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和俄罗斯启蒙运动

彼得一世以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在东正教思想和蒙古统治的影响下发展自己亚洲成分居多的斯拉夫文化。彼得的西化改革开启了俄罗斯民族的现代化大幕，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了西欧文明的冲击。自此，俄罗斯不仅走上了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快车道，也融入了世界文明进化的格局之中。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新旧因素交杂，但其东方特性依然明显。西化改革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等政治文化特征，反而因为绝对君主制的最终确立和西化大门的打开，使得“第三罗马”的救世思想逐渐演化为了更为外向型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17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中世纪结束，俄国文化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化的世俗气质开始逐渐冲淡宗教的束缚，新的观念和新的道德、美学标准开始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借由波兰、波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俄国，一直较为封闭的俄国社会开始接触来自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生活新意和别致风尚的追求还深入到了俄国的宫廷生活中。尽管如此，俄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势力依旧坚不可摧，以教会为代表的保守阶层仇视、抵制一切新生事物，但初露端倪的新气象足以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提供了必要前提。17、18世纪还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经历考验的时期。经历了绝对君主制的最终确立、宗教分裂、权力缺失和战争的俄罗斯亟需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继续发展之路，此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俄国文化如何发展成为当时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

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也是学界争议颇多的研究课题。能够肯定的是，彼得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强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国家地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为争取出海口就要进行战争，要取得霸权就要加强军队建设。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彼得领导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由国家扶持发展大型工业，同时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彼得时期还提出了贵族必须为国家服务的要求，官阶制度更为完善，效仿欧洲建立的新的行政区划、国家机构和司法体制保证了政令实施的畅通，将教权完全置于政权控制之下也体现了君主权威的排他性。但是，彼得改革的目标只限于强国，并未进步到富民的地步，国家的强大是以加强剥削、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为保障条件的，因而也就注定了它的反动性和不彻底性。另外，无论是对东正教教会，还是针对文化教育领域进行的改革，命令的执行者都是世俗国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政权的精神统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彼得将俄罗斯人寄托精神世界的教会置于世俗政权统治之下，就是将人们对天国的精神寄予转移到了直接面对的君主政权上，以此加强君主的威严和国家的权重。

彼得于1721年加冕成为皇帝，俄罗斯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帝国。通过西化改革，彼得不仅成功地将俄罗斯发展成欧洲强国，还使俄国迅速摆脱了愚昧、落后的文化面貌，西渐的风气改变的不仅仅是贵族上层，俄罗斯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因为外来文化、出版技术等领域的开放进步发生了变化。但是，彼得统治的封建专制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也一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彼得改革的最大成果不在于使俄罗斯内部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了多大变化，而在于强制利用外力使国家快速“转轨”，走上欧化的“快车道”，“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28]，实现其针对外部世界的军事政治利益——这也是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三罗马”思想的再次体现，证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个人利益的渺小，国家权益的强大。

彼得通过实施效仿西方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不但将俄国推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更深层次的结果在于“成功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久已压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意识，在较短时间内动员全体俄罗斯人摒弃自身的陈腐习俗和落后意识，投身于追赶世界潮流的运动中去”^[29]，开启了俄罗斯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也正是这次改革，将俄罗斯地缘上客观存在的东—西矛盾推到了政治和文化层面，使其尖锐化。改革成果不仅催生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共和方案、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俄罗斯革命的几个阶段^[30]，还使得此后俄罗斯民族思想中充满了对自己交织着肯定和否定的思考，民族自我认同的挣扎也从工业文明占主导的18世纪一直延续到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将俄罗斯从古罗斯的传统文化阶段引向了世俗化的19世纪新文化时代，这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将世俗文化与宗教信仰分离开来，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彼得的改革造就了新的语言、新的服饰、新的习俗……“促成了全部‘符号体系’的果决的更换”^[31]；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经过强化专制制度和文化世俗化的改革，“俄罗斯文明特有的从16世纪末就开始的国家中心主义最终作为世俗文化中占了上风”^[32]，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倾向加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东方性质得以凸显。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一”和几个“二”来形容和总结彼得一世的改革成果：“一”——彼得成功统一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帝国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手中；“二”——西化改革使俄国社会分为几个对立两级：上层贵族和底层民众进一步脱离，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斗争为表象的东西文化矛盾加剧，俄罗斯文化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凸显并进一步深化。同时，彼得改革强制性、激进性的特点在后来俄罗斯国家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也多次被重复。

对于彼得的改革措施，当时俄国社会上层的许多人都表示支持。这些人和彼得一样，都认识到了俄国封闭落后带来的弊端，看到了西欧国家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们支持的是那些不改变本国政治和民族文化基础的改革，主张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和习俗，而应该结合俄国的民族特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外来事物进行改造。实际操作中，彼得一世将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更多地应用在了军事、科技和教育领域，并未触及国家基本的政治体系。与西欧国家的密切联系虽然推动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并未触动民族文化的内核。从这点上来讲，“彼得一世的改革加强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树立了民族自信心，使人们对祖国产生了更强烈的感情，激发了人们必须进一步努力发展本国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思想”。^[33]

