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辛克莱到布思：英国经验研究的发轫

尽管英国出现了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创始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保守的、重视古典和人文教育的英国大学体制中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只有伦敦大学设有一个培养本科生的社会学系，同社会学有关的教育常常是在社会科学系和行政学系分别进行的（参见Oberschall,1972:8—9)。

不过，英国早期的经验社会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学未在大学中立足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相反，英国的改良主义(ameliorism)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促进了经验社会研究的开展。在整个19世纪，改良主义者和改革家们对社会研究的需求占了主导地位，而统计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更是一枝独秀。他们对建构社会理论缺乏兴趣，而将经验社会研究视为改革和立法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改良者的眼中，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在社会个体的不适应。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一系列个体问题，诸如“无知、精神匮乏、不道德、环境恶劣、贫困、犯罪和无节制——尤为重要的是无节制”(Abrams,1968:39)。为了改变这些状况，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以收集个体统计资料为特征的调查研究，并成为广泛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19世纪初大规模的经验社会研究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数量分析研究:1662年，英国布商约翰·格郎特(1620—1674)出版了根据统计数据写成的《对死亡率清单的观察》，这是现代统计研究的源头之一；紧接着，格郎特的好友、数学家维廉·配第以一部《爱尔兰的政治分析》开创了经验社会研究数量化的先河。配第认为，“数能够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将自己的新科学命名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这一名称在整个18世纪都畅通无阻”(Oberschall,1972:16,23)。

统计研究的传统到了19世纪英国改良时期结出了硕果：约翰·辛克莱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间，组织了对苏格兰市民的规模庞大的社会调查。他邀请了许多牧师参与他的活动，从而获得了881个苏格兰教区的统计资料。辛克莱编制的调查表涉及116个项目，其中40余项涉及地理、矿藏资源以及教区历史，另外60余项涉及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死亡率、自杀、他杀、失业人数以及酒徒等。在此基础上，辛克莱编辑出版了长达21卷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年),1834—1845年间又以同样的线索出版了《新统计报告》(Mitchell,1968:126)。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两个线索上展开的：其一是以医生为主开展的公共卫生调查；其二是以统计学家为主展开的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调查。在第一条线索上，爱德温·夏德威克根据他对流行性疾病的研究，提出疾病和贫困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他发动了大规模的环境改善运动；夏德威克的助手、著名的弗劳伦斯·南丁格尔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先驱性人物，她通过收集各类资料在市民和军队中完成了许多医疗和医院条件方面的改进工作(Mitchell,1968:126—127)。而在第二条线索上，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英国曼彻斯特统计学会。这个学会的创始人共有5人，主要的人物是维廉·朗顿和詹姆斯·凯—夏特沃斯。前者于1821年就在利物浦直接接触到贫困现象，并说服后者一同建立统计学会；后者则于1827年自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来到曼彻斯特，并通过了解那里的纺织工人的生活而触及贫困问题。

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出现了低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部分实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法律，而工人运动自宪章运动失败后也进入低谷；其二，以斯宾塞、高尔顿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弱化了人们对改善社会状况的热情。因为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犯罪不应归因于贫穷和缺乏教育，而应归因于遗传和生物学上的特征；而致力于改善贫困者的社会状况的努力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努力不利于社会正常的“代谢”(Lecuyer&Oberschall,1968:43—44)。

值得庆幸的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重起，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也从自由放任重归集体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验社会研究，尤其是贫困研究重新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而其中最卓有成效者是布思和郎特里。

查理·詹姆斯·布思(1840—1916），是英国利物浦一个成功的造船业主。布思对经验社会研究怀有天生的爱好，他“确实是第一个在造船业中使用经验研究的人。因为他深信，收集有关的经验信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Oberschall,1972:98)。不过，布思能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中脱离出来，用曾经在造船业经营中获得成功的方法来研究伦敦工业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妻子玛丽·麦考利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促使丈夫不顾个人的商业生计和健康，去关心贫苦工人的疾病，及其悲惨和乏味的日常生活（参见Simey,1960)。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布思获得了250名伦敦学校委员会督导员的支持。布思和助手在这些督导员的帮助下，同3400条街道上的数万个家庭及其孩子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大批第一手的社会调查资料。这项调查始于1886年,1889—1891年间布思出版了三卷本的《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92—1897年间和1902—1903年间，这部著作又两次扩充，最后成了包括17卷三大集的鸿篇巨制，而三集的篇名分别是《贫困》《工业》和《宗教》。

布思的研究后来推广到了整个伦敦，而新的工作目标使得布思成为“第一批使用系统化的抽样程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布思意识到，如果要掌握每一个人的资料（就像先前的研究做的那样），研究整个伦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设计了抽样技术”(Oberschall,1972:81)。布思将伦敦分成50个区，按照5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列，这5个标准是：贫困率、人口密度、死亡率、出生率和早婚率。进一步，通过计算这些标准的平均值，获得各个区的综合指数。由此，有人认为“布思实际上是‘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的先驱者之一”(Eaton & Harrison,1930:126)。

布思的继承人是另一位企业主本杰明·西博姆·郎特里(1871—1954)。他在19世纪末通过对约克郡的经验调查，出版了《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一项研究》(1901年）一书(Rowntree,1901)。同布思相比，郎特里的研究有这样几方面的改进：（1） 他撇开了中间人（如布思的学校督导员），直接面向工人，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2） 他采用了较布思更为客观的贫困标准，以建立在当时的生理学和营养学基础上的“体力效应”(physical efficiency)及其满足情况作为划分贫困的基线；（3） 在此基础上，他将贫困划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种，前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体力效应”的最低需要的状况，后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体力效应”的状况(Mitchell,1968:132—133)。另外，也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

在20世纪初，在郎特里的研究进行的同时，英国还有许多社会调查都在蓬蓬勃勃地展开，其基本的趋势有两个方面：其一，统计技术在社会调查中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其中鲍莱于1912年在四城镇范围内进行的“生计与贫困”研究出色地使用了抽样技术，并对后来英国政府及民间的经验社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是一些小规模的市民调查(civic surveys），这些在市镇中进行的调查涉及市民的健康、住宅情况、信仰、教育、闲暇、道德状况，以及市镇的工商业情况。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后一类研究“除了在门外汉的头脑中强化了社会学应该同这类发现事实的调查相结合的观念，很少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Mitchell,1968:140)。而英国保守的大学教育体制也不承认这些研究者是自己的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