术性极高之《跋元秘史》，援据《秘史》考证《元史》之舛误，充分肯定了《秘史》的研究价值。其《补元史艺文志》不仅著录了《秘史》，而且首次提出此书“疑即脱必赤颜也”的猜测，拓展了研究《秘史》成书过程的思路。
王国维是精于考证的文献通家，先后撰有《〈蒙文元朝秘史〉跋》《鞑靼考》《萌古考》等文献考证的篇什，提出元代有两种《脱必赤颜》的论点，否定了《秘史》有元椠本之说。《鞑靼考》《萌古考》等则参核《秘史》，考证《辽史》《金史》中的相关记载。其《〈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等著述，俱援引《秘史》，互为印证，发明良多。札奇斯钦先后出版了《蒙古秘史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在文献考订研究方面颇多发明。其《蒙古黄金史译注》之第一部为《蒙古黄金史与蒙古秘史之关系及其异同》，次第研究了二者有关系的部分、补充《秘史》的部分、神话传说的插入等等问题。
余大钧在发表诸多专题论文的基础上，于2001年出版了《蒙古秘史》译注本，次年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又接踵问世。《蒙古秘史》译注本援引《史集》《圣武亲征录》《元史》等史籍，对《秘史》中出现的人物、事件以及舛误逐一加以考订，撷采维严，足资信据。
关于《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的综述，则有甄金的《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该著用十二章的篇幅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就《秘史》的原文、作者、成书地点、汉译、版本等诸多文献学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兼抒己见。第四章、第七章末尾各附有一篇“笔者的结语”，其他各章也都有不同程度地阐述作者见解的文字，然究其贡献，以梳理之功居多，至于论点则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续集二卷的历史记事出现差错是由于黄金家族内部斗争的需要所致；明洪武年间，翰林诸公奉旨编译《华夷译语》时“复取”和“参考”的不是《秘史》音译本而是畏兀体《秘史》底本等等。
就《秘史》的文献考证而言，国外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美国学者柯立夫诸人就《秘史》原文本所叙述的内容以及明清学者对《秘史》的著录、援引等进行考证，见解独到之处亦复良多。如伯希和曾发表《元秘史旧蒙文中之一段讹误》一文，参检《秘史》前后文和其他蒙古文史籍考证了不古訥台、别勒古訥台孰为兄长之事；又指出《秘史》第144节原文中的“秃剌思坛”一词为原文之舛误，由此导致明人误将地名译为军器名等等。
日本国学者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于1954年出版，属于日本国学术振兴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作者在该著中涉及《秘史》文献研究的许多问题，如，考证了《元史》所记载的“国史”“国书脱卜赤颜”“蒙古脱卜赤颜”等几个名词与《秘史》之关系，对陈垣、金井保三的某些推测提出质疑等，多所创见。论及纰漏，则作者对蒙古人本身就《秘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之评价与史实相差甚远。他胪列了都嘎尔扎布、布和贺西格、克实克巴图诸人，均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人。事实上，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博明（1718—1788）就曾考证了《秘史》中的蒙古族姓氏、传说，并将自己的见解写入他的学术笔记《西斋偶得》、重编之《蒙古世系谱》中。吉田顺一先生长期从事蒙古文献研究，就《秘史》发表了诸多颇具创见的论著。其中较著名的篇什有《〈蒙古秘史〉的史著性质——编年体纪事之考察》《论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对〈蒙古秘史〉的移录》《关于〈阿萨拉齐史〉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之研究》等，其中既有宏观的文献阐述，又有微观的缜密考证，对《秘史》的文献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作者问题是《秘史》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直至目前仍在深入研讨之中。由于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探讨《秘史》成书过程时必然要涉及该问题，故在此省略之。
5. 关于《秘史》之版本流传问题
自清初以来，洪武年间的《秘史》刻本、《永乐大典》中的《秘史》抄本之形成以及它的流传，屡屡见诸官私书目的著录和学者的著述。将其作为专题的、深入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者当推陈垣先生、洪业先生诸人。陈垣既校勘了《元典章》，又校读《秘史》诸抄本，撰有《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秘史》与《华夷译语》之用字区别考求《秘史》的汉译年代，并兼及十二卷本与十五卷本的流传问题，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如关于《秘史》的原始刻本问题，自嘉庆间顾广圻校勘张敦仁覆抄的《秘史》时称张祥云所持本为“元椠本”以来，诸家咸以为是元代椠本，那珂通世、何秋涛、陈彬和等对此提出质疑，但终未给予科学的论证。陈垣以《秘史》中音译蒙古语时使用的“原”字为例，援据避讳学的理论加以阐发，认为：“谓元椠者，元始椠本，或元来椠本耳，非谓元时椠本也。”[8]旅居美国的洪业先生于1951年在《哈佛亚洲学志》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蒙古秘史〉源流考》一文，是为《秘史》文献版本研究之力作。作者援引明清以来诸多书目的著录文字，旁及元明时期的官私史乘和文人别集，深入探讨了《秘史》的成书、翻译、雕版、传抄的轨迹，对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藏书家的序跋、题识之文亦多属版刻考索之范围。如顾广圻《影元椠钞本元朝秘史跋》披露了嘉庆年间《秘史》十二卷抄本、十五卷抄本的流传轨迹；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记述了从鲍廷博手中获取残本《秘史》的重要信息等等。民国初年，缪荃孙、张元济、傅增湘诸人搜访清宗室盛昱原藏《秘史》十二卷抄本，就其流传轨迹、刊印始末详为记述，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日本则先有那珂通世，榎一雄论及《秘史》的文献版本及其流传，继而又有原山煌致力于该项研究。那珂通世在《秘史》的日译本《成吉思汗实录》卷首“序论”中首先叙及《秘史》的来历，其中关于《秘史》的流传占有较大的篇幅。为了阐释《秘史》《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史集》等文献之间的关系以及后世学人著述的资料来源，作者绘制出一幅系图，流传脉络梳理的颇为清晰。然而作者毕竟身居大洋彼岸，对我国《秘史》流传的轨迹不甚明了，如就顾校本的流传，作者径直指陈为宗室盛昱，事实上中间尚有且圃金氏、杨慧生、沈涛等人曾一度收藏。另外关于俄本的流传，作者将其来源归之于阮元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所著录的抄本，而其实该抄本的原藏主为鲍廷博，经韩泰华为中介传入俄国传教士帕拉基·卡法罗夫之手。榎一雄于1943年撰《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简目》，将当时搜集到的有关《秘史》文献著录、版本流传和相关著述的资料编纂成帙，作为附录刊于那珂通世再版之《成吉思汗实录》卷末，其中汉籍部分就多达20余种。1951年，经过补充增益后又另行发表于《东洋学报》。原山煌于1978年编纂《〈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收录世界各国刊布的《秘史》译本、音写本以及有关《秘史》的文献著录、书评等，总计多达360余种；1983年，又在《东洋史研究》上发表《论〈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对陆心源旧藏本的研讨》一文，专题研究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十五卷抄本。嗣后复持该抄本与鲍廷博本等详加比勘，论证了这一抄本的研究价值，在《秘史》版本研究领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 萧启庆：《世界征服者实录：蒙古秘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2] （清）钱大昕：《跋元秘史》，载于鲍廷博藏《元朝秘史》十五卷卷首。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1962年。
[3] （清）魏源：《拟进呈元史自叙》，见《元史新编》卷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一版。
[4] [俄]瓦·弗·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3页
[5]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见《〈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卷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
[7] [苏]巴·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8]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第29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