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代序）[1]
整整20年前，也就是1993年，《江苏社会科学》杂志采访入选“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时，我第一次写下了上面的标题，作为自己的学术格言。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孔令智教授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起，到1993年不过10年，而那时的我也刚刚36岁，正是好高骛远、激扬文字的年龄。在此前一年，邓小平的视察南方谈话再度引来“东方风来满眼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在邓公的激励下兴奋异常，而且这种兴奋第一次与政治无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人“下海”经商的大潮，一时间几乎所有智商稍高一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扑腾着入“海”，让我们这些还待在“岸”上的人在羡慕之余，确实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危机。[2]借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语式，留下还是出走，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我所以留下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源于我对大学校园里自由而富于挑战的生活深怀渴慕，而且也因为我对自己此时从事的专业——社会心理学——“情投意合”。虽然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最初学的是医学，但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相互比着看谁写的作文更长、获得的分数更高。但是，因为我中学时代的物理老师龙传贤先生和化学老师丁又川先生（画家丁方的父亲）一生学养精深但又历经坎坷，导致我们这些弟子都不愿意做中学老师。所以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没有选择文科专业（那时候文科的专业选择很少，在江苏，你如果不能考上南京大学的文史哲三系，大概就只能去师范大学），而去报考了南京医学院。不过，我在南京医学院的生活称得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对那所现在发展得不错的母校缺乏应有的认同。如此，这样一种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在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并有机会以社会心理学为志业时，对这门本来就充满了人生奥秘和大众魅力的学科的倾心之情自然就会坚定不移。
我们说社会心理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富有魅力的学科之一，理由当然可以列举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观察者，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角色，使得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一种现代职业或谋生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力及其规律有着清醒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解和认识的影响。换言之，对行为的领悟常常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这不能不赋予社会心理学家自身的行为以独特性。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自传《绝非偶然》中所言，每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都生活在社会的激流之中，他们醉心于研究每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的，而他们本身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对普通人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 关注，使得他们本人的行为看起来尤为浓墨重彩、特立独行。
尽管阿伦森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绝非偶然”，但我在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时却纯粹是一种“偶然”。因为在大学毕业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开始是想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章益教授或南京师范大学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史研究生的，但在随意翻阅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却意外发现1984年秋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国内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虽然这时的我除了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和学说史有着比较好的基础以外，对社会学可以说几乎是一窍不通，但好在那时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提倡有教无类、兼容并蓄，我记得社会心理学方向甚至可以选考生理学，而那正好是我的长项，所以想都没再想，当即决定报考南开。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有400多人（此后的几年里，每年的报考人数也都在400-700人，而录取则不过30人左右）。虽然我的笔试成绩算不上前几位，但我的面试即口试成绩第一（后来在央视大红大紫的方宏进口试成绩第二），所以不但考上南开，而且顺利忝列6位硕士研究生之中。
我们现在每每招收研究生或博士生时，总是为学生的素质不佳而大为感慨。其实，我们刚刚进南开读硕士时，社会学的知识基本为零。但是，当时的南开或者说南开社会学最大的优点在，她就是能够使一个“门外汉”通过自由的阅读和交流，对一门学科发生真正的兴趣。当时的南开社会学虽然师资也十分匮乏（全职教师拥有副教授职衔的只有一个孔令智），但却请来了诸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家大师，包括费孝通、彼得·布劳、波波维奇、富永建一、蔡文辉、陈元晖等等。尽管大师们的课程有的只有一次两次，但却使我们这些学子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并为这门学科树立了高山仰止的学术标杆。这其实也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人，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被认为是接受过正宗的社会学“洗礼”的缘故。
其实，现在想来，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校园里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而社会学这个被取缔多年、同改革与开放时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那情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验社会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实验场中的遭遇如出一辙。记得有一次南开研究生会组织研究生上街头咨询，几百个研究生按系科分组，唯独社会学系大有“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气势。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市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中经验层面的居多，而无论是婚姻、家庭、儿童教育、家政理财、相处之道，还是改革态势、社会问题、社会舆论、民情社情，社会学的研究生回答起来都如囊中探物；其二，我们那个班的研究生本科除了学社会学的没有，其他学科应有尽有：有学哲学的、教育的、中文的、历史的、政治的，也有学医学的、计算机的、数学的、物理的，甚至还有造船的。这种来源虽然有些庞杂，但也有诸多优势互补的好处。我在毕业很久以后，还常常怀念南开大学的这种自由之风，抱怨南京大学的沉闷。但此后几番回校时，发现这种气氛已大不如前。这时我才领悟，南开的品质是那个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并不是她所独有的。
就是这样，在南开，我逐渐有了一些社会学的感觉或意识。这种社会学的感觉和意识，当然还不是米尔斯所说的那种社会学想象力，即将个人生活的困窘放在宏观的社会背景或环境下探讨的能力，而主要是社会学在切入人类社会行为研究时与心理学的差异。也就是说，心理学往往关心个人，即使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也不过是关心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及其行为；而社会学则不同，它所关心的是群体，是群体间的交往或互动。在社会学家看来，在个体的社会心理之外，一定还存在着表征群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而个体的社会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所决定的。我觉得这个感觉或意识的形成对我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研究极有帮助，因为它促使我在国内最早提倡从社会学的视角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而当时整个中国因为社会学曾经被取消了近三十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进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心理学背景，所以整个社会心理学界弥漫着心理学的倾向。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我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阐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心理学史》《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和《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四本著作，同时还撰文讨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教训，以及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这本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直到现在为止，我所提出的社会心理学是有着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这样三条坚足的金鼎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还有着较大的影响，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家们从非还原论的视角出发，在群体和社会的层面讨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
