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产业结构在地理上的转移或漂移。本书集中关注制造业的转移，详细记录了自英国工业革命至中国改革开放数百年间制造业在全球范围转移的历史，包括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其中以英国、美国和中国为重点。自英国工业革命创造现代制造业以来，制造业在各大洲之间持续进行着地理上的转移。这种转移以英国为出发点，东西对进，两条路线在中国对接，其中西进路线比较成功，是近代制造业转移的主线。

过去两个世纪，世界经济处于发展、开放和一体化的过程中，其中制造业在地理上的转移成为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制造业转移的动力在于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的不同及其变化，在于生产活动的潜在收益在地理上的差别。产业转移是使这种不均衡趋向于平均分布的均衡状态的途径。制造业转移的阻力或成本表现为人员、设备和资金流动的成本。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引起的收益差，一旦超过产业流动的阻力，就会发生产业转移。产业流动伴随着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在历史上曾达到惊人的规模。产业、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不但形成了新的制造业中心，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新的中心市场。美国是20世纪世界的中心市场，而中国则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市场。地理上的漂移和结构上的转移是交替进行的。地理上的转移可能转化为固定地点上的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动，例如产业结构的多层化、居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变化。这种内部变动为地理上的进一步转移作了准备，一旦成熟又会转变为地理上的转移。生产、要素和市场的转移可能是不同步的，转移的时间、速度、数量取决于转移的引力和阻力，其中最重要的引力是不同地域之间工资和收入的差距。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本书进而对未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路径作出了展望。技术革命和成本变化都可能改变制造业在全球的转移路径。然而，只要要素、技术没有达到平均分布，转移本身就是不可改变的。

本书完稿后，笔者曾经将书稿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和张晓波教授征求意见，毅夫回信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很有帮助”。他同时建议笔者把他最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包括进来，以解释世界产业转移的一些现象。笔者按他的意见作了修改，并再次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写得很好。尽管本书的写作是独立进行的，但是可以作为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有关经济结构理论的最新研究的经验补充和验证。

在此我感谢林毅夫教授、张晓波教授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主任对本书出版提供的帮助，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郝小楠、刘京、姚大悦等几位编辑出色的编辑工作，感谢北京大学赵龙吟等同学的助研工作。

张帆
2014年3月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