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老北京”与“新北京”
——“帝都”“家园”“首都”与“全球化”都市

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北京”的叙述，有着三种“北京”^[1]城市形象。一是由八百年明清皇城而来的“帝都”形象，以及自1927年以后随国民政府南迁之后的“废都”形象。这在老舍等人的文学文本中已有描述。老舍笔下的一些虚拟的古城，其实也是北京的另一比附，无非是借此不受情感干扰地写尽北京的非现代性状态。比如，“猫城”（《猫城记》）、“文城”（《火葬》）、“云城”（《牛天赐传》）等等。这是因为，这些虚拟的城市与北京有着同样的形态。比如“猫城”：“整个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建筑物“四面是高墙”。由于这一形象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北京由“帝都”而来的“废都”形象。我们看看周作人的感受，从居住在北京开始的二十年间，周作人不过出去十数次而已，而且时间都不长，因为他对北京确有情分。周作人曾寻找自己喜欢北京的原因：“……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从别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这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制……”^[2]按周作人所说，他喜欢北京，除了气候原因之外，还有的就是北京的所谓的“大气”“没有统制”。在这个“大气”背后，隐含的仍然是北京的“废都”意味——只有被废，才会没有“统制”。这样的北京，虽然仍有旧帝都的“大气”，但是如同陶然亭一样，总不免有些落寞。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北京的感情中有许多的不平之气。这当然是出于对国家政治的不满，但作为对具体的城市形态的表现，就是北京没有“统制”的散漫无序，即北京作为“废都”给予人们的不良情感基础。毋庸置疑，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北京文化、北京居民的批判。比如章依萍就曾经说道：

北京，北京是一块荒凉的沙漠：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花。灰尘满目的街道上，只看见贫苦破烂的洋车威武雄纠（赳）的汽车，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鲜明整齐的军衣在人们恐惧的眼前照耀。骆驼走得懒了，粪夫肩上的桶也装得满了，运煤的人的脸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这污秽袭人的不同状态里，看出我们古国四千年来的文明，这便是胡适之梁任公以至于甘蜇仙诸公所整理的国故。^[3]

所以，作家们有时虽然不断信誓旦旦地表述对北京的向往，但一旦久居，便会不堪忍受其落后与封闭。到1930年代，“文学中的北京”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边疆叙事”了。恰如当时京派和海派对于北京的表现，是相对于发达的上海而言的。叶灵凤曾将北京唤作“沉睡中的故都”^[4]。1930年代，林庚曾说到北京给人的“边疆”感觉：

所说北平的城市，并非即指北平今日的人，今昔人之不同千百年来已有很大的划分了。也正是因此地人工所该做的前人已做得太好，这些今日的人，虽仍所受的陶冶与江南不同，且时时因前人伟大的遗迹而得着雄厚深远的启示，但如今剩下的似只有那若近消极的沉着的风度，却不见那追上前去的勇敢了！久住在江南的人若初来北平，必仍有一种胸襟开阔的感觉，那是纯由于前人历史上的痕迹是太足惊叹而动心了。而久住北平的人呢，却是受了百年来旗人懒惰的习气；五四以来似有希望的一点朝气，又被压迫得只可闭门读书；因此如今的北平似更深沉，却只是一种的风度了！九一八以来，市面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北平故都的身份全然失去！渐来的是边疆之感了！^[5]

但是，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观念中，存有一个基本的心理结构，即理性与乡情的纠结。前者，是新文化人受新文化思潮与西方文化影响所致，形成进化主义论的中与西、城与乡、落后与保守、东方与西方等两元对立思维模式，并具体作用于对上海的理性认识中。后者，则是作为一个不能脱离传统的文人内心情感的心理模式，往往体现在他们对乡村与乡村型城市的情感维系之中。在这个心理结构中，上海只是文化人理性的一极，而另一极，则系于乡村，或者乡村型的城市——北京。

