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范式：理论是如何左右社会科学研究的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的创用者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不是按照进化的方式发展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量变过程，而是通过一系列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质变过程。这一质变过程涉及不同范式间的转换，即“一个共同体成员（也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技术等的集合”(Kuhn,1970:175)的转换。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发生在20世纪初的那场“物理学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范式（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代替了先前流行的另一种范式（牛顿物理学）而已。

1970年，系统表达库恩上述思想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对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历史的解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五年后，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就借用这套思想写成《社会学——一门多范式的科学》一书，用以解释社会学及其思想的继替与发展。瑞泽尔的创造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在库恩那里，相互竞争和对立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在这里，科学革命被视为科学非连续性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在插曲中，一个旧范式被整个地或部分地为另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旧范式所代替”，或者说，“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Kuhn,1970:92,98），但瑞泽尔没有坚持库恩提倡的这种范式间的非此即彼性，在他看来在社会科学的不同范式之间有着更为鲜明的继承性或包容性。其二，为了使范式的概念能够在社会科学中获得更为灵活的使用，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种意义上使用“范式”的概念：（1） 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不同的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或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是两种不同的范式；（2） 可以用来区分某一学科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如18世纪时的物理学和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或经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时期的社会学；（3） 还可以用来区分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如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同一个时期就有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和霍妮等不同范式。就瑞泽尔本人来说，他认为最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最为普遍也最为有效，因此，在他看来，“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Ritzer,1975:7)。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范式流行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第一个案例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写成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将十年前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理性资本主义的思考推演到中国，他想讨论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物质—制度层面的考察，韦伯证实在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封建俸禄国家、宗族组织、乡村自治和法律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因素；进一步在精神层面——主要是对宗教（也就是儒教和道教）的考察，他也发现中国产生不了以理性的资本核算为集中体现的资本主义。

韦伯的观点里包含了这样两个结论：其一，像后来的帕森斯所认同的那样，“只有理性资本主义才是现代化之路”，如此，所谓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就是理性化增长的过程；其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它本身是不能孕育出所谓理性资本主义的。韦伯的观点通过帕森斯影响了美国战后整整一代学者，比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领军人物——费正清，以及历史学家列维、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等。帕森斯的影响，加上20世纪50年代前后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形成了后来左右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试图以美国为例，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树立一种实现现代化的通行的发展道路。鉴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如火如荼，现代化理论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后者希望这一理论能够阻止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由此，现代化理论就从一个原先信奉价值中立的理论最终演变成一种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雷迅马,2003)。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影响到战后社会科学的走向。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例，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费正清提出了“冲击与回应”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变迁。换言之，在费正清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轴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中国虽然对这种冲击做出了回应，但是由于这个老迈帝国行动迟缓，所以它的回应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尽管费正清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现代化不会不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不能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但是他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工业化、经济福利、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与当时正在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却几乎完全一致。其实不仅是一个费正清，在费正清之后，无论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还是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尽管他们对西方的冲击性质评价不同（列文森认为这种冲击是积极的，而佩克则认为这种冲击是造成中国近代灾难的原因），但都一致认为中国的近代变化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

第二个案例还是与帕森斯有关。众所周知，战后美国社会学处在帕森斯一统天下的局面当中。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美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均衡社会，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听到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声音，即使有批评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英年早逝的左翼社会学家米尔斯为例，尽管他在诸如《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权力精英》(1956)、《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美国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但在帕森斯的理论“阴影”之下，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看到“只有米尔斯才能够看到别人所无法了解的真相”（沃尔夫,2004:468)。一直到米尔斯死后多年，特别是帕森斯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美国社会的真实本质与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揭示的一模一样。直到此时普通人才看到，原先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生活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究其根本也不过是一个或受制于企业大亨，或受制于军方大佬，再或受制于政界要人的国度。换句话说，尽管米尔斯早就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但是因为他的时代没有到来（这有点像当年尼采的境遇），给予他的掌声只能在他死后才能响起。

1998年，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在谈论中国研究的趋势变化时曾说过，学者们描绘出的中国图景的变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反映，也不是单纯的数据累计的结果，“而是理论、数据、舆论之间三方面对话的结果”（赵文词,1999:37)。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理论就是某一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范式，数据是你是否能够获得以及如何获得资料，而舆论则与社会或大众的关注度有关。结合我们这里的讨论，流行的理论范式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研究，是因为它不但影响到我们选择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科学领域一样也有时尚的问题(Sperber,1990），也影响到我们对资料的解释与分析。以威廉·加姆森讨论过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为例,1979年前，人们讨论核电站时，“进步”是基本框架，“核电”是无可争议的技术进步的象征；而在事故之后，框架则成为“公共责任”，在这样的框架下“核电”自然成为不可信赖、贪婪的象征(Gamson,1992:52)。我们在早几年也讨论过，在刚刚改革开放时，“开放”和“发展”是媒介和学界讨论时依据的基本框架，这导致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轻视，但到了国家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后，公共性的解释性框架发生了变化，其基本的主题成了“协调发展”。在新的框架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自然就成了单纯的GDP崇拜的象征，这影响到人们对发展的看法，也引起了人们对环境整治的重视（周晓虹,2008)。这一切都说明，流行的理论范式即一段时间内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信仰和程序，参与了人们对问题的建构、解释和分析过程，它们影响到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