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中国古代“法律则天”原则概述

“天”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中外古人几乎都把它视作为一个“文化资源的天空”^[1]。然而，由于中外民族形成及发展的环境和路径不同，天空虽然可以说相同，但赋予其中的文化资源却是不同的。中国古人对头顶天空的独特认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可称之为“天学”的理论学说。在这种“天学”中，不仅反映了古人将“自然之天”赋予了神性信仰、并敬其为万能的主宰者而具有实在性意义^[2]，而且还将此赋有“神性”的“自然之天”作为经国济民的最终本源。作为经国济民的极重要一环的法律，就是本源于这个“天”。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法律”概念的运用，当是在一个较宽泛的义界上展开，既包括静态意义上的法律，也涵盖动态意义上的法律。也就是说，无论静态还是动态，中国古代法律均从“天”那里，获取了得以决定自身属性、规划自身内容的根本资源。这就是法史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都引为共识的关乎中国古代法律的“则天”原则，简称“法律则天”。

“法律则天”可说是中国古代法律在设置和运行上的最高原则。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周易》，其《系辞上》即语气断然地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中国古人看来，法律若离开了对“天”的效仿和模拟，就既欠缺正统性、正当性，又没有任何合理性、有效性。历代统治者几乎无一会弃“天”而操弄法律，“则天”前提下的立法、行法是普遍甚至是绝对的治国理念。可以说，统治者（阶层）的“则天”理念和实践在史料中比比即是，俯首即拾。如《尚书·甘誓》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动员令就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恭行天罚”表达的正是“则天行罚”。《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是孔子盛赞尧的“则天”。《春秋繁露·基义》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对礼法“则天”的高度概括。《汉书·刑法志》则明确将“立法设刑”作为“则天”的结果：“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又如《陈书·世祖本纪第三》载天嘉元年十二月乙未之诏：“古者春夏二气，不决重罪。盖以阳和布泽，天秩是弘，宽网眘刑，义符含育，前王所以则天象地，立法垂训者也。朕属当浇季，思求民瘼，哀矜恻隐，念甚纳隍，常欲式遵旧轨，用长风化。自今孟春讫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这是陈世祖学习前王“则天”做法而于春夏不决重罪。又《隋书·刑法志》：“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这是隋文帝以“则天”反驳臣子以行诛杀。^[3]可以说，“则天”的说法非常之多，此不赘举。

当然，“则天”一词也常以“法天”来表达或代替。如《墨子·法仪》：“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汉书·董仲舒传》：“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后汉书·郭躬传》载郭躬被皇帝召问时说：“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后汉书·王符传》载王符《贵忠篇》：“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东汉荀悦《汉纪·哀帝纪下》记侍中王闳之上书谏言：“臣闻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群书治要·典语》：“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全唐文·元宗·顺时决狱诏》：“仲春在候，膏雨频流，故当法天布和，顺时行令。天下诸系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断决，勿有冤滞。”《宋史·王化基传》载其《澄清略》：“国家立制，动必法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论及对“天”的效法时往往与“地”合用。如前举《汉书·刑法志》与《陈书·世祖本纪第三》中的“则天象地”。再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又如《隋书·柳彧传》：“臣闻自古圣帝，莫过唐虞，象地则天，布政施化，不为丛脞，是谓钦明。”《全唐文·陈子昂·为永昌父老劝追尊中山王表》：“伏见陛下则天法地，崇孝临人。”将“天”“地”并说，并非就指两者等位，而是为了说明“天”的延伸和伟大，实际上在古人眼里，“地”最终受制于“天”，“象地”当在“则天”的框架中表达。《汉书·律历志第一》有一段话就较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本书的核心词语之一“天象”，就包含了“地象”在内。

[1] 这里是借用西方学者的一个用语。参见〔英〕米歇尔·霍斯金主编：《剑桥插图天文学史》，江晓原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 卡西尔说：“在神话想象中，总是暗含有一种相信的活动。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去它的根基。”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卡西尔的这一说法，笔者认为同样也适合于中国古代对天的信仰。

[3] 宋人胡寅对此评论说：“则天而行，人君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盛，由此而已，文帝所言，王言也，而其事则非也。宪天者，以庆赏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雨露犹人君之惠泽，雷霆犹人君之号令，生成万物之时，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尝杀物，隋文取则雷霆，而乘怒杀人，其违天多矣。”转引自（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等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