中国作家对现代城市的恐惧与疏离，使心理中“非都市化”倾向至为浓重，而“五四”以来的民粹思潮又使之更为强化。由于北京城市的乡村文化样态，使许多作家于情感上感到一种亲近，“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挑除在外”^[6]。老舍曾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7]在众多作家心中，“家”的定义是由北京提供的。1930年代的文人曾一再谈到北京“住家为宜”。这个“住家”的概念，或许在心理学上的含义更多一些。它意味着传统文化为现代人们留下的一份审美意义，一种心理归属感。或许，这种心理满足，在北京尚属北洋政府驻地时并不明显，而当北京不再是首都，成为一座纯然的文化城的时候，就显得尤为浓烈了。在“五四”与1920年代，我们很少看到作家们写作眷念北京的文学。而1930年代，作家们对北京的向往与怀恋却达到了顶峰。1936年，在上海的《宇宙风》杂志曾陆续推出“北平特辑”，共出3辑，其中大部分文章又以《北平一顾》为题结集出版。同时《立言画刊》《歌谣周刊》也设立了不少有关北京风情的专栏。有趣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生活于上海，个中意味，颇耐人仔细品尝。1930年代是上海等现代城市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作家们愈是紧紧追随现代性的社会，以求与时代发展同步，便愈是感到寻求审美诉求与心理归属的迫切，愈是需要在内心留一份传统情感的位置。概而言之，眷恋北京，恰恰是出于对上海生活的一种补偿。老舍说：“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8]不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们眷念北京，而且，南方等地的文人也将北京视为自己的归属，甚至目为第二故乡。郁达夫曾经写过《故都日记》，其中提到，他曾经去过的北京胜景有北京大学、天坛、景山、故宫博物院、北海、中央公园、琉璃厂、天桥、东安市场以及北京的各种饭店。^[9]事实上，这些地方基本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笔下的北京的空间构成。在整个民国时期，出现在知识分子笔下的北京城市空间主要是天坛、北海、陶然亭、钓鱼台、卢沟桥、西山、松堂、圆明园、清华园、八达岭、长城、妙峰山、潭柘寺、先农坛、天桥、胡同等旧京场景。可见，文人眼中的北京并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普通百姓生活的北京，而是由“帝都”转型过来的公共园林景观和富有文人气息的文化之都。他们喜欢的，当然也是他们所描述的作为公共园林景观和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所以，郁达夫说，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10]。当然，对于旧北京的描写，也不乏脱开景物，直接表达感情的，但这种情感式的表现，同样脱离不开北京上述空间性因素的支撑。比如，周作人虽是南方人，但是对北京却情有独钟，“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其间曾经回绍兴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又到过济南一次，定县一次，保定两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则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于我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与我很有些情分”^[11]。郁达夫在游历北京之后曾说，一离开北京，便希望再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历，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浓，格外的切”^[12]。久居沪上的洋场摩登文人叶灵凤，也在上海的“十丈红尘”之中，“渴望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13]。

文学中北京的第三个城市形象，是在解放后的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这时北京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心之一的“圣地”。这时的北京城市概念，几乎被删除了除此以外的所有城市意义，比如“故都”“废都”“家园”等等。除表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政治意义之外，就是作为“全能型”城市发达的国家工业化意义。也即，“新北京”与“新上海”城市概念一样，其着眼点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公共化”和“工业化”。这是本书所要详细论述的，这里不拟展开。

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又出现了一个北京城市概念。这就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都市”形象。这种“北京”城市概念，先是由徐星等人对于城市青年反叛文化的叙事开始的，而后由王朔在“消费”意义上的文学中展开，并在邱华栋的北京系列小说中达到高潮。其间，当然伴随着北京“亚运会”“世妇会”“奥运会”等一系列的“全球性”事件，以及“鸟巢”“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14]等试验性建筑关于“国际都会”的现代性诠释。在邱华栋等作家笔下，“北京”成为无任何地域、国家、文化因素的国际性建筑与享乐设施的铺排，如他所说：“以我的作品保留下90年代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符码。”^[15]我们不妨看一段描写北京东三环路的文字：

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拐入东三环高速公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广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美国底特律、休斯顿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16]

如此“巡礼”式的城市物象罗列，可以看出当代某些作家对于北京的想象：城市只是物质的构成与基于物质的“国际化”经验。他们总是追索着“北京”呈现出的“域外”效果，而避免对“老北京”城市史的深究。在新的“新北京”传奇的叙述中，他们将中国城市的任何历史逻辑与记忆统统排除在外了。

[1] 北京在1927年之后改称“北平”，至1949年又恢复“北京”旧名。为了论述的方便，除引文外，本书一律称为“北京”。

[2] 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姜德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3] 章依萍：《春愁》，《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姜德明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4] 叶灵凤：《北游漫笔》，《灵凤小品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96页。

[5] 林庚：《四大城市》，载《论语》1934年第49期。

[6] 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7] 老舍：《想北平》，载《宇宙风》1936年第19期。

[8] 老舍：《想北平》，载《宇宙风》1936年第19期。

[9] 郁达夫：《故都日记》，《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姜德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8页。

[10] 郁达夫：《住所的话》，载《文学》1935年第5卷第1期。

[11] 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姜德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12]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载《宇宙风》1936年第30期。

[13] 叶灵凤：《北游漫笔》，《灵凤小品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96页。

[14] 这些建筑由于完全没有任何民族建筑因素，使北京成为了全球试验性建筑设计的试验场。北京本地人对其有一个“解构”的说法：即“鸟巢”“鸟蛋”（指国家大剧院，也称乌龟蛋、乌龟壳）、“鸟腿”（指中央电视台新址），另加中华世纪坛为“鸟屎”。其中，最有解构意义的是中央电视台新址，由于其呈现出倾斜状，也被叫做“大裤衩儿”。这种情形，清楚地表明北京百姓对于无风格、无地域指向的“全球化”符码的抵制。

[15] 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16] 邱华栋：《手上的星光》，《新市民文丛》，周介人，陈保平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6页。