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表达

第一节
现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

认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前提是：作为第三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性，有着与西方不同的语境。中国是在近代以来不断被列强打败、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形下开始建构现代性的，因此，中国的现代性自一开始就是多元复合的，其本身话语也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而正是多重现代性话语冲突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我们以往认识中国现代性的误区，可能就是将其理解为一元性或中心性的现代性。目前，学界对现代文学史知识的认知，已经落脚于其现代性的获得上，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什么呢？

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产生于启蒙与工业革命后新的世界体系之中。一种理解模式是韦伯式的，即启蒙主义之后理性的发展，工业时代与世界市场的建立，世俗化市民社会的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与现代社会组织。在中国文学中，迄今为止，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几种现代性，一是关于革命的现代性。学界已有人从民族国家的建立上去认识，并构筑了一套文学史叙述，即左翼的文学史叙述或革命叙述，构建了一条典型的文学史发展史论，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进化线索；二是启蒙现代性，即以“五四”启蒙运动中的科学、民主、理性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角，并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弱化、复归又弱化的过程；三是“日常性现代性”，即将晚清文学看作起点，并把现代性的历史看作其被压抑的过程。这种现代性在1930、1940年代上海文学中昙花一现，又在1990年代得以回归。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原因，一是，此三种现代性在遵循自身历史逻辑发展的欧洲国家，可能是一体的，但在后发国家当中，可能会产生矛盾冲突。比如，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并以此建立资本主义、科技发展方面特有的殖民性过程，是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违背的，世界主义的广泛模式与民族国家建立的焦虑之间的紧张始终存在；二是各个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社会中心任务，使得某种现代性获得发展，而另一种现代性却被压制，形成断裂与置换的图景。这种情形，往往被学者们制造成不同的文学史叙述。

概而言之，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是世界主义普遍模式与民族国家焦虑之间交叉纠结的结果，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日常现代性此长彼消。

一、晚清和“五四”——现代性的多元与一元

从晚清到“五四”，是一个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这一时期，进化论分别以宇宙观与工具论的方式进入文学视野，并逐步转向工具论的实用理性，初步诞生了世界主义的中心/边缘的基本模式，并出现了多元现代性向启蒙现代性的过渡。在地域上，则由上海等口岸城市中心转向北京新文化中心。晚清文学，开始出现在世界主义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想象，这种想象从黄遵宪、王韬、薛福成等第一代游历欧美的文人开始，继之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夏威夷游记》以及晚清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中得到集中体现。事实上，这一现代性并未被压抑，它在“五四”文学中也得到继承，并与“改造国民性”这一世纪主题相连。这一情形开启了两个新文学的传统，一是世界主义背景下的世界中心/边缘概念，即中国文化的改造问题，二是有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表述。另一种现代性，多存在于早期通俗小说中，即所谓“日常性现代性”，而且确如王德威所说——“被压抑”了。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基于市民社会雏形而产生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即“私性”。这一情形只能存在于口岸城市，并在以后成为隐形的线索。

“五四”时期的城市题材小说，即建立于世界中心/边缘的基本框架中。鲁迅与创造社小说大都以启蒙现代性为观照，表现新旧文化的冲突。由于漠视城市的日常经验，城市经验与背景是很不明显的。在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作品中，城市被抽象出“新文化”这一理念，表现出立足启蒙而疏离乡村（或立足域外而疏离中国）的状况。虽然创造社有关情爱生活的描写与城市日常性稍有接触，并被普罗小说所继承，但“革命加恋爱”与恋爱服从于革命的写作模式，表明微弱的日常性最终被革命的现代性叙述代替。