不过,1993年也就是我写下“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学术格言后，我虽然仍然坚守在大学校园中，但自己的研究兴趣却开始发生了变化。学术兴趣的转向和攻读博士学位有关。那时学校提倡年轻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但鉴于当时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社会学博士，我1987年硕士毕业后到南京大学任教，再北上攻读博士有些麻烦，于是就选择了与社会学比较相近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方向，跟随蔡少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蔡先生对我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尤其在研究领域的选择上更是尊重我自己的意愿，但是，此时毕竟学的是中国近现代史，即使为撰写博士论文考虑，先前的学术兴趣也不能不发生一些改变。考虑到在社会史发展历史上做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一直提倡对一个社会的主观意识或心理构成的研究，并为此创用了心态史(Histoire Mentalites)的概念；加之我硕士时的兼职导师费孝通教授此前一年即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时，回顾自己一生的研究历程时也感慨，以往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还主要限于人文生态的层次，忽略了社会心态的层次，并且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在自己的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之间做某种对接：也就是说，以近代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心态的变迁为题，探求其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1997年，以苏州昆山的周庄镇和温州乐清的虹桥镇为比较研究个案写成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与这本文集收录的论文没有多少关系，但它却是我此前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主题和此后以社会学理论为主题发生微观向宏观转向的一个节点，也是我从单纯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转向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的一个节点。在完成这部博士论文之后，蔡少卿先生就推荐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跟随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做研究。在美国，一开始，我用周庄的资料完成了裴宜理教授“派给”我的任务——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一文；后来看到哈佛的社会学资料颇为丰富，我又受到丹尼尔·贝尔和傅高义(Ezra Vogle)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当面激励，就依靠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给我的研究经费，开始大模大样撰写起三卷本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的第一卷“经典贡献”，这部文集中收录的另一部分论文就是这部著作的副产品。
如果说南开大学的求学经历赋予了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学术认同，那么这一次哈佛大学的访问经历开始赋予我对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研究的学术认同。这样，从2000年5月回到中国后，我不仅在当年的9月就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课程（估计这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设的这类课程）并随后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3]而且在第二年又开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课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成了我学术转向后的两个主要的思考脉络。尽管自2001年担任系和学院的行政工作后俗务缠身，更因为我在此后十年中一直忙于“文化反哺”研究和相关著作的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后两卷一直没有写出，[4]但是因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对理论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考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本文集也因此收录了几篇相关学术论文，它们同样也显露了我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邂逅的学术轨迹。
2010年，在接受《学术月刊》委托秦晨小姐进行的学术访问时，我曾一方面坦陈发生了上述学术转向，另一方面又申辩，即使如此，我也并没有放弃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我在这一领域投入过许多精力，在这方面也形成了比较好的知识背景，所以事实上我一方面摆脱不了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处理诸如社会结构等宏观议题的时候，也常常会发现自己功力不逮，不如面对社会行为或社会心理这类微观议题时驾驭自如。为此，我一再申明，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继续保持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兴趣外，在经验研究中，我将主要研究与中国体验有关的那些微观议题，而将中国经验留给那些对宏观制度变迁有兴趣，也有驾驭能力的学者。[5]一个人不仅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也应该做自己能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没有放弃社会心理学这个最初引导我走上学术之旅的富有挑战意义的论域，我也因此对此生继续做一名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学家深怀认同。事实上，在我即将出版的另一部个人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中，我将继续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对人类行为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兴趣。说到底，那部著作就是一名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重建成长起来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家，对我们这个急速变迁的社会所出现的巨大的代际差异所做的一次系统发声。
2013年夏于南京
[1] 在这篇代序中，我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所给予的诚挚帮助！本书的出版不仅使我有机会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再次美丽“邂逅”，而且也圆了作者能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出版自己著作的梦想。
[2] 1993年底，我曾应海南省委党校邀请去那里举办的研究生进修班讲授社会心理学。其间，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两校“下海”的校友如单正平、刘刚、刘广明、张华、吴士存等10位友人曾联合宴请我，大多“鼓捣”我不要再回去。那时，除了吴士存在海南外办担任处长，这帮先前的同学或同事大多在一些刚刚上市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月收入5000元以上，而且都开着豪车（那时的中国，平均每万人不过只有3—4辆汽车，“豪车”更是稀罕之物）；而我们这些在大学担任副教授或讲师的人月收入不过200或300元，开车的念头更是想都不敢想。记得返回南京那天，在海南机场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张华派车送我，连司机都对我还要回南京感到莫名惊诧。我离开的念头有些“决绝”，有意思的是，此后二十年里我走了无数地方，就是再也没有去过海南。
[3] 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实际上是我的另一部自选集。其中收录的论文，除了少数几篇外，大多是2000年后从事中国研究的作品。
[4]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2002年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广受好评，也因此引发了许多学生和年轻学者对后两卷写作与出版的高度关注。这几年里常常会遇到询问我的写作进度的青年朋友，包括“豆瓣”在内的网络讨论此书的也大有人在。这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我的学术认同，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添了我的学术焦虑，以致常常会有时不我待的感觉。
[5] 在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与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经验”即转型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相对应，我将1978年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所经历的同样巨大的微观嬗变称为“中国体验”，并试图说明“中国体验”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带给13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