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分化：世界收入差异的度量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2007年9月）

2007年9月24日下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做了题为“世界的分化：世界收入差异的度量”的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的内容实录。

收入差异通常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具体而言，世界收入差异有三种不同的界定：（1）国家间的收入差异；（2）以国家人口为权重得到的国家间平均收入差异；（3）世界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异（亦被称作“全球收入差异”，globalinequality）。各国的人口不同，而当两个人口规模不同的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相同比例的时候，二者对于世界收入差异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人口规模大的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而世界收入差异的第一种界定无法反映这种差异。世界收入差异的第二种界定没有考虑到各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而是假定同一个国家内的每个个体的收入均为该国的人均收入。与之相对，世界收入差异的第三种界定引入了各国国内收入分配状况，相关数据取自各国的代表性家户调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能够反映全球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在不同的界定之下，世界收入差异的衡量结果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我的研究是基于第三种界定进行的。

如果使用第一种界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这缘于国家间收入的分化——中等收入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东欧国家）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不前或者下降，低收入国家（如非洲国家）的收入水平下降，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则提高。中国是一个例外，作为低收入国家的中国，其国民收入在这些年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未采用各国的人口数量作为权重调整结果的时候，中国所占的权重与其他各国并无二致，因而中国收入的提高不会对世界收入的基尼系数造成显著影响。

有趣的是，若使用第二种界定，在同样的期间内，世界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而若把中国排除在外，则这种世界收入差距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在使用第二种界定的时候，中国的国民收入在世界基尼系数的计算中占据了很大的权重，因而，中国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得世界基尼系数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其国民收入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这同样有助于世界基尼系数的下降。

接下来考虑第三种界定下的世界收入差距。同第二种界定相比，第三种界定下的世界收入差距增加了对不同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考察，因此，如果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接近于零，那么这两种界定下得出的世界收入差距基本相同。我分别计算得到了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2年的全球收入差异（之所以选取这些年份是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结果表明，在使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衡量各国收入的时候，这四年的世界基尼系数分别为61.9、65.2、64.2、65.2；在使用美元衡量各国收入的时候，这四年的世界基尼系数分别为77.2、80.1、79.5、80.5。这高于任何国家的国内基尼系数（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在40左右，美国的基尼系数在46左右，南非的基尼系数在60左右）。

1988年到1993年间，世界基尼系数大幅提高，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1）东欧剧变造成东欧各国内部的基尼系数提高；（2）计算中国基尼系数的时候采用的是1992年的调查数据，而在1988年至1992年间，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没有提高，中国农村的人口数量巨大，农村收入的停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降低世界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中国对于世界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有助于世界收入差距的降低；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倾向于提高世界收入差距。第一种影响通常大于第二种，但第二种影响也不可忽视，正是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1988年至1992年间世界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在使用第三种界定下的世界收入差距时，很难分辨国家间收入差距和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对于世界基尼系数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估计的世界基尼系数可能是有偏差的，偏差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数据所限，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被包括进来。在以上选取的四个年份中，非洲国家代表性家户调查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仅为48%、76%、67%、77%。而由于非洲国家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若将更多的非洲国家包括进来，则世界基尼系数可能还会提高。由于这个因素，世界收入差距有可能被低估。第二，从各国的代表性家户调查来看，印度、大多数非洲国家、半数东欧国家等做的调查是基于支出的（expenditure-based），中国、拉丁美洲、欧洲大多数国家等做的调查是基于收入的（income-based）。基于前者所得到的世界基尼系数可能会低于基于后者得到的世界基尼系数。因而，这个因素也会导致世界收入差距被低估。