二、1930年代——左翼与新感觉派的城市现代性

193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城市文学作家，将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民族国家焦虑发挥到极致。他们将上海等工业城市经济、政治纳入到世界经济背景中考察，结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之下，中国城市更加边缘化了（即破产）。不同于以往普遍的世界主义意识的表述，茅盾表明了中国城市社会总体的边缘化，以及在世界主义视野中对世界主义本身殖民性的思考（中国被西方经济侵略，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获得现代化）。同时，左翼文学将这一结论最终导向有关民族国家的革命叙述。不同于晚清的民族主义叙述与“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叙述，左翼文学将其转换为阶级立场，即希望以阶级斗争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它暗示了吴荪甫等资本家不能代表国家的未来，这一使命被赋予在既体现工业化的现代性又体现了阶级立场的国家力量——产业工人身上。

巴赫金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心/边缘的总体世界历史格局有关，即所有边缘都向中心社会普遍原则靠拢，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即体现于此。在环境与人物的典型性当中，茅盾的文学创作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工业经济以及相伴随的社会组织对城市现代性的主导，包括中国城市经济、政治与世界中心的联动，乡村政治、经济与城市中心的联动，人物的各种属性（伦理、政治的）对经济中心属性的附属（如冯云卿），城市中心现代性对乡村性的摧毁（如吴老太爷、惠芳、阿萱）。基于这一原则，茅盾的《子夜》对上海进行了潜在结构上的现代性想象，即上海非常资本主义化。这一潜在主题，与表层结构中的“中国更加半殖民地化了”的显性主题发生了游离。这也是茅盾基于特殊立场的民族国家想象。茅盾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将对于上海的表现建立于世界主义普遍原则之上，但是既立足于世界中心/边缘，认为中国处于世界主义进程的边缘，同时又立足于民族国家想象，赋予上海充分的现代性意义。两者都来自于“现代性”的“上海想象”。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在于茅盾的《子夜》并非个人的经验叙述，而是完全在替国家说话。这制造出城市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以国家叙述代替城市叙述或上海叙述，有时会违背城市自身的历史逻辑。这在1950—1960年代，甚至1980年代的文学中相当常见。

海派文学本身常被视为现代性表达最为强烈的文学形态。新感觉派基于世界主义普遍原则，把个体生存经验化为城市自身的艺术呈现方式，将上海写成巨大的物质乌托邦，大量描写性、竞技、酒、恐怖、高大建筑、热、异国等冒险体验，带有欧洲在场的殖民色彩。同时，新感觉派又将文学中的场景、人物（特别是女性）符号化。其城市呈现方式带有非市民性体验的特征，如鸟瞰、漫步、男女聚散、现时当下特征、摄影蒙太奇、语言暴力，殖民主义特征在世界主义的总原则下也掺杂其中。

不过，海派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矛盾体。虽然海派作家大都在表达消费现代性（物质、欲望），但是，新感觉派作家的消费现代性中心的物质乌托邦，又与张爱玲、予且等人的日常生活现代性不同。前者建立于世界主义普遍原则，而张爱玲则带有个体生活经验，比如日常市民所感到的末日感、不稳定感等等。而且，新感觉派自身也不统一。虽然都表现出某种“反现代性”，但施蛰存等人的反现代性立足于乡村立场，比较接近张爱玲的上海本地经验的表达。而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反现代性则有虚拟特征。比如，刘呐鸥就有将乡村场景都市化的做法。施蛰存等人所触及的上海乡土特征构成了其反现代性的一面，在此派当中显然不占主流，这与人们（读者）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现代性想象有关。但这一表达在施蛰存这里也是有缺陷的，即他只以单纯的“城—乡”冲突组织叙事，而没有将其化为上海城市自身多元性特性的表述。相比之下，张爱玲将乡土中国背景化为都市自身的民间性，从而克服了这一缺陷。

总而言之，在现代阶段，中国曾有过较成熟的城市形态与较发达的城市文学。这是一种基于上海、北京等城市文化，特别是上海城市多元文化的文学形态，并且已经形成以茅盾为代表的描写城市殖民形态及其走向的大传统与张爱玲从日常性展开的描述口岸城市中西杂糅文化的小传统，以及老舍所展现的描写传统城市形态的京味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