由彼得改革引发的俄罗斯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叶卡捷琳娜的“黄金时代”，后者推行“开明专制”政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革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这实际上是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叶卡捷琳娜时期，贵族的义务被解除，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自由，其中一部分“多余的人”成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

如果要对18世纪俄罗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做一整体评价，必须把握其双重性。对于当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帝国来说，西方自由思想和先进技术的引入无疑会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为所有领域的自我发展创造良好、多元氛围的同时，也帮助俄国更快、更容易地融入西方社会，尽早摆脱愚昧落后、固步自封的中世纪禁锢——从这一点来说，启蒙运动充满了创造力，是俄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是，对于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自我认同思想来说，这场启蒙运动无疑又具有另一种力量：从内部来说，它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固有矛盾，加剧了俄罗斯文化上层（精英文化）和下层（全民文化）的分裂，使俄罗斯文化内分为两极，在本身具有的二元基因和不断的外来压力下矛盾逐渐升级，衍生出各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模式，甚至发生了文化错位（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分不清自己的和外国的标准）^[34]；从外部来说，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情感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承受来自外界的考验，形成一种张力，有时显得脆弱，但有时也爆发出强大的对抗性，演变成外向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情结。

本节对影响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主要历史做了回顾。可以看到，在民族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不断吸收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民族特色，逐渐形成可以左右社会生活心态的强大力量。俄罗斯民族土生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接受的东正教思想和蒙古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专制主义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也逐步发展起来，虽然后来经历了彼得改革和启蒙思想的冲击，但其中的传统东方因素并没有泯灭，反而在东西方文化矛盾冲突的夹缝中形成了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新时期政治文化心理。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将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本性和后天吸取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体现在对待国家政治的态度上，成就了一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神话、宗教、文学、艺术、语言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前者在政治力量的庇护下保存、发展、演变，反过来又会对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根本原因。

在对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进行回顾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文化和政治并不是相互平行的两条发展线，而是不断相互作用、互有交集的两个领域。换言之，总结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也可以从中发现俄罗斯民族文明的特征。将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因素结合考虑不但可以顾及全局，更可以使我们获得与历史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答案。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文明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和社会服从于国家。^[35]这一对俄罗斯文化整体的评价显然更具政治特征，或者说，政治文化牵动了一国总体的文化命脉。

可以说，在西化改革之前，接受基督教和蒙古入侵是影响俄罗斯传统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这也为俄罗斯确立了以专制主义、集体主义和救世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或者可以说，多神教和村社文化主宰的古代俄罗斯文化在接受了外来因素（拜占庭基督教、蒙古东方专制）影响后，其东方特性更加明显。随着早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东方特质的文化开始被专制政权所利用和发扬，文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而政治也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文化也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总的来说，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国家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国家主义文化以东正教思想意识为支柱，以俄国农民的集体主义心态和‘好沙皇’思想为基础，长期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目的……不管是改革，还是动乱，甚至革命，最后的结局总是国家主义文化及其思想意识的加强”^[36]。俄罗斯文明还因兼具东西方两种因素而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恰达耶夫所言：“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会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37]这一文化属性并不与前述国家主义的特征相矛盾。与其说东—西矛盾是俄罗斯文化的内在冲突，毋宁说这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矛盾性，才使得俄罗斯要不断地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和发展方向，同时积极通过发展和扩张来寻找民族国家的认同目标。

无论是对俄罗斯民族整体文化定性，还是总结在其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特点，东正教和专制国家都是不可忽略的两个重要因素。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被传入罗斯，促进了君主专制这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两者在其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磨合，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最终形成了以权威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特点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俄罗斯当代政治文化无疑会延续这样的传统，当代政治领导者的国家理念也无法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

[1] ВернадскийГ.В.Начертание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я: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взгляды русскихэмигрантов.М.,1992.C.102—103.

[2]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3页。

[4] Ахиезер.А.С.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НсторическогоОпы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7.C.515.

[5]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6] Ахиезер.А.С.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опыта.М.:Издание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СССР,1991.C.34.

[7] [苏]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9页。

[8] 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8页。

[9]C.Dawson.DynamicsofWorldHistory.N.Y.,1956.P.128.

[10] 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11] 葛因子译：《东正教与俄罗斯历史命运》，《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5期。

[12] 同上。

[13]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14]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15]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页。

[16] 葛因子译：《东正教与俄罗斯历史命运》，《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05—207页。

[18] 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9]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20]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21]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43页。

[22] 同上书，第7页。

[23] 古时候的东斯拉夫人以氏族为单位生活在一起，氏族首领为长老，氏族内部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协商解决，史称“谓彻”。

[24]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25] [俄]В.В.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9页。

[26] 转引自李英男、戴桂菊：《俄罗斯历史之路——千年回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27] [苏]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1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0页。

[29]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30]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31]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32] 同上书，第162页。

[33] [苏]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5页。

[34] ЛотманЮ.М.Беседыо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БытиТрадиции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XVIII-началоXIXв.）.СПб.,1994.C.24.

[35] [俄]C. A. 基斯利钦：《俄国史问答》，罗斯托夫版，1997年，第48页。

[36]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37] [俄]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