如前所述，“全球收入差异”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间收入差距；二是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Bourguignon-Morrisson（2002）和Milanovic（2005）的研究基础上，我计算得到了1870年和2000年全球收入差异的不同构成。1870年，各国国内收入差距对于世界收入差距的贡献大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而在2000年，情况则正好相反。即在过去，世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而现在，世界收入差异则更多地取决于人们所生存的地域。事实上，当收入以美元来计算时，运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2年的数据得到的世界基尼系数中，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89%、90%、89%和91%。以下几个不同国家在2002年的收入数据正反映了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在德国，收入最低的5%的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世界77%的人的收入水平，比印度最富有的5%的人（约5 000万人）的收入水平还要高，同斯里兰卡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当。在巴西和中国，分别仅有1/3和1/4的人的收入水平处于德国这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区域，收入差异的组成不尽相同。2002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基尼系数（Giniinequalitybetween countries）约为0.55，而各国内的基尼系数（Gini 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仅为0.1左右。亚洲的情况类似于全世界的情况，两种系数分别约为0.44和0.125，说明国家间的收入分配差异远大于各国内的收入分配差异。而拉丁美洲是另一个极端，两种系数分别约为0.2和0.38，这说明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异较大，而各国的平均国民收入相差不大。

下面探讨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在1913年、1938年、1960年和2003年四个年份中的相对消长。按照收入水平，可以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1）第一世界（First World）：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家；（2）第二世界（SecondWorld）：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3）第三世界（Third World）：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4）第四世界（FourthWorld）：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中国在1913年属于第三世界；在1938年、1960年下降为第四世界国家；在2003年又恢复到第三世界的水平。而随着时间推移，非洲国家的境况逐渐变差，属于第四世界的国家越来越多，拉丁美洲亦然。印度也在1960年从第三世界下降到第四世界。俄罗斯在1938年之前属于第一世界，之后逐渐下降到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水平。中国是这些国家中唯一情况有所好转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年份，划分国家收入类别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因此，可能出现以下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但在世界中的收入层次降低。

世界收入差距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国家间收入水平的分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扩大，这可能会激发移民倾向，邻近的收入水平迥异的国家之间的移民倾向尤为严重。低收入国家从两个方面对高收入国家造成影响：一方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的成功使得高收入国家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非洲、墨西哥）的失败给高收入国家带来了移民冲击。两方面的冲击都是巨大的。对比1960年和2002年的数据可看出，地理位置相邻的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呈现出扩大趋势。例如，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人均GDI（Gross Domestic Income，国内总收入）之比由1960年的2.2:1扩大到了2002年的4:1；西班牙和摩洛哥的人均GDI之比由1960年的2.3:1扩大到2002年的4.5:1；同时，希腊劳动力中有7.5%来自别国，美国则有超过10%的外来劳动力。

如前所述，在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1988年、1993年、1998年、2002年这四年的世界基尼系数分别为61.9、65.2、64.2、65.2，如此之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什么呢？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世界上90%的人占有世界上50.4%的财富，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则享有其余49.6%的财富。在以美元衡量的情况下，世界收入差距更加显著：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5%的人占有世界上45%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世界上67.5%的财富，而最贫穷的5%和10%的人仅分别占有0.15%和0.45%的财富。

最后分析全球化与世界收入差异的关系。全球化可能会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影响世界收入分配：（1）全球化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国内收入分配有着不同的影响。（2）全球化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低收入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进而得到“开放升水”（openness premium），因为它们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的技术，并利用这些技术发展经济。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是高收入国家。（3）全球化对于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种可能是，大国和小国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为前者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而后者（如新加坡）可以通过全球化扩展国内市场，而中等规模的国家则可能会受损。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假设全球化对于低收入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有益，并且不会影响各国国内收入分配。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中国和印度收入增长更快，这将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国家间的平均收入水平收敛。而倘若人口大国是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人口较少，在其他假设不变的情况下，全球化有可能会致使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低收入国家仍然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倾向于使各国平均收入水平收敛，从而有助于世界收入差距的缩小。但由于全球化对于人口大国更加有利，而此时人口大国是高收入国家，因而高收入国家收入增加的绝对量可能更大，从而倾向于扩大世界收入差距。第二种力量可能大于第一种力量，从而导致世界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可见，即便我们对全球化影响世界收入差异的前两种途径达成共识，全球化的最终影响仍是不确定的，因为它还与各国历史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